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毛澤東在陜北保安(今志丹縣)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談及自己報考師范學校的經歷時說：我差不多已經做出結論，我最適合于教書。
現實中，很少有人把毛澤東與“教師”這一普通職業聯系起來。然而，這位閃耀著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書法家、詩人等諸多光環的偉人，的確一直對教師職業情有獨鐘。到了晚年，他依然喜歡與人談論“當小學教員”那段備感自豪的“教書歲月”。
在探索和梳理隱秘塵封的歷史卷宗和公開、口述的歷史文獻基礎上，韓延明5年數易其稿，著就了《毛澤東的教師情愫》(當代中國出版社)通過教師情愫這個主題，展現毛澤東波瀾壯闊的一生。
毛澤東始終強調知識和教育的重要性。1920年1月，他在《湘教職員請撤懲張敬堯》一文中寫道：“竊我國今日要務，莫急于圖強，而圖強之根本，莫要于教育。”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改訂學制，廢除不必要的課程，“廣泛發展民眾教育，組織各種補習學校、識字運動”。
少年時他如饑似渴地讀書，成為國家領導人后，依然保持著學習的熱情和習慣。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讓他的外事秘書林克結合國際形勢和政治需要教他學習英語。林克回憶說：毛澤東學習英語的興致很高……有一段時間，往往天色未明時，他就邀請我到他的寢室去幫他學英語。毛澤東有次對客人說：我每天總要擠時間請老師教英語，現在算已有了點成績……我已能閱讀《紐約時報》了。
毛澤東尊重知識和教育，還體現在他對待老師的態度上。無論是求學時期、革命年代，還是在成為大國領袖之后，毛澤東一直保持著與各位恩師的聯系和交往，最長的賡續半個多世紀。
在延安，他曾于1937年2月和1947年2月兩次為師范老師徐特立隆重祝壽，而這兩次都處于非同尋常的歷史時刻——第一次是紅軍經過萬里長征到達延安不久，第二次是胡宗南23萬大軍壓境延安之前。新中國成立后，當毛澤東得知自己當年的國文教員袁吉六先生病逝、師母戴常貞生活困難時，多次給她寄錢寄物，并派人專程從湖南接師母進京住了兩個多月。之后，他承擔了師母的生活費用，直至師母去世。
《毛澤東的教師情愫》一書，歷史跨度大、涉及面廣，信息量大，可謂縱橫交織、上下貫通，猶如一部史詩般的舞臺大劇，異彩紛呈。作者選取獨特的寫作視角，恪守實事求是、嚴謹治學的原則，仔細比較、反復甄別，選取最精當的史料，巧妙應用于新穎的觀點中加以闡述。
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著名美國學者約翰·霍金斯說：“毛澤東一生對于教育投入了極大的關注，他對教育的關心在許多大政治家中都是獨樹一幟的。要想了解中國的現代教育，是無法離開對毛澤東教育思想與實踐的了解的。尤其當中國教育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一種模式時，他在教育上的許多創舉及對教育的影響也是教育工作者所應關注的。”
毛澤東從“教師”職業踏上其壯麗的革命生涯，又以“導師”身份踐行其神圣的歷史使命。后來，他將中國大地變成一所大學校，讓中國共產黨書寫的輝煌歷史成為一本大教材。他的思想，已深入中國人的心靈和血脈，化作一種永恒的精神力量。
(作者穆兆勇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