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滿露營“氛圍感” 看明代人的戶外生活“黑科技”

近來因為疫情，戶外露營成為旅游熱點。如何讓露營拉滿“氛圍感”？明代人開發了不少戶外生活“黑科技”。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箋》中列出為山游夜宿準備的用品：“途利文具匣一，內藏裁刀、錐子、挖耳、挑牙、消息，又修指甲刀、銼、發刡等件。酒牌一，詩韻牌一，文詩筒一：內藏紅葉或箋以錄詩。下藏梳具匣者，以便山宿。外用關鎖以啟閉。攜之山游，似亦甚備。”其中“消息”是什么？原來它是掏耳用的，“以禽鳥毛翎安于竹針頭，用以取耳垢者，俗呼為消息”。明代士人出行，用度之精致可見一斑。

晚明士人多以“游癖”自詡，如王陽明詩“平生山水已成癖”。從袁宏道《西湖游記》、王世貞《泛太湖游洞庭兩山記》、張岱《湖心亭看雪》等游記小品，到《徐霞客游記》《廣志繹》這樣的鴻篇巨制，均可見證明人游興之盛。明代士人的“游癖”特別體現在“造物”上，他們不再貶斥匠工，身體力行，把“風雅”注入尋常器具之中。

【明代出游都組隊】

《論語》記述孔子出游，“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個規模算組團了。

宋代沈括在《忘懷錄》中建議：“游山客不可多，多則應接人事勞頓，有妨靜賞。”但是最好帶3個仆人，“令為三人具諸應用，共物為兩扇，二人荷之，操幾杖持，蓋雜使更三人足矣”。明人出游，如王世貞《張公洞記》、袁宏道《游盤山記》等記述，一般不超過6人，應該算組隊游。

徐霞客自敘“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昆侖，歷西域，題名絕國”，說是這么說，他才不是“孤筇雙屨”。徐霞客一路多雇差夫，有時4人，最多6人。徐霞客行李重，一副擔子不夠用，要用“二肩輿”。徐霞客在日記中總寫到了某地要“換夫”，一天最多4次“換夫”。此外，他還隨身攜帶家傳之寶《晴山帖》6冊，一路與友人共賞。徐霞客拄的“孤筇”指竹杖。“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蘇軾一句詩定義了后世忘情于山水的瀟灑。

明人出游什么打扮？穿野服。據張丑《野服考》，一套野服包括苔笠緇撮、鹿裘帶索、草履、草裳、短褐、斗笠、蓑衣、綸竿、芒鞋、竹杖、柴擔、耒鋤等。想來一個個就像“諸葛村夫”。

《儒林外史》第八回寫道，嘉靖時期婁家兩公子去拜見蘧太守，“太守也換了葛巾野服拄著天臺藤杖出來陪坐”。文人精神在達與隱中切換，換身衣服、拄根棍就能實現了，這才是“裝”的正解。

陸游當年得了一根老藤杖，吟詩“我有古藤杖，夭矯蛟龍形”，像不像龐麥郎的歌“我的滑板鞋，時尚時尚最時尚”？不過，天臺紅藤杖才是陸游的心中好：“明朝欲入天臺去，試就高人乞一支。”徐霞客在游天臺山時也曾花時間找過萬年藤，沒找到天臺藤，只好用“孤筇”。

【提盒里面有乾坤】

《廣志繹》寫道，明代北京人好游，清明踏青，“高梁橋盤盒一望如畫圖”。清代《燕京歲時記》也說：“明時積水潭，常有好事者聯十余牀，攜都籃酒具，鋪氍毺其上，轟飲冰凌中以為樂。”

“盤盒”與“都籃”是一回事，都是明人出游的必備“神器”。都籃最早見于唐代陸羽《茶經》，主要是裝茶具的，“以悉設諸器而名之”。到了明代，發展為提盒，大幅度擴容。

高濂曾自制提盒，可謂“高配”。高濂的提盒分上下兩層，“式如小廚”“遠宜提，甚輕便，足以供六賓之需”。下層作小倉，可以“裝酒杯六、酒壺一、箸子六、勸杯二”；上層分六格，“以四格，每格裝碟六枚，置果肴供酒觴。又二格，每格裝四大碟，置鮭菜供饌箸”。此外，又自制提爐，類似提盒，可以煮茶、溫酒及熬粥。用一副擔子挑著提盒和提爐，就可以出發了。

