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姆，溫和地走出山谷

十八歲以前，茨姆的世界里只有家、村莊、村外的草原與湖泊、二十幾只牛羊和六匹馬，還有偶爾去的縣城。

她生活在香格里拉西北方向的納帕海景區。她十歲輟學，十五歲獲得第一份工作——抱著羊到村外的山坡上與游客合影。又兩年后，在父母的催促下，她與一個見過三次面的男孩結婚。

這樣的世界，在她現在看來，有些小，且不算有趣。

直到2011年，十八歲的她在山坡上遇到日本導演竹內亮的紀錄片劇組。她成了劇組見過的“最愛提問的被拍攝者”，她對城市充滿好奇，她沖著鏡頭問：天上有沒有飛機的路？上海最高的房子有多高？她的口頭禪是“不是吧”。劇組將她帶去上海游玩，她第一次離開香格里拉。在后來寄給劇組的感謝信中，她提到，自己有一個開客棧的夢想。

十年后，當竹內亮的劇組再訪納帕海時，茨姆的民宿剛剛開業，她顯得更明快、干練和篤定。茨姆從“抱羊女孩”變為“事業女性”，在互聯網上，兩個片段都讓她走紅。

但十年的變化并非一蹴而就，溫情與勵志以外，故事有更多層面。茨姆知道，自己生活在新與舊之間，有些她已奮力沖破，有些她仍未企及。

2011年，納帕海高坡上，茨姆抱小羊時的留影，現在貼在民宿的墻上。 受訪者供圖

牛，羊，馬

比起十三年前在鏡頭中的樣子，茨姆更白也更瘦些，普通話更流利，語速變得很快。她還是喜歡穿藏式服裝。

2024年5月下旬，當地旅游的平淡期，茨姆沒有那么忙碌。緊鄰納帕海的東北角，她管理著家里的十六間客房。

在這里，她是老板也是員工。她一天的開啟時間不定，主要取決于客人想幾點吃她煮的米線作為早餐。一上午，她要退房、查房、打掃房間，開車來回近一小時，去機場或高鐵站接送客人。下午是藏服攝影的高峰期，她負責幫客人化妝、搭配衣帽，然后繼續為新客接站、辦理入住。到了傍晚，則要開始準備客用晚餐。

民宿招不到長期的員工，“因為村子離縣城太遠，留不住人。”妹妹和丈夫可以幫忙，但很多客人是沖著她來的。正辦入住的客人打聽她在哪里，一下午，退房的兩撥客人都要和她合影。有些人專門等待她的空閑時間和她聊天。她熱情又感激地接待每一個人，常說“扎西德勒”，發微信時，每段話的結尾都會配上擁抱、微笑或是玫瑰花的表情。

完全稱不上閑適的生活，茨姆說，她已經記不清上一次去縣里逛街或是認真看一部電視劇是什么時候。但這也是她渴望的、在過去無法想象的生活。

最久遠的過去，她和姥姥姥爺、媽媽爸爸還有妹妹生活在一起。姥爺養了六匹馬，預備在若干年后換成錢，供她上中學和大學，他年輕時在外地當過兵，是家里最支持教育的人。

2003年，姥爺突發胃出血離世，家里頓時“亂了，窮了”。不久后，十歲、剛上四年級的茨姆輟學了。

頭幾年，她為家里背柴、做飯、擠牛奶，春秋季種田，夏天繼續放牧。村里有個馬場，她偶爾去給游客牽馬——自2000年啟動西部大開發后，涌入香格里拉的游客越來越多。

十五歲時，媽媽買回來一只小羊，在村外的山坡上，茨姆開始抱著羊與游客合影。那里是往來梅里雪山的岔路口，可以俯瞰整片納帕海草原，常有旅游大巴經過，但鮮有停下的。合一次影，每人收費五元。最多一次，她一天賺了六十元。

