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位聾人準律師譚婷：為上萬聽障者普法

當時被稱為“中國唯一手語律師”的唐帥，不希望自己是那個“唯一”，現在，他也不希望譚婷是那個“唯一”。

在大涼山深處，譚婷曾經是出門只敢低頭的女孩。

她的每一步都走得極為艱難：8歲失聰，被迫輟學5年；埋頭苦讀后考上大學；作為聾人備考法考；再次學習開口說話。

譚婷走了很久的路，才真正接納了自己的殘缺。2020年，譚婷成為中國首位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聾人。

9月24日是國際聾人日。在中國，聽力障礙殘疾的人數約2730萬。數字背后，是他們淡薄的法律意識和被忽視的龐大的法律需求。

通過考試后的幾年里，“聾人準律師”譚婷一直走在為聾人普法、為健聽人科普聾人世界的路上。在她的“師父”唐帥眼里，譚婷是打破社會大眾對聾人認知局限枷鎖的鑰匙。她的成功，證明了聾人同樣可以學習法律，為聾人提供精準的法律服務。

那么在譚婷“破圈”之后呢？

幾年前，當時被稱為“中國唯一手語律師”的唐帥，不希望自己是那個“唯一”，現在，他也不希望譚婷是那個“唯一”。

局外人

一個多小時的咨詢，幾乎都是無聲的。

會見室里，譚婷和一位中年模樣的女士相隔而坐，對方也是聾人。這天9點，譚婷剛來上班，就看到了在律所門口推著箱子的這位阿姨。她打著手語告訴譚婷，“我從四川趕來，為了等你”。

一疊材料從一個皺巴巴的塑料袋里被挨個拿出來，攤在會見室的桌上。對方臉上寫滿了憤怒和焦慮，情緒激動時，偶爾會從嘴里發出些“啊”聲和快速比畫手語時“啪”的聲響，隨即又陷入安靜。

譚婷低頭滑動著對方遞過來的手機，仔細地看著里頭準備的材料，再抬頭比畫起手語，反復確認更多的細節。

譚婷在仔細查看材料。 張凌云 攝

這些咨詢都是免費的。

自從譚婷成為“通過法考的聾人第一人”而名聲大振，她成了很多聾人翹首以盼的希望。許多人通過報道、短視頻平臺聯系她，還有聾人通過朋友介紹找到她。

直接來律所找譚婷咨詢的聾人，最多時一天能有五六個。更多的法律咨詢工作則發生在線上。譚婷有一天接了14位聾人的微信視頻咨詢。

阿姨的咨詢結束后離開不久，譚婷為了解決一位聾人的法律問題，視頻陸陸續續接了4次。

視頻隨時隨地都可能打來。拿著手機無法打手語。在辦公室時，譚婷會把手機放在手機支架上。和丈夫回家的路上，丈夫就充當人肉支架。身邊沒人的話，一棵樹，街邊的窗沿，一瓶水，都是她放置手機的支架。只要手機立起來，她的咨詢工作就開始了。

譚婷和聾人們的法律咨詢，基本上沒有寒暄，一上來便直接切入，但仍然得花上與健聽人溝通3倍甚至更長的時間。

譚婷發現，大部分時候，幫助聾人做法律咨詢的第一步，是先普法：用他們能理解的內容梳理清楚關系，解釋他們會面臨什么樣的付出，可能會承擔什么后果；繼而才是用法律的思維解決矛盾。

服務有時會超出法律咨詢的范疇。聾人之間發生糾紛，會來律所尋求調解；遇上詐騙不會報案，也到這里來求助；還有聾人想找工作、結婚，也會找到他們。

“在聾人的世界里，他們的思維很簡單直接。健聽人世界里慣常的禮儀習俗，離他們都很遙遠。”唐帥說道。就在采訪當天早上，他遇到了一個從未謀面的聾人找到律所來，因為父親生病，直接向他借10萬元。唐帥只得耐心解釋此類情況的解決辦法，教他如何在平臺上籌錢。

在唐帥看來，很多聾人仿佛身處社會的荒漠中，像是“局外人”：他們法律意識淡薄，圈子窄，整體文化程度不高，也因此更容易受到侵害。“當聾人參與到法律生活，是否能得到公平公正審判，關系到他們是否能接收到法治帶來的體驗感和獲得感。”他說。