錢塘人許次紓著《茶疏》，其中有“游山具”：“備諸器具，精茗名香，同行異室，茶罌一，注二，銚一，小甌四，洗一，銅爐一，小面洗一，由副之。隨以香奩小爐香囊七箸以為豐肩，薄甕貯水三十斤，為半肩足矣。”不僅裝茶具，還能裝酒具、香具，容納的物件更多樣化。

故宮博物院藏有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為紫檀木質，可折疊，展開為桌，合閉為箱。其可以放置64件套小巧精細的文房四寶及文雜器具，還包括宮廷畫家周鯤的設色山水畫小手卷和山水小冊頁及《類苑儷語》上下二冊。折疊桌在明代就出現了。高濂在《遵生八箋》中說，出外旅行建議攜帶兩張疊桌。一張大桌作飯桌，“作二面折腳活法，展則成桌，疊則成匣，以便攜帶。席地用此抬合，以供酬酢”；另一張小桌作供桌，“以水磨楠木為之，置之坐外，列爐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賞”。

說到折疊家具，不能不說胡床。胡床不是床，有靠背的叫“交椅”，沒靠背的稱“交杌”，還可以叫“馬扎”。胡床有兩大歷史性貢獻，一是改變了古人的坐姿習慣，從席地而坐改為垂足而坐，唐人稱之為“逍遙座”；二是“斂之可挾，放之可坐”（據《資治通鑒》），給古代家具帶來了折疊的設計思路。

【一把交椅的革命性】

胡床在東漢時傳入，漢靈帝十分喜歡。到了隋代，楊堅忌“胡”字，胡床就此改稱“交床”。李白“床前明月光”一句中的“床”，一說就是胡床。

《清明上河圖》上的交椅，結構簡潔，椅子下方設有交足，并有橫向靠背。《誠齋詩話》中講過蘇軾的一個笑話。蘇軾過潤州，太守高會宴請他。席間歌伎唱“惟有一杯春草，解留連佳客”一句，蘇軾接了下句“卻留我吃草”，“諸妓立東坡后，憑東坡胡床者大笑絕倒，胡床遂折，東坡墮地，賓客一笑而散”。或是這事鬧的，如《金瓶梅》中這種有靠背的胡床就叫作“東坡椅”。

大名鼎鼎的太師椅同樣是交椅。《貴耳集》記載，“太師椅”是因秦檜坐過而得名。又一說認為來自文徵明的“文太史椅”，這把椅子后歸文徵明曾孫文震孟所有。崇禎帝時期文震孟入閣拜相，尊為太師，所用椅子稱為“太師椅”。《金瓶梅》中已經有了“太師椅”的說法。文震孟的弟弟文震亨在《長物志》中說：“（交床）攜以山游，或舟中用之，最便。”

古代最具革命性的思路是，交椅被明人改造為飛行椅。《吳縣志》記載，明末清初徐正明制成了人力驅動的飛車，其外形如太師椅，“下有機關，齒牙錯合。人坐椅上，以兩足擊板上下機轉，風旋疾馳而去”“離地尺余，飛渡港汊不由橋”。這項發明應穩坐明代器物發明的第一把交椅，其真正踐行了東坡先生“我欲乘風歸去”的暢想。

清代李漁設計過涼杌。涼杌杌面有如方匣，上覆方瓦，“先汲涼水貯杌內，以瓦蓋之，務使下面著水，其冷如冰，熱復換水，水止數瓢，為力亦無多也”。

【觀雪庵是紙帳篷】

帳篷自古有之。《墨子》記載，“幔幕帷蓋，三軍之用”。古人一般夜宿于舟船、逆旅或古寺，露營常謂之“野宿”，野宿大多是不得已而為之。“處處浮家成野宿，時時策蹇作山行”，陸游的豁達是少見的。

