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質生產力打破“三明治困境”

王勇

1978年出生于上海，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學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碩士、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曾在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世界銀行任職，現任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

去年9月以來，“新質生產力”一詞不斷出現在媒體報道中，迅速被大眾所熟知。2024年全國兩會上，新質生產力不僅被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更成為社會熱詞，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7月15日至18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新質生產力再次出現在全會公報中。

“新質生產力不僅是一個熱詞，也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索的新理論概念。”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王勇對《環球人物》記者說。在他看來，加速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形勢使然，更是時代必然。

“因地制宜”特別重要

根據官方給出的概念，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

圍繞這個概念，今年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了10多個產業領域，包括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前沿新興氫能、新材料、低空經濟、量子技術、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

“新質生產力不是農業升級為工業、工業升級為服務業的結構轉型，它更加強調質態，而不是業態。即使是最傳統的農業，如果能通過革命性的技術，進行生產要素的創新組合，也能形成新質生產力。”王勇說。比如傳統農業，如果能通過數字化技術進行選種、育種、種植、收割、深加工，同樣可以構成新質生產力的質態。

2024年4月，在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上，一款“太陽能樹”吸引了采購商。

在已有論述的基礎上，二十屆三中全會又對新質生產力展開了較多新論述，尤其是在具體操作層面。

王勇對《環球人物》記者表示：“新質生產力有三個構成要素，一是技術的革命性突破，二是生產要素的創新性配置，三是產業的深度轉型升級。這三方面都是以科技創新為根本特征的，而科技創新靠的是人才，人才培養又靠教育。因此，二十屆三中全會對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性進行了重點論述，強調‘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

外界普遍注意到，《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改革”一詞被反復提及，出現了50多次。

對于改革的方向和具體內容，《決定》提出“要深化教育綜合改革，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王勇認為，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把經濟領域的“堵點”“痛點”打通、打破，進一步促進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釋放。

《決定》還特別提到“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在王勇看來，“因地制宜”這一點特別重要。去年以來，個別地方在落實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誤以為只有高科技產業才屬于新質生產力的范疇，導致出現不顧本地實際情況，違反本地比較優勢，盲目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的現象。

針對這一情況，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絕不意味著放棄或忽略傳統產業，不能一哄而上，不能搞“一刀切”模式。

“目前，傳統產業在中國經濟中的占比高達85%，而且我們還有很多欠發達地區，當地經濟都以傳統產業為主。對這些地區來說，發展新質生產力主要是通過引入更加先進的技術，給傳統產業提質增效，為傳統產業賦能，同時通過改革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王勇表示，只有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是科學發展的態度，“此次‘因地制宜’正式寫入《決定》，我覺得是非常重要且關鍵的”。

2023年，王勇在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舉辦的國際會議上發言。

“雙線作戰，謀求突圍”

在一些人看來，地緣政治的緊張局面，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前沿技術的限制和打壓，是我國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要原因，王勇認為并非全然如此。

“地緣政治的變化只是外因，發揮主導作用的還是內因，也就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內在要求。如果沒有中美貿易摩擦，沒有俄烏沖突，我們會不會轉向高質量發展？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粗放型、高投入型的發展模式，已不再符合我國現階段的發展要求。”王勇說，“如果說過去我們要著力解決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問題，那么如今要解決從多到好、從粗到精的問題。”

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國的一些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近年來不斷向外轉移，因此有人擔心中國也會走上美國產業空心化的老路。

對此，王勇向記者闡釋了中國所面臨的“三明治困境”：創新能力更強的國家和地區，比如美國，對我國有壓制效應；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地區，比如越南、印度，則對我國有追逐效應。“中國經濟就像三明治的中間層，前有堵敵、后有追兵，需要雙線作戰，謀求突圍。而突圍的方式包括兩個重要方面，一是通過科技創新進入原本由發達國家主導的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業；二是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本國傳統產業提質增效，避免其過早地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避免產業空心化。”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但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中國最重要的還是保持定力。

王勇認為，很多歐洲國家雖然在政治外交上跟隨美國，但在經濟上是不愿意放棄中國市場的，因此中國只有把經濟蛋糕做得更大，內政外交才更有主動性。即使是跟那些主張遏制中國的美國政客打交道，也應該“斗而不破”，盡量團結更多可以團結的人，“當我們的朋友越來越多時，美國想擋也擋不住”。

