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里的家與國 | 阿來，步履不停

"當我以雙腳與內心丈量著故鄉大地的時候，在我面前呈現出來的是一個真實的西藏。"

見到作家阿來，是在北京老舍劇場。他來做一場講座，講梭羅的《瓦爾登湖》。一身西裝，在大廳里諸位文學前輩的銅像前，他腆著微微隆起的肚子，來回踱步。

一個以漢語寫作的藏族人，在一間以滿族作家命名的劇場，解讀一部美國自然主義名著——多元文化之間的交錯穿梭，正如阿來多年來的生命行跡。

聽眾來了不少。1845年，當現代文明與工業革命以雷霆萬鈞之力展開，梭羅拿著一把斧子走進森林，砍下幾棵樹，在瓦爾登湖邊蓋了一個小房子，在自然與荒野中遠離紛繁世事。170多年后，在這個快節奏的時代，《瓦爾登湖》成為一服治療“精神內耗”的良藥，一批批徒步者，帶著一頂頂露營帳篷，逃離城市，奔向山頭。

30年前，阿來就在川西高原上度過了不少荒野之夜。第一次去四姑娘山，騎了一天的馬，在蓊郁的冷杉林旁扎營。他鉆進睡袋，敞開帳篷門，看滿天星斗和崖頂上冰川的幽冽冷光，在鋪天蓋地的大雪里一夜酣睡。早上醒來，在雪野里疾走，發現一個小湖，湖水中央是潔白雪峰的倒影。“這是我離四姑娘山最近的一次。”在新書《西高地行記》中，阿來寫道。

這是一部阿來的行走筆記，嘉絨、貢嘎、平武、玉樹、果洛、山南、武威、麗江……他寫大地星光、群山草原、花草樹木，追索文明的演替與變遷，領受民間的教益與滋養。“當我以雙腳與內心丈量著故鄉大地的時候，在我面前呈現出來的是一個真實的西藏。”

 

· 阿來（中）為讀者簽名。（本刊記者 劉俊杰/攝）

塵埃終于落定

在阿來看來，行走需要強健的身體，“不能貪圖安逸”；也要有一顆平常心，“不能帶著小資情調，作為一個他者，去探險種種奇遇”。深入一片土地，要把速度降下來。“一個小時走5公里和一個小時飛720公里，看到的東西是截然不同的。”阿來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寫作，需要時間的停頓延宕，以及空間的周而復返。《西高地行記》里，有一個步履不停的阿來。

· 阿來最新散文集《西高地行記》。

在果洛，他遙祭阿尼瑪卿雪山。“風繼續勁吹，把我們手中揚起的風馬紙攪成一片稠密的雪花，在頭頂上升，在四周旋轉。”在藏族人心中，萬物有靈，每一座雪山都是神山，哺育著自己的溪水河流，滋潤著牧場農田村莊。

在玉樹，他走進重建工地的煙塵里，各種機器轟鳴著來來往往，漸漸成型的建筑在生長。肉店、蔬菜店、電器店、旅館、四川漢族人的飯店、青海藏族人的飯店、撒拉人的清真飯店……生活熱氣騰騰。

在武威，他聽著街頭沸騰的方言，想到這座過去叫涼州的古城中各種裝束體貌的族群：匈奴人、突厥人、鮮卑人、契丹人、回紇人、月氏人、吐谷渾人、吐蕃人……“我來傾聽，來感觸，來思考，來證實，今天在別處上演的，在這里曾經上演過的種種復雜的文化現實。”

當下，逆全球化的各種極端民族主義思潮高漲，西方世界對中國新疆、西藏問題的指摘，讓阿來“很受刺激”，也成為他“西高地漫游”的問題意識：“不同民族、文明之間，是陷于隔膜、對抗、沖突，讓世界走向分裂和消亡；還是彼此聯結交融、友好尊重，走向天下大同的美好未來？”在阿來看來，血緣與文化的混同，是流變與融合的說明，而不是再起分別的證據。

這種認知，或許正來自他駁雜的血緣。

阿來的母親是藏族人，父親是回族人。他的故鄉馬爾康，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隸屬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嘉絨藏區”，意為“火苗旺盛的地方”。從童年起，阿來就開始了在兩種語言之間的巡回往來：在學校，學習、使用漢語；回到日常，依然用藏語交流，表達一切看到的東西。

