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成都6月12日消息，三星堆新發(fā)現6個“祭祀坑”出土一千余件重要文物的消息，讓三星堆又一次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截至目前三星堆遺址已出土數萬件文物，發(fā)現了城墻和大型宮殿建筑基址，不僅確認了三星堆及其代表的古蜀文明的重要價值，更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生動實例。
三星堆考古的重要成就，是我國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fā)展的成果，也是幾代考古人一鏟一鏟、青燈黃卷、接續(xù)努力的成績。
記者近日走進三星堆祭祀區(qū)考古發(fā)掘現場，6個新發(fā)現“祭祀坑”被裝在四個像玻璃房子一樣的“考古艙”里，考古隊員們穿著“防護服”在里面開展工作。據介紹，在這樣的“考古艙”里開展工作，能很好地控制“祭祀坑”里的溫度和濕度，防止外來的細菌干擾破壞出土文物。
盡管工作條件一流，但在“考古艙”里工作一點不輕松。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文物，一到文物層，發(fā)掘隊員們都得蹲在或者趴在“祭祀坑”里的升降機上工作。發(fā)掘又是個細致活兒，必須用手鏟、竹簽、刷子等慢慢清理，往往一趴就是半天。這樣艱苦又細致的工作，一群“90后”年輕人擔當了主力。
“95后”許丹陽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去年剛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碩士研究生畢業(yè)，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在此次三星堆祭祀區(qū)考古工作中，許丹陽成了4號“祭祀坑”的“坑長”。
下工后的許丹陽換下防護服、摘下口罩，露出一張稚氣的笑臉。
“相對成果來說，辛苦是值得的，甚至可以說很劃算。短期來看，幾個月就發(fā)掘出來這么多重要文物，從長遠來看，對于歷史研究的價值更是無法估量。”許丹陽說。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站長雷雨對許丹陽這群“生力軍”非常贊賞，他告訴記者：“沒想到‘90后’的小孩子敬業(yè)到這種程度，有次我問許丹陽累不累，他說不累是假的，在‘祭祀坑’里的升降機上一趴就是半天，收工的時候腰都直不起來，疲乏到了極點。”
表揚年輕人的雷雨在三星堆遺址“堅守”了近40年，最近9年和他做伴的還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長冉宏林。據他介紹，在遺址現場參與三星堆新發(fā)現6個“祭祀坑”發(fā)掘的考古工作者有200多位，超過二分之一是“90后”。冉宏林是“85后”，他已經在此次的考古發(fā)掘工作中“挑大梁”。
“比起前輩們來，這點辛苦不算什么。”冉宏林說。
1986年，三星堆遺址相繼發(fā)現一號、二號“祭祀坑”，出土了包括金器、銅器、玉器、石器、骨器和陶器等在內的1720件精美文物。“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負責考古發(fā)掘工作的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兩位已經退休的研究員陳德安和陳顯丹。
據陳德安介紹，當時的發(fā)掘條件非常簡陋，只搭了一個草棚子，為了盡量減少風吹日曬對文物的影響，考古隊員24小時不分白天黑夜地干。
“我們當時做了一個很大的草棚，太陽一出來得馬上把它罩上去，天陰的時候得拿開進行發(fā)掘，那么夏天每天都是太陽，怎么辦？我們只有晚上發(fā)掘，這才對文物有利。”陳德安說。
陳顯丹還告訴記者，除了天氣影響，當時附近還有一個磚廠，工人要等著發(fā)掘完繼續(xù)取土燒磚，工人們開始并不理解，對發(fā)掘工作頗有怨言。考古隊員除了工作，還得給磚廠老板和工人普及文物保護知識。
實際上，在三星堆“祭祀坑”發(fā)現之前，我國多位知名考古學家相繼為三星堆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國成立后，在馮漢驥先生的帶領下，童恩正、沈仲常、王家祐、楊有潤、林向、張勛燎、宋治民、馬繼賢、王有鵬等先生相繼參與遺址的調查與發(fā)掘工作，蘇秉琦先生更是在看過三星堆陶片后預言“此地必有重大發(fā)現”，并將三星堆定性為“古文化、古城、古國遺址”。他們的實踐和理論指導，為后來三星堆“震驚世界”奠定了堅實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