2024年11月，葛墨林在天津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楊振寧去世后的幾天里，葛墨林心情很沉重，一直不怎么說話。
這位87歲的理論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南開大學教授，在規范場論和量子群等領域作出了卓越貢獻，而他學術生涯的轉折點，清晰定格在與楊振寧初次見面的那一刻。此后近半個世紀，楊先生于他，是師，亦是友。
2024年秋，《環球人物》記者聯系到了葛墨林。得知要談楊振寧，他欣然應允：“我這一生之所以有發展，與楊先生的培養密不可分。可以說沒有楊先生，就沒有我的進步?！?/p>
從葛墨林的回憶中，可以窺見楊振寧這位科學巨匠對中國物理學的深沉托舉——他點亮了一盞燈，而后，燈盞長明。
以下是葛墨林的講述。
“看東西特別靈”
我年紀大了后，很少去外地，但每次見楊先生，印象都特別深。比如2023年，我去清華大學看望楊先生，那時他已是101歲高齡，行動慢了些，需要拄拐杖，右耳聽力也不太好，所以我們習慣坐在他的左邊。令我十分驚喜的是，他的思維依然十分敏捷。
席間我們不知怎么，聊起了中國科學院院士、2016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趙忠賢。楊先生跟趙忠賢很熟，我跟老趙也是老朋友了。楊先生問，趙忠賢現在怎么樣？我說，他身體不是太好，有時候還吃藥，他還年輕，比我小5歲。楊先生立刻說，不對，他比你小3歲。后來我一查，老趙果然比我小3歲。所以你看，他腦子特別清楚，反應特別快。
還有一個讓我印象特別深的細節是，楊先生做了一輩子學問，眼睛始終炯炯有神，看東西特別靈。那次見面，他笑著對我說：“我有信心活到102歲?！?/p>
葛墨林（右）與楊振寧（中）、翁帆交談。（受訪者供圖）
楊先生的長壽，與翁帆對他的照顧有密切關系。2003年楊師母杜致禮去世后，楊先生住到了清華大學為他準備的房子里。我在南開工作，放心不下，時常去看望他。楊先生不太會照顧自己，有一次，我一進門，看見楊先生穿著睡衣，臉色枯黃。一問才知道，楊先生參加了一個宴會，可能吃壞了東西，回來后一直拉肚子，還伴隨發燒。楊先生也不說，全靠自己在家吃藥，慢慢恢復。
翁帆在就不一樣了，她照顧楊先生很細致。冬天，楊先生一披衣服就要出門，翁帆會拉住他，幫他把圍巾系好。每次楊先生請我們吃飯，總是翁帆拿個小包去付錢，他們生活節儉樸素。
翁帆把楊先生照顧得很好，這是有目共睹的，難得的是，他們還能聊到一起。我這個人沒什么藝術素養，有一回，中華世紀壇舉辦一場法國藝術展覽，楊先生叫我一起去參觀。老實說，我看著那些畫，尤其是抽象派作品，感到一竅不通，可楊先生和翁帆兩人討論得興致勃勃，說這畫怎么看、好在哪兒，我在旁邊聽著，覺得挺有意思。
楊先生在日本有一位好朋友，也是位物理學家，他六十壽辰時，楊先生覺得自己應該到場祝賀，但楊先生年紀大了，不好坐飛機跑那么遠，于是讓翁帆代為前去。
早年間，這位物理學家發現了電磁波的一個物理現象，楊先生得知后很興奮，跑到日本去看他的實驗，兩人因此結識。后來楊先生推薦他角逐諾貝爾獎，雖然沒得成，但他特別感激楊先生。
楊先生看到年輕學者在學術上有新進展，就特別開心。
“一句話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與楊先生初次見面是在1977年。那時我在蘭州大學物理系工作，跟隨我的導師、理論物理學家段一士先生做“楊—米爾斯規范場論”相關研究。
那年楊先生回國講學、訪問，其間要去敦煌考察，途經蘭州。因為之前聽人介紹過我們的研究，楊先生提出想順訪蘭州大學，聽聽近幾年段先生課題組關于規范場研究的報告。
得知要向楊先生匯報工作，我非常興奮，我愛人秦世芬也很開心。她想為我找一身體面的衣服，但當時我的工資不高，經濟條件不太好，她翻箱倒柜好一通才找出一件皺巴巴的藍制服上衣，那是結婚時買的。她還特意用裝了開水的大茶缸，幫我把上衣熨得平平整整。不過她找了半天也沒找到一條不打補丁的褲子。后來我就穿著一條打著小補丁的褲子參加了報告會。
報告很順利，楊先生對我們的工作很認可，評價道：“非常妙！不是一般的妙！”這些工作是以段先生為主開展的，但楊先生的肯定還是讓我備受鼓舞，多年后回想起來依然興奮。
