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大學學者派克：美國應學會如何與中國合作

“如今，‘一個經濟不斷發展的中國符合美國利益’這樣的觀點幾乎很難聽到了。”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和國際關系學者詹姆斯·派克日前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表達了對美國決策者的失望。談及近期的美國高官訪華和中美外交高層互動，這位希望恢復美中各層級合作的知名美國學者強調，美國包圍中國的政策不會有效，必須要想辦法和中國達成和解。派克認為，美國應認識到“政策的危險性”，從中國崛起的角度重新看待多極世界，并學會如何與中國合作，而這也是許多“南方國家”所熱切希望看到的。

“時間的流逝只會進一步表明美國政策的危險性”

環球時報：您前不久來郵件說，“很高興看到《環球時報》最近對美國語言學家、哲學家諾姆·喬姆斯基的專訪”。能談談您的感受嗎？

派克：半個多世紀以來，喬姆斯基一直是美國最敏銳、最知名的知識分子之一，他批評美國的政策并認為其應對全球許多不公正現象負責。今天，當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將中國妖魔化為“一股可怕的、威脅性的力量”時，喬姆斯基的觀點再次與美國現行政策及其所服務的利益（團體）形成鮮明對比，并對后者發出警告。

正如喬姆斯基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所揭示的那樣，我也想強調一下我所認同的批判性見解。首先，美國和中國必須要想辦法達成和解，以應對核危險和氣候危機等問題，這些危機需要前所未有的全球治理。華盛頓當前的地緣政治戰略無法應對這些危機，因為華盛頓戰略的核心是通過“零和游戲”以及把中國視為“新敵人”來維持自己的全球領先地位。喬姆斯基的觀點恰恰相反，在他看來，恢復美中各個層級的合作是當務之急，而非“脫鉤”或“去風險”。舉例來說，我認為，為應對迫在眉睫的危機，美國需要深入探索技術，找到鼓勵而不是阻礙中國在太陽能、清潔能源領域進一步發展的方法。事實上，我們需要發揚合作精神，開發對彼此生存至關重要的各種創新技術，并對意想不到的突破持廣泛的開放態度。所有這些都需要一個充滿活力和創新的中國經濟，而不是美國限制或破壞中國發展的政策。如今，“一個經濟不斷發展的中國符合美國利益”這樣的觀點幾乎很難聽到了。

其次，美國一直想維持全球領先地位，而最讓華盛頓感到不安的是中國的獨立自主和前所未有的發展方式。對喬姆斯基來說，中國的發展、經濟規模和獨立自主使美國不能像對待歐洲和日本那樣讓中國屈從于自己的意愿。在一個日益多極化的世界中，面對中國的經濟活力和發展趨勢，華盛頓發現世界已變得“更加不穩定，不那么可控”。正如他所說，美國寧愿專注于中國，動員民眾對抗新的敵人，也不愿制定更能適應當今新興國家崛起和應對共同生存威脅的戰略。

環球時報：您還提到，“如果可能的話，時間的流逝只會進一步表明美國政策的危險性”。為什么您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的哪些政策最為危險？

派克：自20世紀40年代末馬歇爾計劃提出和北約成立以來，美國靠其全球戰略，特別是將軍事力量與經濟、企業和金融相結合的手段，不斷推進“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政策。

隨著烏克蘭危機升級，華盛頓不僅尋求通過北約擴員來鞏固自己的戰略權威和影響力，還試圖確保歐洲的經濟發展不會給美國帶來不可接受的挑戰。舉個例子，我們現在看到了德國是如何在切斷與俄羅斯在能源領域的聯系以及在美國要求其與中國“脫鉤”或者說“去風險”后，經濟福祉立刻就面臨受到巨大挑戰的局面。華盛頓不斷升級烏克蘭危機反映出70多年來支撐美國中心地位的一系列政策正在全面恢復。此外，北約有關向亞洲延伸以對抗中國的暗示正在不斷升級。　