譚婷對這句話的感觸，在這幾年里愈發深刻。她曾遇到一位被父母包辦婚姻的聾人女孩。女孩常年遭受家暴想要離婚，離家出走后偶然了解到唐帥可以幫助聾啞人打官司，花了近兩年時間才終于聯系到唐帥的團隊。譚婷記得，女孩訴說經歷時，邊比畫手語邊流淚。最后，在團隊的幫助下，女孩成功離婚，又重新組建了家庭。她后來特地和譚婷“說”了“謝謝”。

譚婷在做視頻法律咨詢服務。 張凌云 攝

聾人律師計劃

2017年以前，譚婷從來沒想過自己的人生能跟“法律”“律師”這些詞產生聯系。

8歲時，因為中耳炎治療不當，譚婷從此與有聲世界隔絕。在大涼山的農村，周圍的孩子在村子圍墻上嘲笑般地寫上“聾子”。譚婷不敢走出家門，覺得自己是個怪物。

輟學5年后，譚婷才再次走進了課堂。爸媽把她送去了離家一百多公里外西昌的一所特殊教育學校。她把再次接受教育的機會，看作是一次“重生”，在心里埋下一顆種子——長大后要去特殊教育學校當老師。這是當時她對未來職業的全部想象。

2017年，譚婷從重慶師范大學畢業，正是那時，她在網上看到了唐帥律所發布招聘聾人助理的公告。

唐帥——她在新聞報道上看到過這個名字，知道他是重慶一位經常為聾人打官司的律師。

出生于聾人家庭的唐帥，小時候曾經被父母送到外婆家。父母希望孩子能夠過上正常人的生活，遠離聾人的世界。

但唐帥似乎是那個被老天“選中”的人，從小就格外有語言天賦，包括手語。在父母工作的工廠，唐帥偷偷學會了手語。為了弄清各地手語的差別，只要一有機會，他就跑去朝天門、解放碑，與拿手比畫的游客“聊天”。這個特長后來也給他帶來了工作機會。2006年，唐帥成為手語翻譯，為重慶各區公安機關刑事案做翻譯，處理過近千件聾人案子。2012年，唐帥獲得了法律執業資格證書。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訊問聾、啞的犯罪嫌疑人，應當有通曉聾、啞手勢的人參加，并且將這種情況記明筆錄。 ”

但唐帥告訴記者，現實情況是，由于普通話手語和自然手語的差別，很多時候，司法機關請來的手語老師無法正確理解聾人比畫的意思。

他曾在一次庭審中，當庭指出一位手語翻譯在翻譯時“偷工減料”，讓對方羞紅了臉。如果遇上連手語都不太會的聾人，就只能靠猜。他難忘一位湖南法官曾和他說過的一句話，“在涉及聾人的刑事案里，審判官往往不是法官，不是律師，不是檢察官，而是手語翻譯。”

唐帥記得，有位聾人女孩被認定為偷盜事實成立，但她一再表示自己沒有偷。后來團隊介入，重新觀看錄像才發現，參與審訊的人員根本沒有看懂女孩在說什么，是手語翻譯和她在溝通時理解出現了誤差，“虛構”了她偷盜的過程。唐帥幫女孩翻譯，大家才反應過來，筆錄內容不是她說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整個律所30%的案子都與聾人相關。涌來的聾人相關案件，都只能等著唐帥解決。孤軍奮戰的唐帥想要改變現狀。他嘗試請手語老師教律所的律師們手語，但很快發現路行不通：哪怕掌握得最好的律師，也只能比畫幾個詞，更不要提在對話中熟練使用。

后來，他失眠時看一部紀念鄧小平的紀錄片得到靈感：“港人治港”，最了解聾人的也是聾人，為何不能讓聾人學習法律，讓聾人律師服務聾人呢？

但唐帥卻發現，全國范圍內沒有一所高校的法學院和政法院校招收聾人。他試著找熟悉的法學院領導提建議，卻被委婉拒絕。

唐帥決定自己培養，就在全國聾人和高校圈里發布信息，招聘聾人助理。

譚婷投出簡歷時，沒有跟父母商量。自從離開家讀書后，很多事情她開始自己決定。

收到七八十份簡歷后，唐帥挨個篩選簡歷，面試了不少人。他不在意他們有沒有法律相關背景，只想了解對方的領悟力和綜合素質。最后，他精選出包括譚婷在內的5位畢業于重慶師范大學特殊教育專業的聾人。其中2人有一些說話的能力，另外3人只能通過手語交流。

