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企業蹲點去！”他助力小冰箱廠變身行業巨頭

人物名片

許慶瑞，1930年生，今年94歲。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技術創新管理理論的重要開拓者。他長期從事管理科學與工程的教學、科研與工程實踐，最早提出“企業必須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推動成百上千的企業迅速成長。許慶瑞率先提出“技術創新的組合模式”“全面創新管理”等一個又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創新管理理論，為中國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從小接觸企業

他提出“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體”

1982年11月，在一場學術會議上，兩撥人圍繞著“創新是誰的事”展開激烈爭論。一方是中國科學院當時的負責人團隊，另一方則是許慶瑞一人。

“科學院說innovation（創新）應該在科學院搞，我說不對，innovation要在企業里搞，innovation跟生產密切結合，不是我創造一個東西出來，而是我要制造一個東西，給老百姓好用，這個你放在科學院行嗎？實驗室里能出產品嗎？科學發明科學院在搞，生產企業在搞，兩頭連不起來的。”許慶瑞說。

許慶瑞從小就接觸企業，那時，它更廣為人知的名字叫“實業”。許慶瑞的祖父，曾是江蘇常州匯豐錢莊的經理，他鼓勵兒子許冠群實業救國。于是，許冠群帶著全家搬到上海，創辦新亞藥業——民族制藥工業最早誕生的企業之一。

許慶瑞回憶，新亞藥業創辦之初困難重重。抗戰前夕，面對日本和美國西藥的競爭，中國西藥業幾乎瀕臨破產，他父親甚至一度想要投江自盡。“新四軍沒有藥，都跑到租界里來，我父親就把西藥拿過去。結果日本人知道了，把他們弄到日本憲兵隊去了，幸虧那個隊長跟我父親的一個朋友是同班同學，要不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許慶瑞表示，他父親創辦的藥廠研發了兩種藥物，在解放前很有名氣，一種治胃病，一種治梅毒。也許，這便是許慶瑞執著于創新的源頭。

△許慶瑞中學時照片

結合美蘇模式發展中國的管理科學

培養學生要追求“頂天立地”

1947年，許慶瑞從上海南洋模范中學考入交通大學的工業管理工程系，接受美國式的管理學教育。四年學業期滿后，他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深造，學習蘇聯式的管理學理念。

許慶瑞表示，“美國是完全靠資本上來的，蘇聯人則是從馬克思主義《資本論》出發，強調勞動創造世界的觀念，這跟美國的觀念截然不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教育體系。我們這一代人就是兩面都看了，因此視野比較全面。”

多年之后，許慶瑞意識到，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的工業管理經驗，中國的工業管理還得立足于中國的實際情況。切身的體會也為他后來培養學生“頂天立地”的研究方法埋下了種子。

△年輕時拉小提琴的許慶瑞

盡管歷經時代變遷，許慶瑞始終未放松對專業的思考和研究。從留校任教到調任鄭州，再到臨安勞動，上世紀70年代浙大復課后，許慶瑞和同事共同籌建了浙江大學管理系。1980年，浙大當時的上級單位中國科學院計劃派遣一批學者赴美進修，在看到選派名單后，許慶瑞急了。

許慶瑞說：“當時科學院分配了40個名額都是技術領域的，我們就向科學院院長提出質疑，說為什么我們管理不派人去？”

爭取到的唯一一個管理學名額，落到了英語底子好的許慶瑞頭上。50歲的他，首次踏出國門，分別在麻省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進行了深造。

△1981—1982年，許慶瑞訪問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許慶瑞表示，他發現僅依靠生產管理是不夠的，沒有新東西出來，老生產老東西是行不通的。“innovation這個詞，意味著生產技術準備，要準備產生新產品，我就提出了技術創新的概念。生產力是重復的，已經有現成的方案，照搬就行了。但創新需要走新路子，前面是一片荒野，路怎么走，要去闖出來。”

許慶瑞比較了美國和蘇聯的管理科學，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了適合中國的管理科學。

△1982年，許慶瑞訪問美國斯坦福大學。

回國后，許慶瑞在浙江大學繼續教學工作，他的學生——浙江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吳曉波回憶稱，做許慶瑞的弟子，“太苦”，這是很多學生當年的感受。

吳曉波說：“我們好幾個一起讀的博士生中途都退學了，他是不怒自威，談事情的時候你會感覺到一種壓力，他要求很高，這也是一種很好的壓力。”許慶瑞表示：“不吃點苦，學不到真本事。你想馬馬虎虎？學不到東西！”

許慶瑞說，他要求學生追求“頂天”，“天”就是學科的高峰，不到高山之巔，就看不到大海。要達到學科的頂峰，才能擁有全局視野。同時，他也強調“立地”，“立地”就是要立足實際，不能專門看外國東西，要立足于本國實際，把本國的企業改造出來。

△1983年，許慶瑞為研究生授課：研究與發展管理。

長期蹲點企業調研 

成百上千企業嘗到創新的甜頭

1988年，在許慶瑞提出“技術創新”這個看法六年之后，原國家經貿委首次將這個詞納入政策文件當中。當年，國家指定了五家企業進行試點“技術創新”，許慶瑞選擇了當時實力最薄弱的唯一一家民營企業——海爾，去長期蹲點調研。

