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一站到底”火遍全網的他，走了

60余年，楊士莪以海為家。

據央視新聞消息，昨天，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水聲工程學科奠基人、水聲科技事業開拓者之一楊士莪，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享年93歲。

去年，接受環球人物記者專訪時，楊士莪剛剛在上海結束了膽囊炎的治療，到青島療養。即便如此，他不久后還要到西北工業大學授課。

這位老人在晚年仍然承擔著國家重大科研項目，擔任博士生、碩士生導師，并堅持為本科新生開講第一課。因為上課時從不坐著，他也被稱為“一站到底”的院士。

“站著講課能加上動作，自在又形象。”楊士莪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當時，楊士莪的身體雖不如前，但聲音洪亮，神采奕奕。“我的作息很規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你們愛熬夜的年輕人不一樣。”他同記者開著玩笑。

白天，除了指導學生作業外，楊士莪還喜歡讀書，這是他一輩子的習慣。他的書房里擺放著兩面墻的書柜，有專業書籍，還有小說、詩歌、散文、歷史作品；有中文書、英文書和俄文書。

“我這么大年紀了，但身體還好，腦袋還不糊涂，還可以繼續為國家出力。我這一生感到最欣慰的事，就是我對國家還有那么一點點用。”說這話時，他帶著笑意和虔誠。

“一顆種子長起來了”

楊士莪出身書香門第，祖父楊鶴汀是同盟會會員，走教育興國、實業救國之路，一生致力于創辦新式學堂和工廠；父親楊廷寶是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著名建筑學家和建筑教育家，曾主持擬定天安門廣場擴建規劃。

楊士莪的名字由祖父所取，出自《詩經》“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寓意生命力頑強。

楊士莪出生后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全家從天津遷到北京，小學一年級時，“七七事變”爆發，楊士莪與家人一起踏上了逃難之路。

年幼的楊士莪目睹了貧困落后舊中國遭受列強欺凌、戰火中百姓流離失所的慘狀。在艱苦的環境中，家人依然不忘對孩子們的教育。

“逃難時，父母一直帶著一個大箱子，里面裝著我和姐姐弟弟的書，有小學教材、文學作品、歷史故事和自然科學。為了不耽誤我們學習，母親時常給我們講課，要求我們堅持讀書。”

·1936年，楊士莪（前排中）與家人合影。（資料圖）

在祖父和父親的殷殷教導下，楊士莪立志要以科技強國，成為對國家有用的人。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楊家舉家遷到重慶。“我家附近和學校都修了防空洞，上課時，空襲警報一拉響，我們就躲進防空洞，警報解除后繼續上課。”

艱苦的環境并沒有磨滅人們的意志，反而激發了大家的斗志。報國的信念像一顆種子一樣在楊士莪心中生根、發芽，他提前一年小學畢業，進入重慶南開中學初中部學習。

“抗日最艱難的日子里，張伯苓校長表示，南開要與重慶共存亡。南開精神鼓舞了我，我和同學們以‘為救國和報國而讀書’為座右銘，刻苦學習，蓬勃成長。”楊士莪說。

高中時，楊士莪將目光投向了清華大學。在選擇專業上，父親告訴楊士莪，選擇專業除了考慮到個人興趣外，也要結合現實生活、國家需要等諸多因素。經過再三思考，楊士莪選擇了物理專業。

1947年，楊士莪和好友周光召等人如愿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

物理系名師薈萃，楊士莪師從梅貽琦、周培源、錢三強等名師，不僅從他們身上學到了知識，還學到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自由獨立的精神和思想。

楊士莪和同學在知識的海洋里盡情遨游：“我的四個室友中，周光召、高伯龍和我三個人后來當選了院士，像我這種愛玩的，也經常在圖書館看書，一個禮拜大概學習60小時。周光召這種刻苦的，一個禮拜的學習時間都是75小時以上。”

楊士莪曾回顧自己的求學經歷，感慨道：“我真是有幸啊，碰到一些好老師、好同學！在名校學習讓我有機會受到諸多名師的熏陶，并有幸結交到一些優秀的同學；始終寬松的學習環境，給我提供了大量閱讀課外書籍、開展各類文娛活動的條件，對我擴大知識領域、全面成長大有裨益。我只是個普通人，不過是遇到了一些好機遇，碰到了好環境。就像一顆種子，掉到一塊比較肥沃的土地上，然后又碰上老天爺氣候合適，就長起來了。”

