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大師走了！他出的書，時髦青年曾人手一本

柳鳴九常常自比為“淺水灘上的蘆葦”。

法語翻譯家柳鳴九15日凌晨在京逝世，享年88歲。

2017年，《環球人物》記者在醫院見到柳鳴九。老人身體虛弱，幾乎沒有力氣站起身來。拍照時，他坐在沙發上，微微抬頭，斜看向窗外，眼神明亮，若有所思，一如30多年前在法國文學家薩特墓前的留影。

當年，47歲的他初次訪法，意氣風發；如今，相比不少仍然舉步輕捷的老同學、老同事，白發蒼蒼且“被帕金森氏收歸門下”的他，衰老得有些快。

他似乎把自己“用”得太狠了，數十年如一日地讀書、編書、譯書、寫書，把全部的學識和歲月都化為書柜里的一冊冊著作：從《法國文學史》《巴黎對話錄》，到《雨果文集》《加繆全集》《盜火者文叢》《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

他的論著和譯作結集為15卷的《柳鳴九文集》，共計600多萬字。

距那次見面不久前，柳鳴九又完成了一項艱巨的工程：秉筆直書，對自己的一生進行回望與剖白。

“我要寫的是一本忠于歷史事實的書，忠于自己精神世界，忠于自己所作所為的書，而不是一本講套話、講假話、講虛話的書。”在《環球人物》記者對他的采訪中，“真實”也是他提及頻率最高的詞語。

正如他在《回顧自省錄》序言里所說：“沒有遮掩、沒有裝點、赤著臂膊面世。這是思想者的本性，也是思想者的軟肋，這是思想者的命定，也是思想者的使命。”

學林中的矮個子

“霍拉旭，很多事情都在你的哲學之外。”這是莎翁名劇《哈姆雷特》里的一句話，被柳鳴九借用過不止一次。

“因為它把一個道理說得很別致：世界上太多的事情，往往和人設想的完全不一樣。”就像他自己，本可以繼承父業，輕車熟路地成為一個好廚子，但偏偏來到一個陌生的地界，白手起家，走進了外國文學的天地。

既無書香門第的家底，又無海外深造的資歷，身高一米六還差一厘米的柳鳴九，常常自稱為“學林中的矮個子”，保持著一股笨鳥先飛、笨鳥多飛的勁頭。

1934年，柳鳴九生于南京，凈重9斤。隔壁一位老先生，以“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之意，為他取名“鳴九”。

他的父親是一個廚師，走南闖北，飽經摔打。雖然只念過4個月的私塾，卻有特別的“文化情結”，寫得一手漂亮的筵席菜單。他不愿孩子們繼續在爐灶與案板前團團轉，憑一己之力，靠一把菜勺將3個兒子送進了大學。

柳鳴九上中學時，正趕上戰爭時期，時局動蕩，四處漂泊。耒陽、桂林、貴陽、重慶、南京、廣州、長沙，他曾在書中形容：“五口之家就像一只漂流在大海上的小船，周圍是沉沉黑夜和驚濤駭浪。” 

盡管輾轉多地，但每到一處，家人總是花最大的力氣讓他進優秀的中學，不惜付出“嘩嘩的大洋”。他上過的4個中學，南京的中大附中、重慶的求精、長沙的廣益和省立一中，都是出類拔萃的名校。

1953年，柳鳴九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法國文學專業。《回顧自省錄》中，他對大學生活的記載詳盡而生動：

未名湖畔四年，我經常看見陳岱孫氣定神閑地繞湖散步，看見周培源騎著自行車風馳電掣地來往于各個教學樓之間，看見朱光潛一身布衣，夾著書本去教室上課??在這樣一個名家薈萃的“黃金時代”開始了自己的“科班學藝”。

這四年，無故事，無傳奇，不過就是把課程一門一門地修好。那時，書包里總裝著一個洋瓷碗、一把勺，教學樓、食堂、圖書館、宿舍，從一塊陣地轉戰另一塊陣地，像上足了發條的鐘，分秒必爭。

擠時間、開夜車，如此下來，我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癥。每天晚上只能入睡一兩個小時，而且還老做噩夢，經常夢見一個炸彈從天而降，掉進自己的腦殼，在那里面開花爆裂。于是，不得不隔一天請假一次，騎車到西苑中醫研究院去扎針灸，每天課后，還要到燒開水的鍋爐房去，在一爐熊熊大火的旁邊攏出一堆“文火”來熬中藥??一番折騰，總算度過了危機，這大概是我北大四年生活中唯一有點情節的故事了。