1981年，22歲的阿來在馬爾康縣中學教書。一天按部就班的課程后，他打開唱機，憤怒有力的貝多芬、憂郁敏感的舒伯特，音樂在四壁間回響。他在臺燈下開始閱讀，遭逢一個個偉大的靈魂——惠特曼、聶魯達、海明威、福克納、馬爾克斯、菲茨杰拉德……

那是文學火熱的年代，詩壇山頭林立，小說界卷起“西藏”旋風。漢人馬原與藏人扎西達娃，將來自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從炎熱、潮濕的熱帶叢林移植到干燥、空曠的青藏高原。阿來避開了這些意氣風發的喧囂與沖撞。他開始寫詩，也寫小說，寫群山、草原、村莊，寫喇嘛、生靈、英雄。1989年，他的詩集與小說集出版，卻在此時陷入寫作的迷惘：簡單的激情浪漫，膚淺的邊地情調，能否寫盡一個民族的滄桑與深廣？

尋找答案的辦法是行走。1989年，他在故鄉廣闊的大地上漫游，一個牲口上馱著行李，一匹馬自己騎。此后幾年，他走過每個鄉一級的單位，高山大川、村莊城鎮、人群果園，累了躺在松樹下，或與藏民們坐在草地上看白云疾走，喝酒，吃牦牛肉。他去檔案館查縣志、找史料，收集民間傳說，不拿錄音機，不用本子記，聽那些村莊史、部落史、民族史和英雄故事，從一張張毫無防備、掏心掏肺的口中吐出。

· 年輕時的阿來在故鄉大地漫游。

到了1994年5月，高原的春天降臨。阿來坐在窗前，看著山坡上一片嫩綠的白樺樹，聽見了林中杜鵑的啼鳴。他在花1萬塊錢買來的286電腦上，敲下一句話：“那是個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看見一群畫眉在窗子外邊聲聲叫喚。”——《塵埃落定》的第一行字，便落在了屏幕上。

小說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40年代的西藏。麥其老土司依靠鴉片、槍支與銀元，成為一方霸主。他的二兒子是個傻瓜，卻總表現出驚人的睿智，也見證了土司時代的終結。小說寫完后，開始了它漫長的流浪。圖書出版市場化，純文學人氣散淡，編輯們讓他改改，“通俗”一些。他說除了錯別字，一個字都不動。

1996年，阿來離開生活了36年的阿壩高原，來到成都，在《科幻世界》做編輯。那時，武俠、言情鋪天蓋地，他想探一探市場，“看他們說《塵埃落定》不能出版的那些理由成不成立”。那些年，他讀前沿書籍，寫科普文章，談計算機、克隆、空間站與外星人，每天東奔西忙，雜志的發行量從一萬增至幾十萬。何夕、劉慈欣、王晉康，一批科幻界的中堅，從這里走出。

那部輾轉多年的小說，也迎來了撥云見日的時刻。1998年，《塵埃落定》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兩年后斬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那一年，阿來41歲，至今仍是歷屆獲獎者中最年輕的一位。

《塵埃落定》中，漫山遍野的罌粟花，土司宮廷內的刀光劍影，轉寄靈魂的種種巫術引人入勝。但阿來并無意構筑一個魔幻神秘的異度空間，他更關心的是一個世俗的、現實的西藏，看它如何在現代性的沖擊下，承受著新生的艱難轉型。

“世上哪有不融化的地方？”

這種敘事野心，在《空山》中繼續延續。

小說的主角是一座村莊：機村。“機”，在嘉絨方言里，意思是種子、根子。2008年，逾90萬字的《空山》系列，以“六部曲”的形式，從50年代一直寫到90年代，半個世紀的藏族鄉村人事躍然紙上。

故事開始于公路的開通與汽車的到來，“現代”——從科學技術到市場經濟——以勢不可擋的態勢打開了機村人的視野。他們既享受著新生的美好，又遭遇陷落與迷失。

機村是一個藏族村莊，但并不僅是一個邊地少數民族的文化樣本。“從《塵埃落定》到《空山》，是一部中國鄉村百年史。”阿來說，“鄉村的命運是不分文化、不分民族的。今天鄉村面臨的變遷是整個國家的，甚至是世界性的。”