美國企業界、金融界不滿對華“脫鉤”，并會有所反擊

環球時報：在您看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等官員今年的中國之行，以及中美兩國外交高層建設性會談逐漸增多能讓中美關系盡快“解凍”嗎？

派克：我很難預測相對短期的美中關系會走向何方。這里有兩個相互關聯的層次需要考慮。首先是經濟。美國企業界和金融界的人士肯定會對政府的對華“脫鉤”或“去風險”做法不滿，因此他們會有所反擊。存在治理問題的情況下，也不清楚美國政府能否持續實施有效的產業政策。此外，美國的盟友最終可能會為美國落實“重建更好世界”計劃付出部分經濟代價。

所有這些都發生在一個經濟問題惡化和政治分歧嚴重、不平等日益加劇、財閥勢力不斷壯大、選舉和國會制度持續失調的美國。美國有超過30萬億美元的債務，這對其長期經濟的影響很難把控。美國現在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國家。在地緣政治方面，美國在臺灣問題上不斷挑事，并想運用美國的軍事基地和軍事化伙伴網絡對付中國。從長遠來看，這些政策對美國來說不會那么有效。由于多種原因，北約模式不太可能適合亞洲。

此外，我們還無法知道烏克蘭危機將如何結束，這導致“南方國家”的壓力越來越大——這些國家拒絕支持美國提出的對俄制裁，也對新冷戰言行和針對中國的打壓感到特別不安。如今，這些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強烈支持建立一個更具活力的多極世界，而華盛頓的對華政策試圖忽視或排除這樣的多極世界。西方單方面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已經使許多“南方國家”深受其害。許多人認為，如果華盛頓的行動進一步擾亂全球貿易模式，并試圖針對全球力量的動態重新發動冷戰，情況會更糟。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政府、國會和媒體中顯然存在著好斗團體，他們在強調“從中國身上看到的危險”時，將繼續破壞哪怕是相對溫和的改善措施。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局面。一些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許多美國民眾對中國持有負面的情緒——媒體和政治辯論對中國的猛烈抨擊很難讓普通美國人不這么看待中國。但如果就“美國人最關心的5個問題”進行民意調查而不列出選項，我不認為中國會是其中之一。再舉一個例子，當被問及“如何看待華盛頓支持的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時，只有不到30%的美國受訪者表示聽說過這樣的說法。

環球時報：無論是中國還是國際社會，都對美國總是“說一套做一套”感到擔憂。您怎么看這種擔憂？

派克：華盛頓長期以來一直是“說一套做另一套”的專家。我一直對華盛頓主要戰略家中的部分人那種頑固的“憤世嫉俗”態度感到震驚。這些人是真的相信“美國高人一等”，相信“只有美國才能協調和管理這個星球”。為實現這樣的高目標，他們必須采取自相矛盾的行動和政策。美國政治家富布賴特曾說，“華盛頓并不總是特別善于宣傳他人，但它非常善于宣傳自己”。他認為，最能體現這一點的是，美國以為僅僅用自己的歷史經驗就可以理解全世界，以為自己的價值觀是“普世價值觀”，以為自己有智慧在全球范圍內協調所有需要被協調的事。對富布賴特來說，這就是美國權力傲慢的本質——它導致了美國在世界上所做的和它所說的之間存在著無休止的明顯沖突。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人類最終的唯一出路”

環球時報：世界正在走向多極化，美國會成為這方面的障礙嗎？

派克：我幾乎一點都不懷疑世界正朝著更加多極和文化更加多元的方向發展。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無論是“金磚國家”與絕大多數“南方國家”，還是法國總統馬克龍和一些歐洲國家領導人都看到了一個與華盛頓想要的截然不同的世界。但我預計，美國和另外一些歐洲國家將以各種方式極力阻止多極世界的建設。