正是從大學開始，“勤奮”開始成為人生的慣性。幾十年來，我過的基本上是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的書齋生活。在旁觀者看來，這樣的生活就像一塊硬澀澀的面包干，但我樂在其中。

· 在北大讀書期間的柳鳴九。

將薩特引入中國

上世紀80年代初，薩特的戲劇《骯臟的手》在上海演出。有人回憶：“演出最后一場時，前來‘截’票的人越聚越多。沖劇場的年輕人看上去并不野蠻，大多戴著一副近視鏡，一派書生模樣，他們拼命涌向劇場去尋找什么？”

他們尋找的正是薩特的思想。“人是一切價值的創造者”“他人即地獄”“是懦夫把自己變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變成英雄”??這些充滿哲理的句子，成為當時的時髦語。“薩特熱”也被稱為“80年代新一輩人的精神初戀”。 

而將薩特引入中國的，正是柳鳴九；時髦青年人手一冊的《薩特研究》，也出自他之手。

那時，柳鳴九剛完成《法國文學史》第一卷的編寫工作。摸爬滾打了多年，他深感在外國文化這個地界里行走實在不易，決定“讓事實說話”。

他開始創辦《法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其中第一集便是由他自己編選的《薩特研究》，出版后成為一代知識精英的必讀書目。

然而，就在當時，也曾有人將薩特與蛤蟆鏡、喇叭褲一起并列為“三大精神污染”，《薩特研究》成為批判對象并被禁止出版。

所幸3年后，雨過天晴，《薩特研究》被解禁再版。對于西方20世紀文化文學的翻譯介紹，從此欣欣向榮，蔚然成風。

在《薩特研究》一書遭到批判的那個夏天，柳鳴九拍了一張照片：他坐在藤椅上，低頭看書，神情泰然自若。那本書，正是被圍攻的《薩特研究》。

“這張照片體現了我當時的精神狀態：‘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柳鳴九說，“站得住的東西，最后總能站得住。”從中學時代起，他就將唐代詩人司空曙的這句詩作為座右銘。

柳鳴九常常自比為“淺水灘上的蘆葦”，渺小、脆弱，唯有憑借多思、勤奮，才能實現存在的價值。幾十年來，他傾盡心血與氣力，搭建起一個恢弘的人文書架。

2013年，一位藏書家請柳鳴九為他收藏的“柳氏學術產品”簽名，雖然只帶來一部分，但摞起來，高度竟然達到了一米八九，真可謂著作“超”身了！

 
“最大的困難是自己”‍‍

      在病房中，柳鳴九興致高昂地讓攝影記者給他和前來探病的“翰林院”老同事們合影。同時，也不忘與醫務人員和農民護工照上一張。“他們是有精神的人、有人格力量的人，比起像我這樣的書齋知識分子，他們更是國家的脊梁骨。”

在柳鳴九看來，自己不過是個“學術勞工”，在中西文化橋梁上干著“搬運工作”，“就像羅丹的《思想者》雕塑，不是一個衣冠楚楚、文質彬彬的上等人，而是一個全身赤裸裸的‘苦力’”。

·柳鳴九（中）與德語文學研究泰斗葉廷芳（左，2021年逝世）、翻譯家寧瑛。金海/攝

談及《回顧自省錄》，他說：“當下的學界，放大成就、拔高姿態者，美化形象、粉飾缺陷者，胸襟狹小、鼠肚雞腸者，拉幫結派、相互傾軋者都大有人在，唯獨缺少講實話、講真話的人。”

“我寫這本書，就是想對這樣的學風、世風進行一番拷問，這可能是它唯一的一點意義吧。”

就在記者寫作這篇稿件之時，收到了老人發來的長長的電子郵件。他寫道：“就寫作自傳而言，最大的困難不是別的，而是自己。從一開始，我身上就背著‘著名學者’‘名士大家’的包袱，究竟哪樣才不減弱頭上那層少得可憐的光暈，要知道那都是花了大半輩子才爭取到的。于是，寫作的過程，就成為了跟功名心、世俗觀的戰斗過程。”

在學術階梯上攀登了一輩子，似乎已稱得上‘功成名就’。如今身臨墓外，最明智最徹悟的自我選擇，就是要以殘存的一息做更有意義的事情。如果還想往上攀登的話，那絕不是名氣的攀登、地位的攀登，而應該是人格的攀登，在最后一個生命階段，多顯示出一點人格的勇氣和力量。

人是脆弱、速朽的，很多努力往往是徒勞，猶如西西弗推石上山。但愿我所推動的石塊，經過時光無情的磨損，最后還能留下一顆小石粒，甚至只留下一顆小沙粒，若果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作者：許曉迪 編輯：付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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