△許慶瑞于1986年出版的《研究與發展管理》、1990年出版的《技術創新管理》是國內科技管理與創新領域最早的教材。

原海爾冰箱廠的退休職工楊曉玲，當年是車間班組的負責人，雖然多年未與許慶瑞再接觸過，但還記得許慶瑞說話的腔調。

“姑娘，你在做的是什么東西？你這個東西是什么用處？”楊曉玲回憶說，許慶瑞會仔細詢問每個小零件的用途和功能。在聽取解釋后，他還會細致地提問，“你們每天運轉用的這個量”或者是“這個備件你們怎么管理”。楊曉玲稱，許院士曾先后到她的班組調研了四五次，每次都穿著工裝，扎在工人堆里。

許慶瑞表示：“真實情況誰在掌握呢？是工人最掌握。我帶著學生住在工人宿舍，穿上工人的衣服，先到基層與工人一起勞動三個禮拜，這樣才能跟工人有共同語言，他們才愿意把心里話告訴你。所以我們當時掌握的情況連工廠廠長都不知道。如果穿著西裝去工廠看，根本得不到實話。”

△2007年，許慶瑞（前排左二）率團隊多次赴青島海爾調研。

吳曉波有個本事，搞研究時，說一套嚴謹專業的學術話語；搞調研時，又是另一套“土”得掉渣的群眾語言。他表示，這都是早年跟隨老師練出來的。即使現在，他去企業調研時仍按老師說的，“三個地方必須看”。

“首先是車間現場，在生產線能夠了解到具體情況；其次是倉庫，倉庫是判斷一家企業好壞的關鍵。因為企業的進銷存都在倉庫中；最后要看廁所，企業管理得怎么樣，要從細節上去看，就看廁所做得怎么樣。”

1996年，國家經貿委印發了《“九五”全國技術創新綱要》，提出“以企業為主體創新”的方針政策。這一年，距離許慶瑞與科學院的那場爭論，已過去14年。

就在這“頂天立地”的過程中，許慶瑞進一步提出了全面創新的理論。他表示，創新不僅限于技術層面，還包括工人操作和管理方面的創新。如果管理落后，生產根本管理不住。

△全面創新管理——理論與實踐（許慶瑞，2007年）

在許慶瑞蹲點海爾內部調研的十多年間，這家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冰箱廠，逐漸發展成為創新型的領頭羊。經許慶瑞之手的成百上千家企業也都嘗到創新的甜頭。

“現在已進入創新引領的時代，創新的位置更加突出。原本創新是我們國內的事情，現在我們要靠創新來打破封鎖。有些人認為innovation就是制造出新東西，但實際上，innovation是一套基礎工作，是一個基本功。”許慶瑞強調。

許慶瑞認為，面對外界的封鎖，我們更不能封閉。他經常訂閱國際期刊，關注海外動態。他說，“頂天”是手段，“立地”是目標，最終是要解決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

△2008年，許慶瑞（中）與即將畢業的研究生在一起。

“‘頂天立地’是為了創造解決我們中國自己問題的道路。讀書是一個方面，生活的經歷同樣關鍵，社會體驗決定了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許慶瑞回憶當年在國外完成學業后，曾有外國人希望他留下，“我說不行，我要回去，要回報我的祖國。假設我們這些人都不回來，國家怎么發展起來？國家要靠一代一代人把它托起來。”

與夫人相濡以沫70余載

堅持創作致力于傳承創新理論

如今，許慶瑞的眾多學生已經成為中國管理學領域的中流砥柱。在外界，很多人叫許慶瑞“老師”，而在家里，許慶瑞對夫人沈守勤的稱呼，也是“老師”。

許慶瑞與夫人相識于大學時代，小提琴是他們的“紅娘”。70多年來，夫婦二人從未有過爭執。老兩口都愛好古典音樂，許慶瑞喜歡給沈老師演奏小提琴，沈守勤也喜歡聽許老師的琴聲。

“有空去聽一聽交響樂，對人有很大的動力。光靠念書和工作是不夠的，還是要有一種精神上的力量，文學藝術跟管理學一樣，能夠賦予人生命力。要去吸收這些文學藝術作品，這也是人類的精華。”許慶瑞說。

△2023年，許慶瑞與夫人沈守勤合影（兩位都年過九旬）。

雖然已過鮐背之年，許慶瑞依然堅持每天在電腦前坐一坐，敲打新作。他說，要把這一套創新理論怎么來的，寫一個系列，留給后人。“創新引領，創造中國更好的未來。”

記者手記：

我是記者朱敏。一踏進許先生的家門，一陣小提琴曲就鉆進耳朵，一張琴弓，四根琴弦，沒有點兒新意，哪能變幻出如此的婉轉悠揚？！

許院士每天堅持準點看新聞，他說，只有不停地學習，不斷地接觸新事物，才能跟上時代。說到動情處，先生會輕輕地拉起夫人的手。坐在一旁的夫人也不說話，只是微笑著注視著先生。采訪間歇，兩位年過九旬的老人，起身活動，互相攙著看外面成蔭的綠樹。窗外那一輪太陽，每一天，都是嶄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