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張思德

在采訪寫作中，我深刻體認到，英雄與常人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英雄的壯舉理應受到稱頌，但千千萬萬并無壯舉的“英雄”的小事、瑣事、好事，也同樣難能可貴。

今年是張思德同志犧牲80周年，也是毛澤東同志發表《為人民服務》80周年。1944年9月5日，革命戰士張思德帶領戰友們在陜北安塞燒炭時遭遇炭窯坍塌而犧牲。這位18歲參軍、22歲入黨、爬雪山過草地的平凡又不平凡的革命戰士，犧牲時年僅29歲。

我寫《張思德傳》時，張思德的戰友幸存者寥寥無幾。我有一種使命感與緊迫感：搶救“活資料”，時不我待！這些“活資料”越多，張思德的文學傳記就越真實。而真實，正是傳記文學這一文體的根本。為了求真求實，我深入張思德生前所在部隊、出生入死的戰地、延安執勤的窯洞、犧牲時的深山炭窯以及他的家鄉，力求找到親歷者和當事人，找到盡可能多的第一手資料。

在長征中，張思德“嘗百草”差點中毒，過草地時冒險搶救身陷泥潭的戰友，行軍途中撿到食材會第一時間煮好送給傷病員……這些事跡，都是我先后7次采訪張思德的班長杜澤州獲得的。張思德在延安執勤和在南泥灣搞生產以及進山燒炭的具體情況，是張思德當中央警備團通信班長時，曾與他同蓋一床被子的戰士陳耀繪聲繪色講述的。張思德燒炭犧牲時的詳情，是炭窯崩塌那天，親身進洞搶救的老八路朱旭明回憶的。我到張思德家鄉采訪時，他的兒時玩伴已經80多歲高齡。這位老人在村旁的元灘河畔和村后的雨臺山坡上邊走邊講，將張思德放牛砍柴的艱辛與當兒童團員扛紅纓槍站崗放哨的豪邁一一道來……所有這些寶貴素材，都為寫作增添了現場感和年代感，也成就了傳記文學的質感。

傳記文學是紀實性與文學性兼而有之的文體。“實”是前提，但也不排除必要的藝術加工。如果對一些生活細節沒有“合理想象”與“合理恢復”的話，很難有可讀性和藝術感染力。比如，在寫到張思德孩提時代，與放牛娃伙伴玩打水漂、打柴靶等游戲時，我就很自然地融進了自己兒時當放牛娃的生活體驗。再如傳記的開頭，就是根據那年到韓家灣尋訪張思德兒時玩伴時，在韓家灣后山看到林木森森、云鎖霧重的景象，結合時代背景，予以情景再現和想象加工而成，收到較好的藝術效果。

張思德是無數默默無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戰士的縮影。在我幾十年的軍旅生涯中，遇到了很多像他一樣不圖名不為利、默默付出的同志。在采訪寫作中，我深刻體認到，英雄與常人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有些平時看起來不顯山不露水的常人，在戰斗發生、抗洪搶險、群眾遇難等危急關頭，往往能迎險而上，挺身而出。他們平時所做的那些平平常常的小事、瑣事、好事，好像是為那樣的壯舉做鋪墊、做準備的。英雄的壯舉理應受到稱頌，但千千萬萬并無壯舉的“英雄”的小事、瑣事、好事，也同樣難能可貴，也應受到人們的推崇，而不應被忽視、淡忘。

我今年已經80多歲了，努力寫了一些革命歷史題材和紅色題材文學作品，也在走近英雄人物和先進模范人物的過程中，受到心靈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禮。寫英模事跡，也要常懷英模之情，崇尚英模之舉。退休后，我與其他老軍人一起參加了太行老區的扶貧幫困。看到河北贊皇一個落后的貧困山村，一躍成為全省發展的典型時，我們的激動之情難以言表。當把這種經歷體驗熔鑄在寫作中時，我對筆下的英雄人物也更理解，更有信心把他們的事跡寫得可歌可泣、可敬可學。

和平年代，我們依然需要有筋骨、有溫度、有力量的紅色題材作品，傳記文學在這方面大有可為。要堅持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有機結合，通過一個個生動立體的人物形象，寫好紅色故事，傳承好紅色基因，把紅色歷史講到當代讀者心里，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