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游民”：邊工作，邊旅居，面臨很多壓力和不確定性

張萍在上海一家世界500強公司工作，每天出入寫字樓、打卡上下班，成為工作常態。多年后，張萍產生了要換種方式辦公的想法。

2023年，張萍從公司離職。雖然這份工作薪酬豐厚，但充滿壓力的職場環境，令她感到“極度內耗”。

與此同時，她接到一家海外公司的錄用通知，崗位工作內容與她的能力匹配，薪資待遇提升不少，更為重要的是，她可以遠程辦公。今年1月，她啟程前往巴厘島，“先在這里體驗體驗‘數字游民’生活”。

如今，年輕人中的“數字游民”越來越多，他們選擇“邊工作、邊旅居”的生活方式，不需要辦公室等固定工作場所，通過互聯網完成工作，獲得收入。“數字游民”從事的工作通常包括信息技術、創意服務、教育培訓、財務會計、自媒體等，這些工作的共同特點是可以使用數字工具和互聯網遠程完成。

AI時代來臨，年輕的“數字游民”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如何才能“走”得更遠？他們在走走停停中，也是對人生不斷充電。

換一種輕盈的生活方式

在云南大理的黑柿民宿，一群旅居于此的“數字游民”，每周都會舉辦交流活動。

軟件開發工程師崔陽感到在這里“非常融入”，他們聚在一起，討論的話題多與人工智能、編程有關。“我們的專業背景不盡相同，更能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為此，大家還合作開發了一些軟件產品，感到收獲不小。”在崔陽看來，在人工智能時代，許多重復、低效的工作可以由智能機器來完成，傳統的工作模式面臨革新挑戰，比起在固定的辦公室，這樣的工作環境更能激發創意和靈感。

這種不同于辦公室的環境，拓展了人工智能時代“數字游民”的工作模式。

來到巴厘島的第三天，張萍就決定要在此常駐。每天早上醒來，她無須卡點趕地鐵，而是先去上一節瑜伽課，再找到一個足夠舒服的位置，打開電腦、處理工作。“陽光透過翠綠的樹葉灑在泳池，我在整塊木頭做成的大木桌上敲打鍵盤，感到很能激發創造力火花。”午間休息時，她會去游泳放松，“這能為我后半天的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雖然上班時間仍保持在8小時左右，她明顯感到工作更專注了，“我沉浸式處理各項事務，感到有一種很強的能量，推著我高效完成工作”。

2022年年底，00后李斯揚應聘進入一家廣告公司，從事創意文案相關工作。一成不變的工作狀態，讓她感到“失去了對生活的掌控感”，“不忙的時候特別閑，卻還得坐在辦公室里，裝作很忙；忙起來時，得經常熬夜”。

一天，李斯揚的視線從辦公室望向窗外，“外面天色正好，陽光透過寫字樓的玻璃幕墻，打在辦公桌上。而我就像一只‘被困的小鳥’”。坐辦公室半年后，她離職了。

之后，李斯揚對一家從事與戶外運動相關旅游線路的小微企業產生了興趣，“這里氛圍很好”，更讓她看重的是，公司允許遠程辦公。

2023年10月，李斯揚經過面試進入這家公司當產品經理，負責策劃旅行線路、安排相關活動、進行社交媒體運營，“我很喜歡攀巖，這份工作正是我的興趣所在”。

李斯揚目前常駐廣州，能時常回湖南長沙陪伴家里老人。她計劃今年7月前往法國，在巴黎奧運會做一名志愿者，“如果我還在辦公室坐班，就不可能有這些心想即成的體驗了”。

成為一名“數字游民”，讓她“更敢于嘗試以往不可能的經歷”。

面對“不那么美麗的另一面”

對于“數字游民”而言，“悠閑”“高效”的不坐班工作生活背后，實則有著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在外面漂久了，還是會有一些孤單。”鄭齊在一家咨詢公司工作了十年，今年1月起，由于部門不再要求坐班，他開始了“數字游民”生活。

此前，鄭齊經常出門遠行，一去就是大半個月，已經適應了“一半時間在辦公室、一半時間遠程”的工作方式，但真正成為一名“數字游民”，讓他感到“頗有些挑戰”，“歐洲有時差，我跟國內的朋友家人缺少有效的聯絡和溝通，獨處時間太長了，會有一些情緒困擾”。