更多時候一無所獲。唯一熱鬧的季節是冬天，納帕海吸引來許多候鳥攝影愛好者。他們總是自言自語，晚上還得回縣城住，這附近有住的地方就好了。她把這些話記下。

剛離開學校時，茨姆沒有感到不平，因為“大家都這樣”。她是家中老大，妹妹比她小六歲。那時，村里流行老大當家的風俗，無論男女，長子們的第一要務是幫忙家事、奉養父母、照顧弟妹。左鄰右舍間，比她年長或與她年齡相仿的長子們，大多小學未畢業就輟學，“甚至有些從沒讀過書。”

漸漸認為不對勁，是在馬場牽馬時，她發覺自己聽不懂游客說的一些話，或見到一行字，即使都認識，也總不明白意思。相比之下，同在那兒牽馬的，“讀到六年級的人就都能理解。”

然而，沮喪之后，她無計可施。

她過著一種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她所在的村子離縣城有七八公里的山路，“感覺上卻有七八百公里遠。”她從未離開香格里拉，家里的電視機是用來探知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電視信號總是斷，父母就去院子里，把那衛星鍋轉呀轉的。但頻道還是一直減少，到最后，只剩下央視、云南衛視、湖南衛視等四五個頻道。她唯一記得住的電視劇是《還珠格格》。

每天早上七點，她會帶著青稞餅和水，抱著小羊爬上高坡，坐在石頭壘起的矮墻上，天快黑時才回家。周圍的牛、羊、馬永遠比人多。有時候她一天見不到一位游客，就繡十字繡打發時間。日復一日，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她盡力完成，“但沒有太大意思。”怎么才可以有意思，她自己也不太明白。

面前的納帕海開闊，能看見幾十公里外的云在下雨。風光隨季節變化。秋天，雨水豐盈，雪山融化，水漲起來成為一片湖泊，匯入長江支流。這也是納帕海的“海”字由來。而到春天，氣候干燥，水退了下去，露出草原與濕地。

茨姆和姥姥、媽媽在一起。 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好奇的人

2010年，17歲的茨姆和21歲的洛桑結婚了，“一個親戚家的阿姨嫁到別的村，說那里有個小男孩，可以結婚。”婚前他們見過三次面。

洛桑是家里的老二，不當家，所以要“嫁”過來。洛桑是個好人，見人和氣，口頭禪是“好——好。”但是沒有愛情，茨姆說。她可以拒絕這段婚事，條件是必須自己再找一個立刻結婚，“我上哪兒去找？所以我不能說反對的話。”

她像接受輟學一樣接受婚姻的安排——她的姥姥、媽媽都在十幾歲時結婚，她的同齡人也是。而后，生養兩至四個孩子，做飯、洗衣服、擠牛奶、割青稞，千百年來，度過一樣的生活。作為長女、未來的當家人，她需要遵照這個模板。更主要的是，她“不知道還有別的可能。”

轉折發生在次年。

2011年的春夏之際，日本導演竹內亮的紀錄片劇組踏上了納帕海濕地。竹內亮與中國妻子新婚，“想探索中國的故事。”

按計劃，他們要拍攝住在縣城近郊的一位養馬人。拜訪養馬人前，竹內亮提議找一個制高點，拍下主持人阿部力俯瞰納帕海的表情。他們開車上山坡，無意間進入一道寫著“納帕海旅游景區”的石門，抱著羊、穿著藏服的茨姆就坐在門后。

阿部力提問了海拔與天氣，一開始，茨姆“不太愛說話”，普通話也生疏，問一句，答一句。劇組的人輪番與她合影，阿部力替她向游客招攬生意。

“外面來的人”，白一些、普通話標準一些——從前茨姆也試過和他們搭話，不過“一個團二十個人，問這個也不理我，問那個也不理我。”于是她習慣沉默。直到劇組的靠近，雙方越聊越多，涉及工作、旅途、各自的生活。

