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馬紀樵夫人和她的中國故事

今年3月，住在巴黎的埃萊娜·馬紀樵迎來百歲大壽。家人們在同一張賀卡上寫滿祝福，只有一個男孩用的是漢語：“生日快樂，海倫。奧古斯丁。”這位名叫奧古斯丁的男孩今年14歲，在學校選修中文。家住法國外省的他，難得去看望姑祖母時，有關中國的故事總是問個不停。有一次他問：人民公社是什么？

“這時候，我就從土地改革說起，生產隊、生產大隊、人民公社……”近日，馬紀樵夫人在家中向記者講述。1959年至1965年，她和先生約瑟夫·馬紀樵在中國外交學院教書，返回法國后曾任戰(zhàn)后法國首個對華友好團體——法中友好協(xié)會（以下稱法中友協(xié)）負責人。她還是農村經濟學家，曾深入考察過中國農村并出版專著。

9月20日，馬紀樵夫人在家中接受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采訪。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孫鑫晶 攝

不曾上鎖的教師宿舍門

馬紀樵夫人回憶，當年中國招聘法語教師時，馬紀樵先生在寫中國鐵路史的博士論文，有心到中國實地研究。當時中法兩國還沒有建交，夫婦二人要到瑞士伯爾尼的中國使館辦理應聘等手續(xù)。起初，馬紀樵夫人是以教師配偶的身份隨任的。“到中國后不久，同事們對我說，既然您也有高等學位，為什么不教書呢？”馬紀樵夫人說：“要能工作當然最好，我也不喜歡閑著，我是職業(yè)女性。”

1959年到1965年，馬紀樵夫婦在外交學院教了6年法語。在他們之前，學院的法語外教是蘇聯(lián)專家，教學材料主要是官方文件的法文譯本，譯文質量很一般。“這樣學生是走不了太遠的。”二人開始從零編寫最基礎的課文。“一篇教現在時，一篇教未完成過去時……中國同事也認為這樣教效果很好。”

隨著教學不斷深入，他們發(fā)現中國學生長于背誦，疏于實踐，有的甚至花大把時間背詞典。“我希望我的學生學著自己開口說法語。”于是馬紀樵夫婦編排出許多情景對話，由學生表演。他們還特別注重在教學中運用好法國報刊。“這是未來的外交官，他們要掌握政治和經貿方面的法語。”

這對遠道而來的法國友人，總想和中國學生與同事更近一些。馬紀樵夫婦原本住在友誼賓館，這里最初是為蘇聯(lián)專家建設的，居住條件較為優(yōu)越，門口有警衛(wèi)。“學生不愛來，同事也一樣。這不利于教學。”

二人提出希望搬去外交學院教師宿舍“灰樓”，這令負責外國專家事務的工作人員一時犯了難，“說那可就沒有暖氣和地毯了！”外交學院的同事后來告訴馬紀樵夫人，請示一直送到周恩來總理那里。周總理認為，“這對學院只有好處，如果他們之后改變主意，可以隨時搬回去”。

于是，馬紀樵夫婦如愿住進校園。“樓上樓下，左鄰右舍，都是中國同事。那些年，我們宿舍門從來沒有上過鎖，老師和學生有問題隨時來。”

馬紀樵先生去年去世。外交學院向夫人發(fā)來慰問唁電，評價他們是“上個世紀中法關系‘破冰’的先鋒”和學院“珍視的良師益友”，“幫助外交學院培養(yǎng)出一大批活躍在外交戰(zhàn)線、為新中國外交事業(yè)添磚加瓦的外交官”。

“人民友誼的事業(yè)”

1965年返回法國后，馬紀樵夫人把相當的精力投入到法中友協(xié)的工作中。上個世紀60年代，在法國文化部的推動下，全國上下紛紛成立“文化之家”，馬紀樵夫人常常受邀到各地作講座，向法國人介紹她生活過并有深厚感情的中國。受歡迎程度之深，“有一年我開車就開了大約5萬公里”。

借著良好的勢頭，馬紀樵夫婦重振了當時幾乎停止活動的法中友協(xié)。該協(xié)會1952年成立，馬紀樵先生是創(chuàng)始人之一，馬紀樵夫人后來也擔任過秘書長和會長。為了能最大程度增進法國社會對中國的友好，“我們當時的理念是爭取重要人物參與友協(xié)活動”。他們專門設置榮譽會長一職，法國前外長莫里斯·舒曼任過此職。