與“水”結緣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年輕的楊士莪與幾名同學相約，一起報名參軍，來到大連海軍學校。

楊士莪被分到航海指揮分校物理組任教員，從此與“水”結緣。大連海軍學校是新中國成立的第一所正規海軍高等學府，建校伊始，師資力量和物資都嚴重匱乏，楊士莪的重任之一是和同事一起編寫教材。為看懂蘇聯的相關資料，他還自學了俄語。

當工作漸漸步入正軌時，楊士莪又接受組織安排，調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即哈軍工）擔任助教，來到哈爾濱。

在時任院長陳賡的帶領下，哈軍工轟轟烈烈地建立起來了。楊士莪曾在海軍工程系海道測量專科“大地測量”教研室工作，負責“球面天文學”“測量天文學”等課程的教學任務。為了彌補這方面的知識空缺，他一邊自學，一邊前往青島天文測量站實習。

楊士莪這樣回憶當時的授課情況：“由于教師人才奇缺，我們在哈軍工最初站上講臺幾乎都是現炒現賣。實際上是一邊自己學一邊輔導別人，相當于頭天晚上自學，第二天到課堂上去講給學生聽……我準備‘測量天文學’的課程時，到南京紫金山天文臺去借教學大綱里提到的參考書，因為都是俄文，就只能翻著字典硬啃，后來越翻越熟，不翻字典也能把那些參考書都看下來了。”

1956年，中國制定了《1956—1967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在聶榮臻元帥主持擬定的《關于十二年內我國科學對國防需要的研究項目的初步意見》中，水聲與航空、導彈、電子學、雷達、常規武器、軍事科學、原子等被列入規劃發展的主要項目。

當時，水聲科學在我國是空白領域。

楊士莪介紹：“以水聲學為理論基礎的應用聲學工程，可利用聲波進行水下探測、定位、導航、識別、通信等需求。新中國成立之初，海防力量薄弱，發展水聲學，建立水下反潛探測系統，具有鞏固國防的重大意義。”

他敏銳地嗅到了水聲科學的重要性，決心投身于這一事業。

也是在這個時候，楊士莪獲得了前往蘇聯進修的機會。回憶蘇聯求學時期，楊士莪說：“我們去的聲學所除了理論組、水聲室和超聲室以外，有兩個研究室的門對中國人是緊緊關閉的。一個是聲吶設計研究室，另一個是艦船噪聲研究室，因為涉及關鍵軍事技術，所以對外方人員始終關閉。”

這一現實讓楊士莪認識到，技術越發展，保密性就越強，別人即使給一些東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進的技術，唯一的出路只有盡可能吸收國外先進成果，走自主研制的道路。

“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對國防科技工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自己不鉆，不僅不能有獨特的創造發明，而且也不能把學到的東西用于實際和有所發展。”

這期間，楊士莪有幸參加了中蘇聯合南海水聲科學考察，收獲頗豐：“這次考察讓我接觸到了水聲實際的海上工作，水聲實驗需要什么設備，實驗過程怎樣安排，怎樣獲取實驗結果……在我腦海中形成了完整的框架。”

1958年，中國科學院向聶榮臻呈報《建立水聲研究機構、水聲站的報告》。1960年1月16日，中蘇聯合考察開展，楊士莪擔任中方副隊長，在相關海區展開了歷時85天的水聲科學考察。

此后，楊士莪回到哈軍工，開展“水聲學”相關教學和科研工作。他創建了我國第一個綜合性水聲工程專業，寫出了國際上最早集中論述水下噪聲機理的著作《水下噪聲原理》，出版了國內最早的聲學理論著作《聲學原理》《水聲傳播原理》，編寫了一系列相關教材……

從學習物理學到教授天文學、海道測量專業再到水聲學，楊士莪說自己是一顆螺絲釘，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國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原先學的東西，在新專業里也有用武之地”。

“口糧不夠了，沒關系，還有鹽”

后來，楊士莪被安排參與了“兩彈一星”事業——為我國自行設計研制的“東風五號”洲際彈道導彈全程飛行實驗研制“海上落點水聲定位系統”（即“718工程”27分系統）。楊士莪擔任該系統的技術總體組組長。

“這對我來說是天大的好消息。”楊士莪欣喜萬分。

經過十幾年的努力，他的團隊成功研制“落點水聲測量系統”。1980年，“東風五號”成功發射，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進行洲際導彈全程試驗并獲得圓滿成功的國家。