導演的本能發揮了作用，竹內亮決定將拍攝的主人公替換為茨姆。征得茨姆的同意后，第二天，劇組開始跟拍她的生活。大約是三四天后，在干涸的納帕海上，阿部力問茨姆，上海跟拉薩，更想去哪一個城市？茨姆毫不猶豫地說，上海。她回憶這個答案背后的邏輯：“拉薩雖然也遠，但作為藏族，一生肯定會去。”從精神和物理距離上來說，上海都要更遙遠、更珍貴。

而后，得知紀錄片的終點、長江的入?？诙荚谏虾＃哪窉伋隽艘贿B串問題：去上海要多久？上海最高的樓有多高？去上海的飛機能坐多少人？天上有飛機的路嗎？

攝像楊林至今記得當時的震撼，“通常都是我們拍攝者提出問題，被拍攝者總是在被動的狀態中。但茨姆總跟你提問題，她對未知的世界有非常強烈的好奇。”

被打動的還有阿部力和竹內亮。當天回酒店的車上，阿部力提出想帶茨姆去上海，竹內亮表示贊同，但楊林反對，“咱們是拍紀錄片的，不能介入、改變別人的命運……你帶她去上海，會改變她未來生活的走向。”

阿部力則堅定地說，和拍紀錄片沒有關系，茨姆已經成了朋友，只是幫一個朋友實現心愿，為什么不可以？

三人爭執不下，但一致同意，他們從茨姆身上體會到一種親近。他們之所以在這里，是因為他們也好奇茨姆的故事、長江沿岸的世界。這與茨姆的好奇是相似的。這和城鄉、階級、年齡、職業身份都沒有關系，有關的只是“不同”。因為想探尋彼此的“不同”，兩方好奇的人碰到了一起。

最終，楊林妥協了，“沉浸式地拍紀錄片，哪一部分是工作，哪一部分是生活，你其實很難劃分清楚。”

“不只是這樣”

去不去上海，茨姆家里爆發了激烈的爭吵。

“小舅跑來和姥姥說，過些時候你就哭吧，好好的女兒、女婿、外孫女都回不來了。”媽媽聽了也害怕，卻表現出一種賭命式的支持，“媽媽說，還是要去，如果把我在上海弄丟了，她也就跳江不回來了。”

起先，劇組只打算帶茨姆一人去，為讓她家人放心，就說帶著媽媽去，“他們依然怕村里人說閑話。”楊林說，最后劇組提議把爸爸也一塊兒帶去，“他們還是考慮了好多天，左右搖擺。”

等待十來天后，竹內亮通過香格里拉政府開出證明，“是合法拍攝的劇組。”茨姆終于找到楊林，說，她、媽媽、爸爸，決定無論如何要和劇組一起去趟上海。

之后的很多情境，在互聯網上廣泛傳播：劇組帶領茨姆一家游玩外灘、南京路、東方明珠塔等地標。在地鐵里、黃浦江邊、百層高樓上，茨姆總是興奮，不斷驚嘆。回到香格里拉后，她通過當地政府，給劇組寄出一封感謝信，寫道，上海之行“給我留下這輩子最美好的回憶。”

在上海，她第一次醉氧，第一次燙頭發，第一次去KTV，第一次買了一條她稱為“便服”的粉藍裙子；劇組給她買了個蛋糕，她過了人生中第一個生日。不過那天并非是她的出生日期，其實她不知道自己準確的出生日期，“誰也不知道。”

但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她突然覺得“被打開了”。她說出一個非常具體的節點——入住上海的酒店時，她發現房間里帶衛生間。

十三年后，在她自己的民宿中，她努力解釋這種抽象的感覺：原來她根本不知道房間里可以有衛生間。所以，衛生間在這里并不只是衛生間，而是一個啟迪，她發現世上有許多“不只是這樣”的事物。早在去上海以前，她就模糊地規劃過開民宿，“大概就是能提供床位就好。”去了上海她才知道，除了床，還應有衛生間。