1967年，馬紀樵夫人曾率法中友協(xié)代表團訪華，與各國訪華代表團一起，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黑白合影上，她站在毛澤東主席與周恩來總理之間。馬紀樵夫人回憶，當時的場景“十分有趣”：毛主席和每個代表團只有不長的交流時間，輪到她時，一眼注意到這名法國朋友穿的是手納的中式平底布鞋，于是友好地打趣。

結束外交學院教學生涯后，馬紀樵夫人曾幾次重返中國，長時間深入到山東、安徽、四川的生產大隊考察，和農民同吃同住。她的見聞與思考集納在1982年出版的《中國農村生活》一書中，為法國研究中國農村經濟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馬紀樵夫人在法中友協(xié)工作的片段還被記錄在巴金的散文里。1979年，巴金率中國作家代表團到法國訪問。他在《人民友誼的事業(yè)》一文中寫道，訪問的18天里，馬紀樵夫人“開她的小車”載著他去了許多地方，“有時路相當長，小車常常中途停下，我們有機會交談”。巴金形容馬紀樵夫人以及“其他的友協(xié)干部”“沒有得到片刻的休息”。

這篇散文收錄在《隨想錄》中，書中還有多篇記錄此次訪法的文字，用巴金的話概括：“我們掉進了友誼的海洋里面。”巴金年輕時曾在法國留學，再訪法國時，已是75歲高齡的知名作家。馬紀樵夫人說，當時有人擔心她的“法國平民汽車”對巴金來說“不夠氣派”，但巴金留給她的印象“十分樸素”。臨別時，巴金向馬紀樵夫人贈送了《家》的法文譯本，并在扉頁上留言：“衷心感謝親愛的朋友們?yōu)槲覀冞@次訪問所做的一切。”

希望中法關系越來越好

這本簽名“巴金敬贈”的《家》，珍藏在馬紀樵夫人在巴黎的寓所中。老人當年曾與巴金討論過小說劇情，如今因為視力下降，已不能親自閱讀。在老人心中，一百歲“沒什么了不起的，我更想去跑，去聽，去看，最想的還是讀書”。

大多數人難以通讀的《追憶似水年華》，馬紀樵夫人曾反復閱讀。目前，女兒弗朗索瓦絲24小時照看著她，“很幸運能有這么好的女兒”。每天上午，護工上門把老人從睡床抬到躺椅上，傍晚再上門抬回睡床。

公寓窗外擺滿一盆盆花，窗外的時事，老人已不能完全了解。從廣播聽到今夏中國一些地方水災的消息，老人想起在中國的6年，也是“每年都有省份遭災”。那時的生活艱苦，在外交學院，一張紙都很寶貴。

如果有機會重返中國，老人最想去的還是北京。“關于北京我有太多的回憶。”當年在外交學院，京外學生假期普遍留校，馬紀樵夫人和學生們一起出游，“終于對中國有了更深入的接觸”。

好幾次節(jié)慶，她受邀參加招待會，“干練而可親”的周恩來總理“輪著桌子祝酒，用法語跟我們說貼心的話”。平日里，幾乎每周，她都要去看京劇。第一次在音樂會現場聽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竟也是在北京。那是1959年，中國交響樂團前身中央樂團為慶祝新中國成立10周年，首次完整演出“貝九”為祖國獻禮。老人還想再去一次天壇，“在我心中，這是建筑的完美形式”。對于1964年中法建交，老人反而沒有特別的印象，只覺得是“理所應當”。

老人祝愿中法關系越來越好，但有些憂心，因為如今這個“越來越個人主義的世界，合作與團結精神比我年輕時更少了”。老人是家中長姐，如今還有3個弟弟在世。奧古斯丁是老人幺弟的孫子，有次聽老人講起當年在北京“夏宮”的故事，馬上追問是舊夏宮（圓明園）還是新夏宮（頤和園）。老人驚訝這孩子對中國的了解。

老人對中國最初的好感，來自另一個人寫下的回憶，那是一名已想不起名字的作家寫的中國游記。但她記得，60多年前的一天，“我丈夫回到家激動地說：中國招聘老師了！他問我感不感興趣。”年輕的埃萊娜回答：“當然，為什么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