最開始在律所工作時，譚婷和其他幾位聾人助理，只能做些最瑣碎的事情，打印資料，接待聾人朋友。看到著急等在唐帥辦公室外咨詢的聾人們，譚婷經常會生出愛莫能助的焦急感，她甚至天真地想到，如果唐律師是孫悟空該多好，可以變出許多分身，幫助更多的聾人。

讓這些聾人助理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是唐帥最初的規劃，但由于考試辦法的改變，報考者需高等學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不符合報考資格的譚婷和其他幾位同事不得不轉戰法考。

唐帥花錢給聾人助理們買來全套的書和教材，讓他們邊工作邊自學。所里的律師同事們偶爾充當老師。譚婷之前從同事那里聽說，被稱為“天下第一考”的法考，每年只有10%的通過率，心想，自己作為毫無法律背景的聾人，能通過嗎？

譚婷只記得唐帥告誡她一句話，“這得吃苦。” 譚婷笑了笑后回答唐帥，“苦，我吃習慣了。”

跨越鴻溝

畢竟前無古人，得知唐帥想要培養聾人通過法考，周圍的人覺得他“瘋了”。

而第一批招進律所的4名聾人，后來都陸陸續續離開了。

只有譚婷堅持了下來。她覺得學習有用。2018年11月，在她系統性地準備法考6個月后，譚婷第一次獨立地幫一位聾人解答了法律問題。那一天，譚婷激動地發了條朋友圈。當聾人朋友對她表達謝意的一瞬間，譚婷覺得一股暖意涌上心頭，這是她學法以來，第一次嘗到成就感的滋味。

唐帥毫不避諱地直言，譚婷最后通過法考這件事，幾乎是被他“逼”出來的。

剛來到律所時，譚婷掌握的手語在唐帥那里根本過不了關。“她的手語非常制式化，走向社會，她根本沒法跟更底層的聾人群體交流”。譚婷之前在特殊教育學校學習的手語相當于手語版的普通話，嚴格遵循漢語的語序，但在現實中，許多聾人的自然手語會加入表情，語序也不受語法規則的約束。

比如“如果”這個詞，譚婷就發現全國各地有許多種比法。現在，她能把“如果”對應的所有手勢都比劃出來。

看書自學也很艱難。特殊學校的課本內容，難度要遠低于同年級普校。對譚婷來說，尚不提建立法律知識體系，一開始，書本上的一個詞、一句話都能難倒她。“‘法人’是一個人嗎？” 為了理解“法人”這個法律術語，她整整花了一個星期。

每天6點起床后，譚婷除了工作，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學習上。上班路上、回家吃飯時，她抓住一切空隙捧著書或者手機看視頻，學到凌晨也是常事。最累時，譚婷覺得眼前的文字都在跳。

許多免費公開課沒有字幕，她只能把手機放在電腦前，讓語音識別軟件識別成文字，再一點點消化。有時候老師方言嚴重，她就只能去請教同事，或是查資料。

譚婷沒有數過為了學習法律、準備法考看過多少本書，但這幾年看的書壘起來，已經超過了她的身高。

那幾年，譚婷每天還得花上1小時左右練習發聲。自從失去聽力后，譚婷不敢開口說話，漸漸地也忘了該如何發聲。但她對聲音仍有記憶。為了能和身邊的健聽人更方便溝通，譚婷重新拾起發聲，對著語音轉換軟件糾正語音語調，一句話里有一個字錯了就重來，直到屏幕上顯示正確。最多時，簡單的一句話，她要說幾十遍，練到喉嚨刺痛。現在她已能在軟件幫助下，和周圍的健聽人順暢交流。

這是又一次，譚婷堅信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某種程度上，埋頭苦讀的譚婷跟多年前那個“覺得自己沒有傘只能努力奔跑”的女孩重疊了。輟學的幾年里，譚婷在家拿著新華字典一頁頁抄寫認字。回到學校后，為了能追趕時間，也為了給家里省錢，她主動要求從二年級跳到五年級。不識字的媽媽告訴她，一定要讀書。高中最后一年，整個年級包括譚婷在內只剩下4人。她說，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沒有當初父母的支持，可能現在的她還在大涼山的村里割豬草。

