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30多年宰相的長孫無忌，參與編纂了多少唐朝法律？

在陜西省永壽縣永壽村北側田野里，有一座規模不算太大的墓園。走進園內，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六角亭子，里面矗立著石碑，刻著《大唐故長孫無忌墓志》。亭子后面有長孫塑像，雙手放于腹部，面容顯得溫文爾雅，一副文臣風度。再往后便是墓冢了，墓冢旁分別立著省、縣文物保護碑。據《永壽縣志》記載：“昭陵陪葬宰相一十三，長孫無忌與焉……”長孫無忌陪葬于昭陵，與唐太宗繼續著君臣之誼。

長孫無忌（公元594年-659年），字輔機，河南洛陽人，唐朝宰相，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首。他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還是一位出色的法律家。歷經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做宰相30多年，親歷了貞觀之治、永徽之治，直接參與了盛世的治理。長孫參與最多的政治活動是編纂唐朝法律，先后參與《貞觀律》《永徽律》《唐律疏議》的編纂，達14年之久，占到30多年政治活動的近一半時間。《唐律疏議》是長孫無忌、房玄齡等19名臣僚和律學專家集體智慧的結晶，標志著我國古代立法技術達到很高水準。

唐永徽年間，針對當時中央及地方在判案中對法律條文理解不一，科舉考試中明法科無統一標準的問題，唐高宗下令由長孫無忌召集臣僚和律學通才，按照“爰造律疏、大明典式”要求，對《永徽律》進行立法解釋，歷時一年多，撰寫30卷，與《永徽律》合編在一起，共計12篇30卷502條，稱之為《永徽律疏》，后世稱為《唐律疏議》。《唐律疏議》依照《永徽律》12篇的順序，逐條逐句解釋，詮詞釋字，疏通章句；條分縷析，推原法意；設置問答，辨異質疑。疏議與條文的精神完全一致，根據實踐的需要對條文作出補充、變通，甚至修正，使條文的內容更加全面準確，也更富于彈性。同時，還征引令、格、式等相關法典的規定，對于常見的法律疑問，用問答的形式分析，對條文列舉出處，論證精密，首尾一致，內容準確。《疏議》是官方注釋本，具有與《永徽律》一樣的法典性質，從而成為司法審判的法律依據。

在我國法制史上，唐律居于承前啟后的地位，無論從立法思想、原則、篇章體例，還是法律內容，都承襲了以往各代立法成果，是前朝立法集大成者，同時又有所發展和創新，把儒家思想融會進法律條文中，做到禮法合一，并把法律條文與解釋融合在一起，便于判案，促進司法標準的統一。《唐律疏議》成為宋明清歷代立法的典范，甚至被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家所仿效。

長孫無忌作為領銜編纂的大臣，無疑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歷史學家在總結貞觀之治的原因時，常常強調唐太宗的博大胸懷，強調魏徵的敢于直諫，但忽視了長孫無忌等人的貢獻。作為唐初杰出的政治家，長孫的貢獻更多地體現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從貞觀元年，長孫無忌組織人員用11年時間制定《貞觀律》，又用3年時間編纂《永徽律》，再用1年時間編纂《唐律疏議》，后來又制定一部《大唐儀禮》。這樣大規模、頻繁的立法活動，是歷史上少有的。因此，長孫的治國理念大多與政治法律制度有關，主張禮不僅是立法的基本原則，而且是定罪量刑的依據，同時，法是維護禮制的利器，禮法合一，共同鞏固政權、維護社會穩定。在立法過程中，他把儒家治國精神內核和法律很好地結合起來，通過條文和解釋表達出來。如將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的金句規定到《唐律疏議》中，如十惡中的“七曰不孝”的疏議：“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以其飲食而忠養之。”“八曰不睦”的疏議：“講信修睦，民用和睦。”在量刑方面，禮義是確定刑罰的依據。還有許多條文是從禮的規則轉變過來，如法律用語“同居相為隱”“七出三不去”“留養存祀”等，都是《禮》《書》中的內容，變成唐朝法律規范。又如通過嚴懲“謀反、謀大逆、謀叛”等行為，維護皇權統治。《唐律疏議名例》第6條十惡中“謀反”條目解釋說：《公羊傳》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謂將有逆心，而害于君父者，則必誅之。對謀反的將士誅殺，從《公羊傳》中尋找依據，可謂用心良苦。

長孫無忌為鮮卑貴族，少年喪父，與母親、妹妹被兄長趕出家門，由舅舅高士廉撫養長大。他生性聰慧，勤奮好學，博通文史，又頗有計謀。高士廉見李世民才華出眾，便將女兒嫁給李世民，長孫與李世民成為郞舅，追隨李世民，出生入死，成為左膀右臂。后幫助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奪取帝位，居功至偉，被封為趙國公，擔任宰相多年。輔佐唐高宗時，因反對立武則天為后，被許敬宗所誣，流放黔州（今重慶武隆），逼令自縊。后追復官爵，陪葬昭陵。

任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