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期開始剛一周多，多個教師相關話題沖上熱搜，均涉及教師課外負擔過重問題。從填寫各類煩瑣的行政表格，到參與各種與教育教學無直接關聯的會議和活動；從承擔社區街道或鄉鎮行政機構委派的各項社會性事務，到應對各種檢查……媒體日前采訪多地中小學教師發現，各種各樣的非教育教學任務“包袱”壓得一些教師喘不過氣。
這就讓人納悶了。近幾年，從中央到地方對教師減負高度重視——自2019年“減負20條”出臺以來，各地各部門都在積極推進，有些地方開出了極具針對性的“減負清單”；有些地方將過去分解到學校由教師承擔的志愿服務任務改由局機關承擔；還有些地方建立投訴機制，對于違反相關要求、加重中小學教師負擔的各類事項，可及時投訴反映……可為何依然有受訪教師反映，這些措施“有不少停留在紙面上”？
首先要搞清楚，教師的過重負擔從何而來？除了激烈教育競爭下學校的自我加壓，或源于教育系統內部的各種檢查、評比，或源于行政單位的任務攤派，抑或是部分家長不當的教育理念，如認為“為教師減負會制造學渣”，等等，使教師職責過度擴充。而無論面對哪一方的問責或督導，教師都相對弱勢，這種壓力實際上剝奪了教師說不的權利，致使他們不得不承擔各種非教學任務，甚至讓教學淪為“副業”。
部分教師減負舉措停在紙面上，與社會層面的形式主義向學校轉移密切相關。因此，為教師減負是個系統工程，需要各領域各方面協同發力、持續發力。有研究指出，教師減負政策與作為政策目標群體的教師的內心所盼高度一致，但在實踐場景下，政策對象以外的群體有時發揮著阻礙作用。例如，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學校、家長三方從自身利益出發可能將過多的責任與任務推卸給老師，而選擇性無視教師的減負需求，造成當前教師工作負擔難以疏通的總體生態。各方為教師減負的真實意愿究竟如何，值得深入探究。
毋庸諱言，尤其面對上級部門布置的非教學任務時，教師幾乎沒有商討的余地。更有專家不客氣地指出，提出給教師減負的，正是給教師增負的行政部門，讓減負陷入悖論。當然了，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一些地方用“減負文件”落實教師減負，用“具體規定”執行“具體規定”，用“形式主義”應付“形式主義”，不管是意愿不足，還是能力不夠，都有必要強化監督問責機制，對于妨礙教師正常工作的各類進校園活動，加大對相關主體的問責力度，讓教師減負真正減下去。
此外，還要讓教師有拒絕非教學任務的權利，這需要避免有人利用教師考核不通過或者考核負面結果施壓，確保教師的教學自主權，讓教師能夠專心于提高課堂質量和教學能力，真正沉下心來教書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