也是從那一刻起，她不想再抱羊了。“至少要繼續學習”，比方說，找一份能學到東西的工作。輟學的苦悶、被安排生活的不滿——所有的情緒都有了出口。

2022年，竹內亮重訪納帕海，茨姆已在經營自家民宿。 紀錄片截圖

十年

從上海分別后，大家默契地回到自己的生活。只有楊林與茨姆互留了聯系方式。之后的兩三年里，為其他拍攝工作，楊林又去過兩次香格里拉，兩次想看望茨姆。有一回，茨姆不在家，家里多了個據稱是她兒子的男孩。還有一回，他們家辦喪事，茨姆忙于接待、做飯。

看到茨姆仍在平靜度日，楊林放下心來。那以后，兩人幾乎不再聯系。

直到2021年，學習漢語、搬到中國近十年后，竹內亮決定重走長江。次年夏天，他和楊林再次來到茨姆家的庭院時，這里已然成了一家民宿。陳舊的院子被重新裝修，鋪了地磚，養了花，兩側搭出十六間客房。茨姆熟稔地接待客人，打點民宿各處，他們感到驚喜，她“成熟了，講話流利了，像個老板了。”

一切改變，始發于上海，又不止于上海。

從上?；氐较愀窭锢娜陜龋哪方舆B生下兩個孩子。2014年，村里的朋友叫她一起做向導。兩人在公路上招攬自駕的車，陪著去松贊林寺、普達措、納帕海等地方。這是第一份讓她享受的工作，她喜歡接觸人，尤其是外面的人，喜歡聽他們講故事。

又過一陣子，她去馬場幫忙牽馬，認識了一位昆明來的創業者，被其邀去獨克宗古城的一家小吃店上班。她是店里唯一的員工，常常早晨五點多出門，夜里十一點才回。

沒多久，老板離開香格里拉，小吃店也歇業了。正發愁要做回家庭婦女之際，一個熟客又找到她，說自己在古城開了民宿，缺人手。

她認為那是她生命中第三個關鍵時刻，頭兩個分別是認識竹內亮劇組和去上海——總之，她歡欣雀躍地走入這個時刻。一切從頭學起，鋪床、清潔客房、操作電腦。兩個月后，她升任店長，兼管前臺、客房、餐廳。

媽媽吵著要她辭職，“剛開始只有兩千塊的工資，又累。家里面的忙又一點幫不上。”過年，她為民宿的客人做年夜飯，不幫家里做，“回家就吃，吃了就睡覺，睡醒了又去上班。”這不符合本地對女性的要求，但她“管不了那么多了”。

她學會了開車，花六千元買了輛接近報廢的二手車，“每天閉著眼睛開過去，太累了。”但是快樂。車總是熄火，得在路上攔人推車。但是快樂。冬天下雪，車打滑，上不了長坡，快到古城時，她要下車步行幾公里到店。但是快樂。

那是她“最充實、最有干勁”的一段時期。她喜歡做民宿——抱小羊、牽馬、做向導、打工，這些工作都是別人“給的”，不像做民宿，是她自己想出來的，只屬于她自己。她去做這件事，是因為她主動想去做。這點意義非凡。

兩年后，她自覺掌握了民宿的管理與運營方式，又見來納帕海的游客越來越多，家里兩個孩子都去上了寄宿學校……2019年，她想開一家自己的民宿。

她被建議：想要做事，就早點做，不要拖延。

她立馬動身籌錢。早期不敢把賬算得太清，“怕嚇到家里人，也嚇到自己。”毛估了要一百萬元。根據當地政策，一個戶口能貸款三十萬元，她動員家人一起貸。開始建設后，資金鏈斷了好幾次。她就找更多的親朋借款。洛桑的貨車、家里的兩頭牛也都賣了。為省錢，她和妹妹追瑪自學設計，自畫圖紙。