2018年，《空山》系列再版，阿來給這部小說起了個新名字：《機村史詩》。寫下后記的兩小時前，他正在一個正式宣布脫貧的村子中行走，身上還帶著養雞合作社雞場的味道，帶著“公司+農戶”的蔬菜大棚中圣女果的味道。“鄉村為發展犧牲自己的時代正在過去，城市反哺鄉村的時代開始到來。”阿來寫道。

新時代已開啟，但對于西藏“東方主義”和“消費主義”式的想象，仍舊縈繞著“妖魔化”和“浪漫化”的迷障。“西方國家的一些人憑空想象，把西藏描繪成了一個逝去的天堂。他們認為西藏就應該活在過去，千百年不變，維持簡單的、清苦的生活，不能開發，不能興建城市，不能發展工業、商業，不能搞旅游業、服務業，任何變化都是對西藏的破壞，破壞了他們心中的天堂。”在一次采訪中，阿來如此描述今日西藏遭遇的種種“誤讀”，“這很可笑，一個地區不發展，人們的生活怎么繼續，怎么提高？文化怎么延續、發展？藏區百姓難道不應該有電視、汽車、冰箱、洗衣機用么？難道就應該讓藏族百姓永遠刀耕火種，住帳篷、騎馬、打獵、放牧，讓外國人游覽觀看，滿足他們的好奇心，保持所謂的‘圣潔’？”

阿來選擇用行走應對這個龐大的話語陷阱。他把從成都平原走向青藏高原的一列列山脈，看成“大地的階梯”，一次次邁開雙腳，順著階梯的軌跡，在高嶺深谷、山川牧場間尋訪勘探。“只有囊括不同的地方，寫出藏文化內部的差異性和多樣性，才能破解當下對藏文化的迷思。”

在行走與游歷中，他寫出了《格薩爾王》，講述格薩爾王一生降妖除魔、開疆拓土的豐功偉業；也寫出了《瞻對》，鉤沉這塊如“鐵疙瘩”一般的彈丸之地，如何在一次次沖擊下漸漸融化。

 

· 阿來作品《塵埃落定》《云中記》。

 

“世上哪有不融化的地方？”阿來感嘆，“過去西藏，沒有學校、沒有醫院、沒有公路，只有寺院。幾十年前，像我這樣識字的人，恐怕也就是個喇嘛。”而如今，拉薩已成為燈火輝煌、高樓林立的現代都市，喇嘛們拿著智能手機，開著車，穿起了漂亮的皮鞋。

整個青藏高原就這樣與現代文明相遇，沒有一個角落不被捕獲。“如果自然界有些風景消失了，我會感到遺憾；但如果生產生活中的舊東西消失了，這是往前走的進步。”阿來說，“有什么理由我們在大城市，心安理得地做全球化的現代人；可看到別人稍微離傳統的生活遠一點，就在一旁唏噓惋惜？馬車沒有了，因為汽車來了；不騎馬了，因為有了摩托。如果贊美那種原始的生活，你怎么不天天騎馬上班呢？”

阿來拒絕那種廉價的鄉愁，希望“新”的到來，但在這個漫長的過渡期，文化審美、精神道德的迷惘與消逝，也使他憂慮。這些年，他常獨自開車奔向青藏高原，少則十多天，多則兩個月。車里放著一套戶外裝備，從來不卸下，包括衣服、帳篷和睡袋，有時就露宿在草原的滿天星光下。“只要是5、6月份上高原，滿山都是挖蟲草的；一到秋天，滿山都是找松茸的；經常也會碰見偷偷摸摸搞柏樹的。”

阿來把這些路上的見聞寫成了“山珍三部曲”——《三只蟲草》《蘑菇圈》《河邊柏影》，揭示消費至上的社會里，環環相扣的商業鏈條對自然界、對鄉村的侵蝕：“挖掘蟲草，草皮上的傷疤會慢慢潰爛；蘑菇（松茸）完全都采光，就再也沒有了；制作佛珠手串，柏樹因此被砍。”

對阿來而言，蟲草、蘑菇、柏樹，不僅是地上的植物，而是“有情眾生”，與人類共處一個“生命共同體”之中。他喜歡《妙法蓮花經》里那8個字：“一云所雨，一雨所孕。”蕓蕓眾生，花草樹木、鳥獸蟲魚，在大千世界，它們各各呈現，沒有高低貴賤、中心邊緣。