古代有沒有民用的露營帳篷？一個例子見于《武林舊事》，宋孝宗陪同太上皇宋高宗去錢塘觀潮，臨時搭建了50間觀潮屋，民眾有樣學樣，“貴邸豪民，彩幕凡二十余里，車馬駢闐，幾無行路。西興一帶，亦皆抓縛幕次，彩繡照江，有如鋪錦”。

高濂記載了觀雪庵的造法，是紙帳篷，“長九尺，闊八尺，高七尺，以輕木為格，紙布糊之，以障三面。上以一格覆頂面，前施帷幔，卷舒如帳。中可四坐，不妨設火餐具，隨處移行，背風帳之，對雪瞻眺，比之氈帳，似更清逸。施之就花，就山水，雅勝之地，無不可也，謂之行窩”。觀雪庵并非高濂原創，最早出自沈括之手。到了清代，李漁在《閑情偶寄》中記有“就花居”，也是紙帳篷，名字可能就來自高濂那句“施之就花”。

依學者孟暉的說法，觀雪庵的設計來自唐宋時期的紙閣。紙閣置于室內，用于冬天取暖，一大妙處是在其中焚香，香氣久聚不散。至于行窩，典出北宋理學家邵雍，其居室名為“安樂窩”。邵雍好交游，友人仿安樂窩造屋接待邵雍，稱為“行窩”。如今各地民宿因為露營熱而搭建帳篷攬客，很像行窩的思路。

《苕溪漁隱叢話》記載，蘇軾在任汝陰太守時，“作擇勝亭，以帷幕為之，世所未有也”。蘇軾有銘記擇勝亭的造法：“乃作斯亭，檐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床。”宋代《云笈七籤》曾記載武夷山仙人傳說，武夷山仙人“武夷君”每年設宴，“置幔亭，化虹橋通山下”，因此武夷山又稱“幔亭”。擇勝亭的設計與幔亭的傳說異曲同工。

【奢華背后的時代變局】

張岱在《陶庵夢憶》中寫“虎丘中秋夜”，萬人合唱“澄湖萬頃”，可以遙想晚明的露營盛況：“天暝月上，鼓吹百十處，大吹大擂，十番鐃鈸，漁陽摻撾，動地翻天，雷轟鼎沸，呼叫不聞。更定，鼓鐃漸歇，絲管繁興，雜以歌唱，皆‘錦帆開、澄湖萬頃’同場大曲，蹲踏和鑼絲竹肉聲，不辨拍煞。”

晚明士風“縱情聲色”“物欲橫流”，原因在于：

一是商品經濟發展。明中葉以后社會漸以侈靡為尚，賤商之傳統被遮掩。特別是在江南一帶，“其俗不儒則賈，相代若踐更”。文人審美走向精致化，如王锜在《寓圃雜記》中說的“人性益巧而物產益多”。當代歷史學家卜正民在《縱樂的困惑》一書中論及：“當每個人都開始追逐原本應屬于士紳階層的東西時，這些士紳試圖以不斷修改審美規則來維護他們優越于后來者的特權地位。”

二是晚明政局衰敗。萬歷時期顧允成始用“天崩地坼”來形容。廟堂之路越來越窄，士人便在山水之中開拓精神空間。明人范濂感嘆“風俗自淳而趨于薄也，猶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當然，亦有錢謙益這般的，在亡國后仍緬懷當年“天下物力盛，風俗美”。

三是明末西學東漸。西方傳教士來華，打開了明代士人的視野。徐光啟和利瑪竇編譯《幾何原本》，王徵與瑞士傳教士鄧玉函編譯《遠西奇器圖說》。士人階層重道輕器的固有思維開始轉變，實學思潮抬頭。

宋人曾給茶器加官晉爵，管茶帚叫“宗從事”，茶磨稱“石轉運”。明人則把竹茶爐稱為“苦節君像”，而把都籃尊為“苦節君行省”。“苦節”指竹，“行省”指游具。國事維艱，士人追求物欲，既為心境的紓解，亦是氣節的自況。只不過有人困于物內，有人超然物外罷了。（文/五柳七 據《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