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許倬云：一生為常民寫史 93歲仍立新說

過去一年，九旬許倬云八易其稿，以考古學為基石展開論述，考察華夏文明與世界文明的關系，完成新書《經緯華夏》。他感嘆道：“我已老邁，大概再無余力撰寫如此較具規模的專著。”

面向大眾的歷史寫作

歷史學家許倬云一生主張“為常民寫史”，他的著作也進入了“尋常百姓家”。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許倬云教研與著述歷史。截至2022年，他共有中文專著58種、英文專著6種、中文合著及編著26種、英文合著2種，共計92種、212個版本行世。

2006年，《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同步在海峽兩岸出版，不僅獲得國家圖書館文津獎，在海峽兩岸銷量也超過百萬冊。2019年7月，清華大學向新生發送錄取通知書的同時，一并送上《萬古江河》，校長寄語新生“從歷史文化中汲取力量”。

2006年至今，他在大陸出版新作近二十種，如“中國三部曲”、“文明三書”、“從歷史看管理”系列等，自選集、演講集、舊書新版絡繹不絕，成為這個時代最具公眾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近年來，他的線上課程、演講、談話頻頻“破圈”，受到年輕群體的喜愛。

最新出版的《經緯華夏》與《萬古江河》一樣，有著一以貫之的“大關懷”。許倬云在新書別冊中闡述了為何要在多年后再寫華夏歷史，并在末尾《余白》中描述這般繼承性：“我平生著作，其計劃與開展的過程，以《萬古江河》最有特色。……這本書稿即將完成，本打算作為《萬古江河》的續編，以補充過去陳述的分析以外，又在別的層面進行一些討論，以說明中國這一華夏共同體，如何可以經歷數千年而不敗。這本書寫作過程中，我的想法逐漸改變，終于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線。”

在《經緯華夏》中，許先生跳脫出中國文化內部演變的敘述，以“大歷史”的觀看視角與思維方式，對華夏內外的歷史互動進行了全新的歸納排列，再現了中國大地上人群、族群、文化互動融合的軌跡。他贊嘆中國文化經歷多次調整磨合后，呈現出來的包容性：“如此特色，在世界其他文化形成過程中，甚為罕見——很少有地理上如此完整的一片空間，作為族群融合的場所。于是，從本書陳述的時間看，中國文化跨度近萬年，少說也有六千年。在整個人類文化史上，這一個例極為獨特。”他希望經由這本書，讓國人知道——“天地之間應有如此的中國”。

許倬云先生一生著作頗豐，93歲仍立新說。幼時的戰爭經歷，讓他有了一般知識分子不曾有的豐厚的人生體驗，因此對生命格外敬重，關心民間疾苦。他的關心方法，在持續一生的寫作治學當中，也在從不中斷的對他人、對世界的關注中。

許先生一直主張：讀書固然重要，更要讀“社會”這本大書——制度、規章、書本，往往與當下發生的社會現實存在相當程度的距離。九十多歲了，他還保持著少年時的習慣，每天看《紐約時報》《大西洋雜志》等英文報刊，以及兩岸的中文資訊，為這個變化劇烈的世界心懷憂慮。限于身體他已經三年足不出戶，但不妨礙他對新技術的關心、思考。對于個人主義之下日漸疏離的人倫關系，他顯得憂心忡忡。“人工智能會對包括歷史在內的人文學科造成什么改變？”他回復道：“我不擔心AI超越我們，我擔心我們忘了別人——人跟人之間不再有面對面的接觸，人把自己封鎖在小盒子里邊，忘了外面有血有肉的別人。”

全書結尾，是這位常年心懷憂慮的鮐背老人對這個世界的殷殷屬望：希望《禮記·大同》里的“大同世界”理想，早日在中國乃至世界落實。

他希望喚起的，是中國傳統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真情與連接。在一個日趨分裂的世界里，他始終盼望人們不要離散，相愛，互助，開出個新天地。

“抗戰是我非常重要的記憶”

許倬云的學術成就，與其大時代下的生活經歷密不可分。

1930年，許倬云與胞弟出生在廈門，適逢戰亂時期，母親生了一場病，雙胞胎營養不夠，在腹中的許倬云骨肉沒有發育完全，一出生就是高度殘疾，完全不能行動。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許倬云與家人一起過上了顛沛流離的生活，也是從那時開始，死亡的陰影籠罩了他的生活。在逃難的路上，他目睹了無辜的百姓尸橫遍野的慘狀，日本軍機無差別的掃射，上午還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下午已倒在了自己的面前。