2021年年底，在上海之行的十年后，茨姆開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民宿。英文名則是妹妹追瑪起的，Aurora（極光），原本只認為是個好意象。后來，她回看2011年的紀錄片，才發現，取景外灘時，這個單詞在樓宇間一掃而過。又一個遙相呼應的緣分。

臨近晚飯，茨姆將火爐生起。 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新與舊之間

執著于開民宿，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使面對家人，茨姆也很少提及：她需要一份事業換取自由。

早在古城的民宿打工時，茨姆第一次注意到，有許多女性住客，休假的、辭職的、退休的，一個人背著一個包就來了。住兩天，再去梅里雪山轉山。她忍不住和她們交談，“我有點想象不出來，她們怎么可以一個人出來？”

自茨姆記事起，村里就有規矩，“結了婚的媳婦，不能一個人在外面過夜。”

今年5月，我在納帕海草原上找到四位已婚婦女，年齡分布為三十至六十多歲。大家都說，在當地農村，這樣的風俗是默認存在的，如有違背，父母不會支持，老公也會生氣。原因則很難總結，是對媳婦的保護也好，束縛也罷，“反正一直是這樣。”

34歲的卓瑪在草原上給游客牽馬。她只有過一次長途旅行，是和三四個好朋友一起去西雙版納，“和老公出去可以，和其他家人朋友出去也可以，如果老婆一個人出去，就有可能被說閑話。”

另一位四十歲出頭、負責給游客照相的婦女說，這兩年，村里自由戀愛的新媳婦或許可以不守這個規矩。她有個女兒，她不打算讓女兒受任何限制。但她自己這代人，及她的女性長輩們，都是這樣過來的，也將這樣過下去。

如果沒去古城打工，如果沒見到那些獨行的女住客，茨姆想，她大概也愿意“這樣過下去”。但現實正相反，從那時起，她重新審視自己的處境——其實民宿里有員工宿舍，但是爸媽、丈夫都不許她住，要求她每晚回家。她只能每天通勤。很累，也有點傷心。也是從那時起，她會想象，一個人坐汽車、坐飛機、在陌生的城市閑逛、睡在陌生的房間，會是什么感覺？她認為那是一種“自我的完整”。

獨自遠行成了新的渴望，但她絕不貿然展露這種渴望，因為結局一定是“和家里吵架”“被村里人非議”。她不想讓家人為難，她要溫和地進取。

因此，在她的設想中，獲得自由的方式只有一個——村里默認的另一條規矩是，如果你是一位事業成功的女性，你可以自己去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這證明你成熟，有能力，可以只靠自己。”

多成功才算成功？茨姆也答不上來，沒有標準答案，甚至沒有前人做榜樣。對她個人而言，等她把民宿的分店開到拉薩去，可以算作成功。在她的想象中，屆時，家人、村里人都將認可她，她將有底氣，要求一點小小的“自由”。

然而，如果一個女性連獨身外出的權利都受限，她就很難擁有并經營好事業。茨姆表示贊同，“這就是不公平的。”但這就是她要走的路徑。

妹妹追瑪有不一樣的路。

追瑪比茨姆小六歲，卻像生活在另一個時代。父母默許她一直上學。她最終考上了昆明的大學，目前已畢業兩年，正在家備考公務員。從沒有人催她結婚，以后，她想自己去麗江或大理生活。她坦然地向家人說出這些，全家都支持。

姐妹倆說不清變化產生的原因，“或許是因為互聯網發達了，有新思想。也或許因為國家政策，明禁早婚……老人們的想法也在變。”可以明確的是，傳統正在割裂，而茨姆的生活恰好在新與舊之間。

追瑪感謝茨姆。小時候，姐姐把孩子輩要做的家務幾乎包圓了，所以她可以安心讀書。姐姐在古城打工，工資都拿來給她繳學費。古城的招工市場里，姐姐很吃香，“因為她是最老實的那個。”從不要求老板漲薪。她有時候甚至覺得姐姐“負責過頭”了，拿著微薄的薪水，一人管一家店，心甘情愿地“一個人被當成幾個人用。”