目前，中國北上廣深和東部沿海的很多地區，已經達到發達經濟體的水平，具備了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等賽道上加速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條件，但更廣大的中西部地區還相對落后，傳統產業的比重依舊較高。因此，發展新質生產力更重要的是運用現代科技對傳統產業進行賦能，提質增效。

“我們既不能錯過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也要警惕一窩蜂地大干快上，違反自身比較優勢發展相關產業，造成資源的錯誤配置、重復配置，這樣反而會損害我們經濟的基本盤。”王勇說，“因此，各地政府清醒的自我認知能力和中央對地方政府考核的科學性，就變得尤為重要。”

王勇與其他學者合著的《新質生產力》。

中國是“離不開”的存在

對于世界經濟，王勇已經研究了20多年。“國際競爭”這項宏大的課題，不僅是他的研究對象，也是他的親身經歷。

2000年，王勇從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本科畢業，免試直升進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為國家發展研究院）讀碩士。3年后，他又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攻讀博士學位。

芝大經濟系以淘汰率高著稱，王勇那一屆博士生共有24人入學，來自世界各地，都是本國最優秀的學生，但在一年后的博士資格考試中，直接被刷掉了10個人。

留學的6年，王勇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在此之前，即使是備戰高考，他也從來沒有為了完成作業而熬夜，但在芝大，熬夜讀書、看資料、寫論文成了常態。

“班里每個人起初都萬分自信，但一個月的課上下來，男生變得胡子拉碴，有人甚至剃光頭，大家都沉默了，課業壓力無聲地蔓延開來。”王勇回憶道。

當時最難的課程之一是價格理論，為了完成作業，同學們經常熬通宵。王勇至今記得那段“一邊完成作業，一邊看著天空漸漸發白”的日子，“在芝大，不把全身力氣用盡，是拿不到A的”。最終，在這門課的博士資格考試中，他拿了第一名。

芝大經濟系常有研討會，氛圍從來不是一團和氣的，教授們會尖銳地指出對方觀點的錯誤或者不足，甚至有人被逼哭過。當老師們圍著桌子討論時，學生們就擠坐在后面的椅子上旁聽。這種尋求真知、鼓勵創新的精神極大地感染了王勇。

2008年，王勇尚未從芝大畢業，就接到了經濟學家林毅夫的邀請，讓他到世界銀行從事研究工作。當時，林毅夫在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

在北大讀書期間，王勇上過林毅夫的兩門課，還獲得了這兩門課程的全班最高分，之后又跟隨林毅夫寫論文。王勇論文答辯時，林毅夫是其論文答辯委員會的主席。后經林毅夫推薦，王勇進入芝大經濟系深造，兩人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從2008年到2012年，王勇一直在世界銀行擔任咨詢專家。入職北大前，他還曾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從中國南方到北方，從世界東方到西方，王勇一直走在學術道路上，以中國為起點，又回到中國，用他的話說：“大國逐鹿，都市喧囂，我最喜歡的還是一方書桌、一片寧靜、一份從容，期盼著那一點頓悟。”

多年來，王勇側重于研究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問題。回顧二戰結束以來整個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思潮與現實實踐，他發現，但凡是教條式地套用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或是盲目聽從那些看似標準、正確的政策建議，在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效果都達不到預期，甚至比之前更加糟糕。

剛改革開放時，中國的人均GDP還不到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人均水平的1/3，至1994年仍不到后者的平均水平，但現在，中國不僅早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還成功讓8.5億多人脫貧。

這一切使很多西方學者百思不得其解。對他們來說，中國是“看不懂”又“離不開”的存在。即使是一度叫囂要與中國“脫鉤”的美國，過去幾年從中國直接進口的產品減少了，但間接進口的產品不僅沒少，反而更多了。其原因在于，東南亞地區沒有全產業鏈，當地工廠基本上從事的是組裝、加工環節，零部件還是要從中國進口。

“中國的經濟發展具有世界意義。我們基于實踐總結出來的經驗與教訓，不僅可以幫助中國，也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具有借鑒意義。”王勇說，“一些令西方經濟學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中國經濟學家具有‘近水樓臺先得月’之便，只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以規范的方法去分析，就可以給出正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