“我不想把自己的人生變成段子”

20多年前，阿來去爬山，一路上“視而不見”，最多拍兩張風景。2006年，青藏鐵路通車，媒體去采訪，請阿來和復旦大學的葛劍雄教授當顧問。正是5月，殘雪消融，看著風中盛放的種種花朵，他突然發現，自己對這些美麗的生靈一無所知。

從那時起，高原植物學成為他的業余功課。每一次漫游，都是一次高原花草的追蹤，電腦和硬盤里，儲存了數萬張植物圖片。紀錄片《文學的日常》里，阿來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對每一株花草如數家珍。他趴在地上，把鏡頭對準一朵小葉杜鵑，花瓣上露水微顫，摁下快門后，因憋氣而躺倒在草地上。他的文字因此有了另一層質感，風景不再是人物活動的“背景板”，鮮紅的野草莓、紫色的馬先蒿、藍色的鳶尾，生機處處；白樺、紅樺、杉樹、松樹、柏樹，蓊郁如海。

· 阿來拍攝的高原植物。

對阿來而言，研究植物是他的“非功利愛好”，文學是“鐵飯碗”，他端起來也頗為瀟灑，常是不打草稿、不寫大綱，一氣呵成，不愉快了，就停筆。2018年，阿來用5個月完成了醞釀10年的《云中記》，每天寫3個小時，元氣充滿，寫累了不會吭哧吭哧繼續寫或者熬夜，寫不出來，就找人去喝酒。

他的酒名遠播。學者汪兆騫在一篇文章中回憶，當年《當代》雜志同仁招待阿來去南小街吃涮肉，席間阿來話不多，吃肉少，喝酒多，杯觥交錯幾輪，其他人已東倒西歪。“阿來沉靜如水地看著滿地空啤酒瓶，微笑道：‘剛剛開始嘛。’那眼神如望著家鄉古老的浮云和遠山的白雪。”

而家鄉，從不是阿來的文學孤島。他熱愛藏族豐厚綿延的史詩，也著迷于漢族的古典堡壘，尤其鐘愛杜甫和蘇東坡。他游走成都市區，觀察臘梅、玉蘭、丁香、芙蓉，書寫“草木的理想國”；也帶著聶魯達的詩去智利，帶著略薩的小說去秘魯，帶著卡彭鐵爾的《光明世紀》去古巴，深入拉丁美洲的歷史與現實……人生行過一甲子，他從青藏高原的精神高地，走向了更廣袤的大地和更深遠的世界。

2021年，阿來開通了抖音賬號，也參與直播活動，“與其說靠近年輕人，不如說是對知識有好奇心的人”。他不怎么刷短視頻，也無意走紅互聯網。“我不想把自己的人生變成段子。人生是一個漫長、緩慢的進程，沒有那么短。”

他覺得閱讀的碎片化不能怪罪于互聯網，“它可以通往世界上最好的圖書館，你為什么不到那兒去？”至于那種“3分鐘帶你讀完《百年孤獨》”的速食閱讀，阿來“絕對不信”，“怎么沒有博主教人半分鐘吃完一餐飯呢？”在他看來，這是一種考試文化下的標準答案輸出。“閱讀文學作品，要細嚼慢咽，才能真正領會背后那些綿密的語言、情緒的起伏、精妙的思想。”

上個月，阿來去了可可西里，探訪長江源。海拔5000多米，極度缺氧，要背上帳篷和食品，徒步二十來公里，爬上六七十度的陡峭冰川，才能到達長江的源頭。這是他的執著，必須親眼看到那個“冒出第一滴水”的地方。

這種旺盛的求知欲，來自深沉的熱愛。“愛一個國，不了解其地理。愛一個族，不了解其歷史。愛一塊土地，卻不了解大地集中所有精華奉獻出的生命之花。一個偉大莊重的詞終于泛濫成一個不包含任何承諾，也不用兌現的情感空洞。”在《西高地行記》中，阿來寫道。這些年來，他深入歷史、文化、族群、山河、動物、植物，每一種生命，都成為其領受這片土地深刻教益的學習對象。

剛剛度過64歲生日的阿來，只感到自己仍是一個學生，跋涉在大地的階梯上，從一個故事向另一個故事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