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走倆孩子14年被建議量刑5年？律師解讀

孫海洋再一次走入公眾視野，這次是因為一份檢方的量刑建議書——孫卓被拐案的嫌疑人吳某龍被建議判處5年有期徒刑。

拐走兩名孩子長達14年，嫌疑人只被建議判五年？此事迅速在網上引起熱議。建議量刑法律依據是什么？拐賣兒童罪和拐騙兒童罪，為何量刑不同？

孫海洋認為量刑建議過輕

欲起訴索賠500萬元

2007年，時年4歲的孫卓在位于深圳白石洲的自家包子鋪門口被拐走。7年后，以孫卓父親孫海洋為原型的尋親故事被改編為電影《親愛的》上映。又一個7年，2021年，孫海洋終于找回了他的兒子。

如今，孫海洋再次被輿論聚焦，6月14日，他在社交平臺曬出一份檢方的量刑建議書。

建議書中顯示，被告人吳某龍涉嫌拐騙兒童犯罪、吳某光涉嫌窩藏、包庇犯罪一案，經本院審查認為，被告人吳某龍、吳某光的行為分別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62條、310條之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分別以拐騙兒童罪、窩藏、包庇罪追究其刑事責任。鑒于被告人吳某龍拐騙兩個兒童，性質惡劣，建議對其判處五年有期徒刑；鑒于被告人吳某光系累犯，建議對被告吳某光判處二年六個月有期徒刑。

“拐走一名孩子，給父母乃至一整個家庭都會帶來巨大的傷害，造成的社會影響也非常惡劣，而他們拐走兩名孩子長達14年。”孫海洋如此表示，他認為這樣的量刑建議過輕。

孫海洋對媒體表示，他咨詢律師得知，檢方也是依法建議量刑，因為警方沒有查到吳某龍存在拐賣的罪行，只是確認了拐騙罪行，根據現有法律只能如此量刑。

他準備向吳某龍提起民事訴訟，索賠包含精神損失費等在內的賠償金500萬元。“我不在意他能賠多少，只希望他能得到應有的嚴懲。”

拐賣兒童罪和拐騙兒童罪

有什么區別？

此事引起網友熱議。有網友表示，“找孩子找了十幾年，結果最后人販子判刑還沒有找的年數多”。還有網友提出疑問，拐賣和拐騙都是把孩子從父母身邊偷走，對受害家庭沒什么區別，為何量刑不一樣？

北京德翔律師事務所主任安翔對記者表示，按照現行的法律規定，拐賣婦女、兒童的，應該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如果有特殊情形，可以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直至死刑，比如說拐賣婦女、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拐賣婦女、兒童三人以上，奸淫被拐賣婦女，造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等等。但是一般的拐賣行為，是在五到十年之中進行量刑。

拐騙兒童罪，則指拐騙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使其脫離家庭或者監護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對于拐騙兒童罪來講，五年是量刑的上限，而對于拐賣兒童罪來講，五年是量刑的下限。

如何判定是“拐賣”還是“拐騙”？安翔解釋，拐賣婦女兒童是以出賣為目的，進行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等行為。拐騙兒童罪，不以出賣、交易為目的，通常情況下是把兒童拐騙來作為自己的孩子撫養、傳宗接代，或讓孩子替自己完成一些工作，對孩子進行奴役等。這是兩者從立法上的不同。

在實踐中要區分“拐賣”和“拐騙”，一是看客觀上是否有出賣的行為，比如有無聯系上下家、買賣交易等行為，不需要實際產生交易，只要開展相關活動就可以。另一個是看主觀上是否有出賣的目的，通常情況下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作為依據去判斷。

“在這個案子當中，很可能是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沒有抓住對方以出賣為目的、實施拐賣的證據。所以，最終只能以比較輕的拐騙兒童罪，作為定罪量刑建議的依據。”安翔表示。

“天下無拐”，還要怎么做？

一字之差，量刑卻大不相同。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阮齊林就曾提醒，公眾應區分拐賣兒童罪和拐騙兒童罪，后者不存在利益驅使和買賣行為，量刑相較前者更輕。拿符建濤一案舉例，若“人販子以送的方式送給他人撫養”的說法在此案中成立，那么該案件應屬于拐騙兒童案。

安翔認為，不管是“拐賣”還是“拐騙”，從行為上都可能包含如非法拘禁、綁架等產生傷害的一些行為，其侵害的對象都是被拐的兒童。犯罪行為對被害人及其家人精神上的打擊都相當嚴重，破壞了中國人最珍重的親情之間的連接。從刑法罪責刑相適應的角度來說，目前的打擊力度不足以對相關的行為產生震懾，也不足以與其行為造成的社會危害性和主觀惡性相匹配，建議未來加大對拐騙兒童犯罪的懲治力度。

此外，除了拐賣者，今年兩會期間，不少代表委員建議從日常著手，實現“常態化打拐”。如嚴格當地公安機關戶籍管理責任，使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無法在當地落腳、無法辦理戶口；加強被拐婦女兒童普查力度，鏟除“買方市場”等。

還有專家學者認為，應提高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還有人呼吁買賣雙方“同罪同罰”。

全國人大代表、“寶貝回家”尋子網創始人張寶艷表示，對于收買方的量刑不應該低于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量刑。她還建議，對拐賣犯罪分子(包括買主)終身追責。

“從交易過程來看，‘沒有收買就沒有拐賣’，市場的需求滋生了大量拐賣兒童案件，收買和出賣在法律上有一種共犯性質。”安翔認為，過去立法時著重打擊拐賣的一方，而對收買的一方量刑更低，或許是考慮到減輕公安機關解救被拐賣婦女兒童障礙。

而隨著新的理論進步，社會環境的變化，比如警力配備，各種信息化、交通發達等情況，立法可以考慮做出適當調整，本著罪責刑相適應的角度提高買賣兩端的量刑標準，更有利于打擊拐賣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