每去一個地方之前，鄭齊都需要打理好當地的攻略，“交通如何、住哪兒、吃什么、行程怎么安排……”近幾個月工作地點頻繁更換，腦力和體力消耗很大，讓他感到比較疲憊。

“沒有哪一種生活方式，是不需要付出努力或代價的。”鄭齊表示，既然選擇成為“數字游民”，也要接受“不那么美麗的另一面”。

經歷了一年多“數字游民”生活后，今年4月，王利找到了一份全職工作。對他來說，“終于結束漂泊了”。

王利成為“數字游民”比較偶然。2023年年初，在法國讀碩士的他，通過申請，成為聯合國一家下屬機構的實習生，“這份工作在泰國曼谷，公司允許雇員采取坐班與遠程混合的模式辦公，同事分散于世界各地，我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數字游民’”。

從此，他開啟了邊旅行邊辦公的“游民”生活，實際體驗并沒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各個地方的生活環境和氣候狀況有很大不同，我面臨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問題和挑戰。”他說。

2023年6月開始，泰國進入雨季，氣溫很高、濕度較大。王利的旅行計劃，總會被難以忍受的高溫或突如其來的大雨打斷，索性作罷，“從早到晚待在咖啡館里辦公”。

突如其來的意外，給王利增加了不確定感。有一次他的腳意外受傷，去醫院后，醫生告訴他“只是崴腳”，由于當地醫療水平有限，無法為他做進一步細致檢查，只能開些藥回去，“傷筋動骨100天，還好沒有大礙，如果真有什么事，就要回國治療了”。

“數字游民”最為關注社會保障制度，他們期望社會保障機制能更多覆蓋到這一群體。

輾轉在東南亞多個“數字游民”社區，王利了解到，一些擁有全職正式工作的“數字游民”，公司會為他們購買醫療保險、商業保險等應對意外情況。而一些靠接單、沒有全職工作的“數字游民”，需要自己購買保險，“購買覆蓋意外、重疾等情況的醫療險，一個月要幾千元”。2023年下半年，王利完成學業回國，成為一名獨立設計師，繼續在國內多個“數字游民”社區旅居。那段時間，他主要靠接單賺取收入。

家在四川成都的他，能夠以“靈活就業人員”的身份進行社保繳費。但養老保險的繳費基數按上一年度四川省城鎮全部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60%-300%核定，“各種費用加起來，我一個月要繳納接近2000元，由于接單的收入不穩定，這對我來說是個挑戰。”

考慮多種因素，王利決定結束“數字游民”生活，入職一家公司，開始“朝九晚五”的工作。

構建起“能力護城河”

采訪中，很多受訪者表示， 選擇成為“數字游民”，需要深思熟慮。

“我喜歡這種生活和工作模式，讓我多了些思考和充電的機會，希望今后也能繼續保持。”在鄭齊看來，成為“數字游民”，為自己拓展了更廣闊的視野，“了解了更多文化，也探索了更多的工作機會。”

在崔陽看來，硬核工作能力、足夠的收入，是“數字游民”要擁有的兩個關鍵因素。

“人工智能時代下，如果你的技能會輕易被機器所取代，那用什么來支撐你的‘數字游民’生活呢？”崔陽認為，要擁有足夠獨特的工作技能，構建起自己的“能力護城河”，這樣才不會在競爭中被淘汰。此外，每月的收入至少要達到國內一線城市平均水準，才能持續支撐旅居生活。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工作是他們的全部。”李斯揚看到，一些人裸辭去做“數字游民”，反而失去了對生活的掌控，“如果一個人擁有大把時間，卻無法安排得很充實，很容易陷到自我懷疑中，甚至可能會后悔離開辦公室”。

李斯揚坦言，和同樣是“數字游民”的同事開會是個“挑戰”，因為白天基本上都在旅行。為了湊大家都在的時間，團隊經常會在深夜開會，“你得隨時做好工作準備，不可能完全放空”。

李斯揚對現在的生活狀態很滿意，“盡管還面臨很多壓力和不確定性，我還是愿意繼續做‘數字游民’，不想回到傳統的工作模式中了”。

(應受訪者要求，張萍、崔陽、鄭齊、李斯揚、王利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劉胤衡 記者 黃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