“落點水聲測量系統”不但為中國首次洲際導彈全程飛行試驗取得成功作出了貢獻，也填補了中國深海水聲傳播研究和深海水聲設備的空白。

隨著改革開放大幕的拉開，科學的春天降臨。“由于資金缺乏、技術欠缺，科研人員只能在近海做水聲研究，深海到底什么樣，誰也不知道。”楊士莪說，直到十幾年后，他才等來了第一次自主深海研究的機會。

1994年，年過花甲的楊士莪擔任首席科學家和考察隊隊長，主導了中國人自己對南海的水聲考察。

當懸掛著五星紅旗、承載近百名科研人員的“勘測三號”和“實驗三號”水聲科學考察船駛入南海時，楊士莪激動得熱淚盈眶：“這是中國首次具有戰略意義的水聲科學綜合考察，堪稱中國水聲界從淺海邁向深海的第一步。”

·1994年，南海考察即將結束時，楊士莪登上了永暑礁。（資料圖）

深海作業區域接近赤道，甲板溫度高達70多攝氏度。楊士莪堅守在一線，親自抱著100多斤的線軸在電纜里穿梭，不分晝夜地工作。

“海上天氣陰晴不定，刮風下雨時無法作業，晴天時就要連軸轉，大家8個小時換一次班，我就沒辦法了，要從頭盯到尾，不過不要緊，每兩個鐘頭我就會出去轉一圈，然后回來休息一兩個鐘頭，再繼續。有時我會唱歌鼓勵大家，安撫隊員的情緒。”

楊士莪笑呵呵地講述著：“有一次，海試進行到后期，飲用水快用完了，怎么辦？大家就想辦法把壓載水倉里漂著油污的水燒開了喝；口糧不夠了，沒關系，還有鹽，我們白天做實驗，晚上捕魚，就著鹽水煮魚吃”。

這次考察不僅掌握了南海典型海域的水聲環境特點及主要參數規律，積累了大量寶貴的第一手材料，更培養鍛煉了一大批中國水聲事業接班人。

由于在水聲學科的杰出貢獻，楊士莪1995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2012年獲得“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稱號；2016年榮獲國家海洋局頒發的“終身奉獻海洋”獎章。

“我這一生是多么幸運”

60余年來，楊士莪以海為家，在家人眼里，他也是個合格的丈夫、父親。

楊士莪和夫人謝愛梅自幼相識，多年來鴻雁傳書，相知相愛。謝愛梅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物理系，先后在東北林學院、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工作。1956年，二人喜結連理。

雖然聚少離多，但夫妻二人感情深厚。楊士莪喜歡騎自行車到課堂給學生講課，他總是用自行車載著夫人行走在校園間，這成了哈爾濱工程大學校園里的一道風景。

謝愛梅晚年身體不太好，因腦溢血常年臥床，靠輪椅代步。楊士莪總是親自為夫人推輪椅。有一次，他的學生想幫他把夫人推進電梯，楊士莪幽默地問：“你有駕照嗎？”他推著夫人走出電梯，又說：“看，還是老司機好吧！”

楊士莪在教育子女時非常開明，鼓勵孩子獨立思考，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決定。

在教育學生時，楊士莪說：“上大學要學三件事，做人、做事，最后是學知識。我時常跟學生說，再有名的教授，也不能教給你 一二十年以后的新科技和知識，要靠自己的學習意志和創新能力。”

楊士莪桃李遍天下，他的弟子多數已經成長為相關領域的科研及學術骨干，為中國水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2010年，在楊士莪80歲生日時，上百弟子聯名送給他一副對聯：“八十載春秋未老，百萬里桃李同芳。”楊士莪無比自豪：“你看，我有這樣好的弟子，我多么幸運。”

在采訪中，楊士莪多次提到“自己很幸運”：幸運地接受了教育并遇到好的老師，幸運地有了為國家做事的機會，幸運地有了接班人……

《楊士莪院士傳記》的作者唐曉偉在書中寫道：“楊士莪最大的‘幸運’在于，他助推了國家發展，而國家也成就了他，這是‘一個人’與‘一個國家’理想的和諧狀態，這種彼此成全來自兩種偉大力量的交織——我們深深地愛著我們的祖國，而我們的祖國也深深地愛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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