問題的核心是美國應重新從中國崛起的角度來看待多極世界，而不是擔心中國在這個多極和多元文化的世界中會如何發展。后一種心態讓美國把中國置于自己政策的焦點，將中國當成美國的“全民公敵”——中國顯著的經濟轉型及其在多極世界中的獨立自主是對美國領先地位的挑戰。因此，這不是一個關于中國自身崛起的問題，而是有關全球權力轉移問題的一部分。

中國確實在全球權力轉移中發揮著根本和關鍵的動態作用，而美國需要學會與中國合作，這也是許多“南方國家”所熱切希望看到的。中東最近的事態發展和中國在該區域的外交作用進一步凸顯了這一正在進行的全球性轉變。但我們不應對華盛頓會對一個多極世界的建設作出積極反應抱有什么幻想。

環球時報：中國領導人10年前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您如何評價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派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人類最終的唯一出路。中國強調以聯合國為基礎的全球框架，而不是華盛頓喜歡說的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我認為，各種相互關聯和意想不到的危機會促使各國用中方倡導的這一理念來實現全球治理。

所有我們該做的一切才剛剛開始。我們如何找到一種公平處理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方法？我們如何應對發展中國家提出的（發達國家）綠色專利技術轉讓問題？我們如何看待普通美國人制造出更多的碳排放，以及美國和歐洲應對歷史上的碳排放問題負有責任的事實？還有，世界上存在著“要求其他國家在減排問題上要表現出比美國和歐洲更克制”的歷史性不公正問題。全球治理將不得不應對這些問題。我們同時也要考慮那些欠發達國家迫切需要得到怎樣的援助。

歸根結底，當世界正走向更加多極、文化更加多元時，我們需要對這個世界中眾多國家的獨特文化保持敏感性。但遺憾的是，當前華盛頓的戰略家們并不是這樣對待世界的。在試圖將美國權力“普世化”的同時，他們也試圖將自己喜歡的關鍵詞和權力概念“普世化”，并認為其他國家理所當然地要受美國權力的驅使。當然，這是華盛頓將自己的動機以及在一個“必須由自己領導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理想化了。

“中國是一個獨特的文化整體，無法用西方標準來評估”

環球時報：通過專訪喬姆斯基和您，我們發現老一輩美國人（尤其是學者）和現在相對年輕的一代美國人，在理解中國方面存在著認知差距。為什么會這樣？

派克：從根本上說，差距體現在當前缺少對中國，特別是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思考。美國智庫當下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歷史性的。1966年我進入哈佛研究生院時，像費正清或歐文·拉鐵摩爾這樣的老一輩教授，有不少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生活過，他們都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文明有著深刻的認識。他們研究中國幾千年來復雜而引人注目的歷史，也深刻意識到團結統一對中國的必要性。他們堅持認為，必須從中國的角度來理解中國，而不僅僅是用美國現實政治思維方式或西方政治學、社會科學的傳統來看待中國。

更不幸的是，現在一些美國分析人士對中國的“理解”往往與美國自身力量的理想化相結合，這只會進一步加深他們有關“中國一心要征服全球”的想象。

簡而言之，我認識的老一輩美國學者認為，了解中國獨特的歷史背景將永遠是了解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正如費正清所說，“中國是一個獨特的文化整體，無法用西方標準來評估”。他還補充了自己的觀點——實際情況更為復雜，因為“所有這些理解中國政治的努力都有一個基本錯誤，那就是它們都是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進行的”。

環球時報：您近兩年在寫一本關于“西方誤讀中國”的書，該書進展如何？

派克：我快寫完這本書了。但令人遺憾的是，近期烏克蘭危機等問題的演變凸顯了美國政策中那些更為危險和更令人不安的部分。同樣，北約的相關聲明也在重復這樣的危險和不安。

我認為，所有這些都必須考慮到美國國內正在發生的事情——在美國，中國已被大量納入國會、媒體和學術界關于“如何威脅美國全球角色”的討論之中。需要理清的事情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