從上?；貋砗螅憬愦_實“想法多了點”。但也僅限于念叨房間里要配個衛生間，有機會要出去打工。姐姐很會藏事，高興的、不高興的，都自己消化掉。姐姐幾乎沒有和家人紅過臉。姐姐也從不和家里提要自由的心愿，至于她內心有多少渴望，沒人知道。姐姐總是沉穩、順服又隱忍。

強烈的情感只在不經意間透出。

2023年年底，竹內亮的朋友、紀錄片導演木蘭來拜訪茨姆。兩人逛草原，為避寒，鉆進一座無人看守的小屋烤火、聊天。茨姆突然說，自己的偶像是葉海洋，一個獨自走南闖北、單身生育三個孩子的網絡名人。

她很鄭重地告訴木蘭，“我最不要什么？我不要愛情。”木蘭問，那最想要的呢？她答，是“民宿”“成功”“事業”“自由”。

木蘭離開那天，茨姆執意替她搬行李箱。因為這支行李箱跨過大洲大洋，她想沾沾箱子的運氣，保佑自己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2022年，茨姆與竹內亮在納帕海邊聊天。 紀錄片截圖

上海，東京，紐約

自由在靠近。這兩年，茨姆去了不少地方。2022年，竹內亮邀請她去南京做客。2023年年底，香格里拉開通了高鐵，她去了一趟昆明、一趟麗江。2024年四月，竹內亮的新紀錄片在日本公映，她前去助力。不過，這些行程都是由妹妹或媽媽陪著去的。在她的定義中，這不是完整的自由。

她對外界的好奇只增不減。楊林在加拿大，阿部力在日本，竹內亮在南京——過去她對這些國家與城市沒有地理概念，我們一起研究世界地圖，預判航線和可能的飛行時間，分析每個目的地的氣候條件。聊到興奮的時候，她像十三年前在紀錄片上那樣，哇一聲，說“不會吧”！

從香格里拉去日本，她暈車、暈機。到了東京，密密麻麻的新干線，她“看一眼就頭暈”。2011年去上海，地鐵里的人也多得讓她喘不過氣來。但兩趟她都玩得很開心。她說，其實她不喜歡城市生活，但是她要有選擇權。

未來，她還想去紐約找木蘭玩，“一個人去。”當然，按她目前的計劃，這一天還有些遙遠，“就像十多年前，我和家人說我想去上海，太不真實了。”但她信心滿滿。

5月底，竹內亮的新片在上海路演，邀請茨姆參加。這是她第二次去上海，去這座對她來說“最重要的城市”。為這次出行，她很莊重地帶了四套藏服，因為在當地的習慣中，服裝樣式要常換新，以示對人的尊重。

去上海，當然還是不能一個人去。她和表妹在昆明機場相會。表妹今年大四，原來是小語種專業，后來改學行政管理。表妹剛寫完畢業論文，準備把上海之行當做一次畢業旅行。

候機時，表妹給她示范印尼語，早安、午安、晚安分別怎么說。她聽得很認真。

她說，她最平靜、愉悅的時光是童年，姥爺當家的時候。每年夏天，她和姥姥、姥爺進山放牧。村里同齡的孩子也都去。晚上，所有人聚在一起烤火，茨姆喜歡唱歌。她許愿，長大后要考大學、當音樂家。姥爺離世，童年和這第一個愿望都破碎了。

極偶爾，她會想起姥爺養來供她上學的馬。是滇馬，毛撲撲，矮小但強健，適應香格里拉的高海拔，都是能走茶馬古道的好馬。她最喜歡一匹叫康巴的棕色母馬，它的額間有一點點白，前幾年老死了。其余的馬，在姥爺去世后，都因疏于管理而走散。無人知曉，它們是混入了別的馬群，還是走向了曠野的更深處。

（卓瑪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