這幾年，譚婷獲得了很多榮譽。 張凌云 攝

譚婷整整考了3次法律考試，前兩次都以10分和4分之差沒能通過。3年時間里，律所也陸陸續續招了不少新的聾人助理，但不斷有人離開，最后，還是譚婷跑到了終點。2020年，譚婷終于通過了考試，成了第一位通過法考的聾人。

破圈之后

法考的通過，并沒有讓譚婷覺得未來豁然開朗，她反而更迷茫了。

她找到唐帥，“我站在法庭上檢察官、法官看不懂我的手語，他們說的我也聽不到，我怎么能幫聾人打官司？”質疑也同樣出現在網友的口中，“譚婷連出庭都做不到，又談何正義？”

但唐帥告訴譚婷，對于律師而言，更多的工作在庭外。“她是最好的能給聾人提供精準普法的人才。如果在源頭上對聾人進行普法，讓他們知法、懂法，遇到困難懂得利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可能比給單個聾人打官司帶來的價值更大。”

唐帥不愿看到譚婷的這次“破圈”只激起一絲浪花后就歸于平靜。在他看來，要健全針對聾人的公共法律體系，還需要一系列的人才儲備和制度完善。他希望聾人的法律訴求和專業人才間的供求失衡，能被政府和社會中的更多人看到。

今年，他的律所里，還有一位聾人可能通過法考。但讓聾人能夠學習法律，僅靠唐帥一人的努力顯然不夠，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夠堅持多久。

這幾年，律所的運營也舉步維艱。唐帥只能貼錢來為聾人打官司，還背上了債務。為了能夠維持律所經營，唐帥和同事們只能去全國各地“瘋狂”尋找可代理的案子。

然而，在律師們收入銳減的情況下，找到律所的聾人糾紛案件還在猛增。

2019年，唐帥開通了自己的短視頻賬號，和譚婷共同開啟了在短視頻平臺上的普法之路。絕大多數的聾人都會使用快手，所以，唐帥把針對聾人普法的重點放在了快手上。而在抖音平臺側重向健聽人傳達聾人圈層的現狀和思維。

這幾年，唐帥利用短視頻賬號一直在向聾人群體普法。

視頻下方，他時常會看到很多類似評論，“原來聾人也能寫字”“他們的手語語序原來跟我們不一樣”。唐帥覺得這是他把握不了的困境：很多普通人至今對這個群體仍然存在認知障礙和局限。

另一面，聾人群體的法律意識依然停留在最基礎的階段，但針對聾人的犯罪手段卻發生了巨大改變。十幾年前是偷盜、搶劫，到后來是金融詐騙。這幾年，隨著短視頻平臺的崛起，唐帥發現，找來律所的聾人在短視頻平臺上被侮辱、詐騙、侵犯隱私等案件逐年增多，相關案件的卷宗堆了一疊。而由于平臺審核問題，這些涉及違法犯罪的視頻在短視頻平臺上層出不窮。

最近由于工作繁忙，譚婷有一段時間沒有直播。之前，她一周會直播兩三次，每次都會持續2小時左右。坐在鏡頭前，譚婷會依次跟想要咨詢的聾人視頻連麥。他們隔著兩塊屏幕比畫著手語進行交流。譚婷也漸漸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她面對的不僅僅是個案中的一個聾人，而是更多更遙遠的廣大聾人群體。

她最初想在賬號自我介紹寫上“刑事或民事相關咨詢”，但轉念一想，大部分的聾人根本無法看懂這兩個詞。最后譚婷寫到，“如果聾人朋友有離婚、借錢不還，被詐騙等方面法律問題都可以通過私信咨詢我”。

普法之余，譚婷也會解答很多健聽人的疑惑。“為什么聾人的表情通常很夸張”“為什么我是聾人也會說話”，她一邊比畫手語，一邊努力發聲解釋，盡管有些語調還不太準確，但現在沒有字幕，她說的話也足夠讓人聽清。

翻看微信好友的數量，譚婷手指劃了許久才到底，如今，她的兩個微信號里，聾人朋友數量已經超過了五千人。很多人在咨詢過她后，還向更多的朋友推薦譚婷。

在譚婷的辦公桌上，她貼了一張便簽紙，上面寫著：我想用一雙會說話的手，把正義的聲音帶到每個無聲的角落。

譚婷辦公桌上的便簽紙。 張凌云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