楊先生對年輕人的鼓勵真誠而溫暖，對我之后的研究志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那之后，我便把主要精力集中到規范場理論的研究上來。
1980年1月，廣州粒子物理理論討論會召開，盛況空前，楊振寧先生、李政道先生都來了，段先生和我也參加了。會議進行到第二天或第三天的時候，我去和楊先生打了個招呼。我說：“楊先生，我是蘭州大學的葛……”記憶力超群的楊先生立刻說：“葛墨林！”
也是在這次會議期間，我偶然得知國內學者可以申請出國進修了?？晌覍ο嚓P流程一無所知，又覺得這件事離自己有些遙遠，便暫時只當成一個念想放在心底。
見到楊先生后，楊先生問我工作上有什么想法，還有什么困難，我說，我也想出國，多了解一些國際物理研究的最新進展，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不知道有沒有可能。楊先生沒說話。會議結束前兩三天，晚上有個大派對，突然有3名華人物理學家來找我。他們說，楊先生說你要出國，我們來談談，看看你是否愿意過來。
我很意外，楊先生竟向他們推薦了我，這讓我非常感動，也讓我真切感受到楊先生對國內年輕科研人員的關心和提攜。
我選擇了美國華盛頓大學。會議閉幕后，我去找楊先生告別，感謝他對我的關心，并匯報自己出國進修的選擇，沒想到楊先生說：“你干脆來Stony Brook（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吧?！边@是楊先生自己所在的大學。
這一句話改變了我的一生。后來，我就這次推薦問過楊先生三次?！皸钕壬敵跷叶紱Q定去華盛頓大學了，是什么促使您提出讓我去石溪？”楊先生說，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許這就是冥冥中的緣分吧。
“寧拙毋巧，寧樸毋華”
1980年秋天，我抵達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由此開啟了我新一階段的物理研究。
在石溪，我強烈地感受到，楊先生想盡辦法把我們這些國內的年輕學者拉到世界前沿。我前后去石溪訪問了7次，第一次是公費訪問，之后的6次都是楊先生出錢，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
楊先生叮囑我，做研究最重要的是找準方向。怎么找？看國際最新研究動態，還要有自己的特色，結合這一領域的發展趨勢和個人特點去做。所以我做“楊—米爾斯規范場論”相關研究，這個方向比較適合我。20世紀80年代我們在美國一本期刊發表的文章，20多年后還有人引用。
1986年，南開大學數學所要成立理論物理研究室。這個研究室是楊先生一手推動創建的。理論物理跟數學的關系非常緊密，國際上幾乎所有數學研究機構都有理論物理研究室，所以數學家陳省身先生從1985年在南開籌建數學所開始，就邀請楊先生在所內辦一個理論物理研究室。
楊先生問我愿不愿意到那邊去做研究，我很高興能有這樣的機會，蘭州大學也很理解和支持我的選擇。1986年6月，楊先生和我陸續到了南開，開始正式籌建理論物理研究室。此后直到1995年，楊先生在中國的學術活動主要在南開進行，為這個研究室的發展、南開的發展、中國物理學的發展出了許多力。
楊先生建議我們做辮子群，這是數學中一個重要的代數結構，在拓撲學、物理學、幾何學等領域有重要應用。當時美國在該領域做得最好的學者叫考夫曼，楊先生就把他的講義寄給我，我們和學生一起學，那真是教學相長。
2007年12月，楊振寧在南開大學發表演講，受到師生熱烈歡迎。（視覺中國）
楊先生每年回南開一次，我跟他匯報工作：進展是什么，困難是什么。那時候楊先生就提醒我，要多關注“玻色—愛因斯坦凝聚”這個方向。我們研究室的學生孫昌璞便著重留意了這個領域，一路深耕下去，2009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這么做了一兩年，學生入門了。楊先生的一個指示，我到現在都記得非常清楚。他說，你看某個問題國際上誰做得最好，就把他請來作報告，和學生們討論。
但有時候國際大咖也不是那么好請，有的是楊先生親自請，有的則是我去邀請。楊先生叮囑我，有些學者他不便自己邀請——他要是出面，對方可能會誤以為是在施加壓力，反而適得其反；我以晚輩身份去邀請，效果反倒更好。像美國物理學家弗里曼·戴森，很倔的一位老人，我一請，他就來了。這些學者知道楊先生關注南開，慢慢地都匯集過來。我們每年舉行學術活動，有時來60人，有時來40人，規模最大的一次來了250人。就這樣，我們逐漸跟上了國際前沿，像孫昌璞，文章多得不得了——他畢業前甚至打壞了一臺電動打字機。