無法行走的許倬云只能由挑夫挑著趕路，但在某個深夜里，挑著許倬云的挑夫突然倒地而亡，另一個挑夫去追離開的隊伍。荒山野嶺中，年幼的許倬云動彈不得，只能無助地倒在死去的挑夫旁，等到家人來找他。

他后來回憶說：“抗戰是我非常重要的記憶，看見人家流離失所，看見死亡，看見戰火，知道什么叫饑餓，什么叫恐懼，這是無法代替的經驗。”

到了二十八歲，許倬云才終于能夠開刀做手術，矯正雙腳，直立行走。在這之前，他都只能在椅子上坐著。面對命運的不公，許倬云仍堅強地表示：“我的不幸（殘疾），變成我的幸運，因為我能專心念書。”

與其說是他選擇歷史，不如說是歷史選擇了他。父親教他認字，弟弟把上課學習到的知識講給他，許倬云不敢放松一刻地學習，最終考上了臺大外語系，校長傅斯年對他說：“你應該讀歷史系。”

他在臺大的恩師有：考古學家李濟之，曾主持河南安陽的殷墟發掘，被譽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歷史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沈剛伯，是西洋史研究的開路者；考古學家董作賓，是民國時期甲骨文研究最重要的甲骨學“四堂”之一；文化人類學家李宗侗，經常派三輪車接學生去家里上課；民族學家凌純聲，完成中國第一部民族學調查……

“我一輩子感激的是不同風格、途徑的老師，每個人都給我一些東西，每個人都給一個終身仰慕的楷模。我也沒有專挑哪一位老師的路線，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個人對我都有相當大的影響。”

1956年，許倬云從研究所畢業進入“中研院”史語所。在胡適的幫助下，他獲得紐約華僑提供的1500美元獎學金，得以赴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1957年夏，他坐船遠航美國東海岸。不同于其他留學生坐飛機或快速客輪，他是廉價貨船的“附帶乘客”。這艘船裝載著菲律賓出產的鐵砂，慢吞吞地駛向目的地。

1962年，許倬云拒絕了五份美國工作的邀請（其中包括芝加哥大學），選擇回到臺灣。之所以作此選擇，是出于三個承諾：對母親、史語所、臺大錢思亮校長。回來后，他同時在史語所和臺大工作，后來在臺大擔任歷史系主任。

“因為我一輩子不能動，不能跟人家一起玩，所以永遠做一個旁觀者，這跟我一輩子做歷史研究有相當大的關系，歷史學家也做旁觀者。”這使得他終身的歷史研究，都注重“常民”視角，而非傳統的政治史或帝王將相。

不是“歷史在變”，而是人的眼光變了

“歷史在變”，這是許倬云一貫的主張。不是歷史本身變了，而是人們看過去的眼光在變，看到的東西也就不一樣了。作為歷史學家，他認為人類在歷史的樹林里，每次只能多看見一點點，前面的道路是慢慢走出來的，要隨時修正，隨時體諒別人。

許倬云每寫一部書、一篇論文，不是簡單地排比時代的先后、人事的更迭，而是用心去追求中國文化的本質。以他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學術專著為例，《西周史》是在探尋中國文化秩序的本源，寫到西周亡國，他會聯想到抗戰時期同胞的慘狀而落淚；《中國古代社會史論》關注的是一個社會的分層與流動機制；《漢代農業》則關注人口壓力、市場網絡、政府和工商關系，給近代以來的三農問題帶來了很多啟發。

70歲之后許倬云致力于為普通人寫作。他說：“中國的歷史常常只注意到臺面上的人物，能為常民寫作、與大眾講話的人實在不多，我愿意承擔起這個責任。”此后的十多部著作，其范圍不出大型集合體的聚散、思想文化的盈縮，還有社會節奏的變遷，都是為了給普通讀者提供一種切實的歷史參照物，從而讓他們有所思，有所得。

對于許倬云來說，歷史從不僅僅是冰冷的知識和研究對象，歷史是大群知識叢中最貼近人心的部分。它可以是文化的歷史，可以是一個家庭的歷史，甚至可以是每個人內心的轉變。

在這本他額外珍視的《經緯華夏》，許倬云說，這本書里有自己的歡笑與眼淚。所有的歡笑與眼淚，“都是因為看到了這片土地上的蕓蕓眾生幾千年來的掙扎和奮斗；或者輾轉于艱難困苦而沒有出路。但是，其實是有出路的，會有出路的；有時候，他們找到了出路，我自己沒看見而已”。

如果大家都能保持一種時刻在局外又在局中的視角，養成這種觀察世事與往事的習慣，那他作為歷史學家數十年來對公眾說話的目的便算達到了——“我盡了我的力，讓人家知道歷史是這么一個項目，對你的人生尋找意義、尋找自己，都是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