楊先生考慮得非常細致。舉行國際學術會議，錢從哪里來？楊先生說他來想辦法。那時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博文講座教授，從香港募捐來了很多東西，包括計算機、打印機等?？紤]到外國學者愛喝咖啡，楊先生還專門給我們弄來了咖啡機。
這些學者的講課費也是楊先生從香港募捐來的。有一次我去機場接他，他遞給我一個包，里面是按照面值分好的一捆捆現金，他特地把這些錢換成20美元面值的，好用著方便。我特別感動。
博士論文答辯的方式也是楊先生出的主意。他說，你跟研究生討論，讓他自己估計自己的水平，在哪一級答辯。于是我們劃分了三個層級：第一級，世界上這一行的權威來給你主持答辯，你敢不敢；第二級，國外學者也有，國內學者也有——當時都是院士級的了，你同不同意；第三級，前兩檔你覺得自己都不行，只想畢業，也可以。
孫昌璞答辯前，我問，你敢選第一級嗎？他說敢。當時正好有個國際會議在南開舉行，我們邀請了好幾位頂尖學者參加他的答辯：答辯委員會主席是當時美國《數學物理雜志》主編比德恩哈姆，他是群論方面的國際權威；答辯委員會委員有菲爾茲獎得主沃恩·瓊斯、日本物理學家和達三樹等。孫昌璞面對這么多大咖，被問了個頭昏腦漲，一直在擦汗。不過最后大家一致通過，認為他寫的是一篇好的博士論文。
1991年、1992年、1993年這3年，我們研究室的孫昌璞等3位博士畢業生都去了石溪，在楊先生身邊工作了一年，費用均由楊先生出。這幾乎成了研究室的一個慣例。
2001年4月，楊振寧為葛墨林題寫的寄語。（受訪者供圖）
楊先生一直和我強調“寧拙毋巧”，就是開始笨點兒不要緊，不要投機取巧；“寧樸毋華”，就是要樸實，不要華麗。這兩句話成為我做學問的準則。
經過幾十年切實的工作，現在南開的理論物理研究室在量子可積系統、“楊—巴克斯特方程”、量子群等理論及其物理應用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績。
“自然而然的事”
1989年底，我在石溪楊先生處訪問，從一位老友那里得知，李政道先生要于第二年在蘭州大學組織一次核物理方面的國際會議，需要一位得力的組織者。
原本組織者是我在蘭州大學的一名同學，但他正在美國伯克利工作，趕不回去，就想請我回蘭州大學代為組織。我征求楊先生的意見，希望可以早點結束在石溪的訪問，提前兩三天回國。楊先生聽后立即說：“不，你早一周回去，好好組織。”而且這一周的工資照發——那真是好多錢了，一個月5000美元，一周多少錢？
當時我們想邀請日本核物理學家有馬朗人參加。有馬朗人在石溪工作多年，與楊先生關系很好，所以我請楊先生出面，幫忙邀請對方。楊先生爽快地答應下來，說過幾天要參加有馬朗人的慶壽會，到時動員他參加。幾天后楊先生邀請有馬朗人時，正好我的朋友在旁聽到，通過電話告訴了我。雖然有馬朗人最后沒能參加會議，但楊先生積極促成的態度讓我們感動。
那次李先生在蘭州大學組織的國際會議取得了成功，李先生很高興，還請我吃飯表達謝意。
楊先生和李先生在支持祖國科技事業發展這件事上，態度和想法是高度一致的，他們很多時候都在默默地為對方做的事助力。
曾有一段時間，學界提名楊先生再次角逐諾貝爾獎的呼聲很高。1990年前后，楊先生一位瑞典的朋友去看他，我也在場，吃飯時這位朋友委婉地跟楊先生說：“你要是在政治上有所表示，對再次拿諾獎可能會有幫助?！睏钕壬⒓椿卮穑何也蛔鲞@個事情。
楊先生不止一次和我們講，他們那代人的經歷決定了他們必然懷有一顆愛國心，捍衛祖國的尊嚴和榮譽，為祖國科技發展貢獻力量更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有幸認識楊先生40余年，彈指一揮，我也是年過八旬的老人了。回看這些年的點點滴滴，楊先生的身影始終清晰。那些他教會我的、留給學界的，早已深深融入我做學問、做人的底色。
《環球人物》記者 劉舒揚
更多精彩內容
責任編輯：蔡曉慧聲明：版權作品，未經《環球人物》書面授權，嚴禁轉載，違者將被追究法律責任。
我要糾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