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8月，任弼時回國，不久后受黨中央安排，到上海大學任教。

彼時國民革命運動正蓬勃發展，上海大學剛剛在孫中山的資助下擴大了規模，集中了一批革命教員：文學系在陳望道主持下，有沈雁冰、邵力子、葉楚傖、鄭振鐸、田漢等；社會學系在瞿秋白主持下，有施存統、張太雷、蔡和森、蕭楚女、惲代英等。

任弼時在全校41名教員中是最年輕的。每天清晨，他在弄堂口買一套大餅油條當早餐，胳膊下夾著講義走向學校。他在社會學系教基礎俄語。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上過任弼時的課，“他的功課都是有準備、按計劃進行的，不但對文法仔細分析，還常告訴我們蘇聯革命的故事”。他也教大家唱《國際歌》，歌聲響徹課堂：“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共產主義ABC

1924年9月22日，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局會議決定：任弼時為江浙皖區委委員。9月25日，團中央局會議決定，在中央宣傳委員會下設一編輯部，聘任任弼時等7人為編輯員，負責向團中央《中國青年》《平民之友》和《團刊》3個刊物供稿。不久，任弼時又被任命為團中央的俄文翻譯。

此時，正在籌備中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面臨著一個緊迫的方針性問題：中國要不要按照青年國際的建議，另建“群眾民族革命統一青年團”，以作為全國性政黨領導青年斗爭？

面對黨內的不同意見，任弼時堅持原則，不避鋒芒。他在多篇文章中明確主張“絕對不應該成立新且獨立的群眾民族革命統一青年團”。他寫道，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已經成立且組織遍布17個省市的條件下，中心問題是如何在工人、農民中間發展團員，擴大組織，發動團員青年參加國民革命，成為無產階級的青年戰斗隊，而不是另建一個與黨并立的民族革命群眾青年團。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舉行，任弼時的意見被采納。會議通過的《對于青年運動之議決案》明確指出，“少年共產團在政治上是要絕對的受黨指導，而在青年工作范圍以內是須有自由活動的可能”。

1925年1月26日至30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7月，任弼時正式擔任團中央總書記。（任遠芳供圖）

4天后，團的三大在上海開幕。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更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月30日，張太雷、任弼時、惲代英等9人被選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張太雷任總書記，任弼時任組織部主任。

團的三大在團的發展和中國青年運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它正確地解決了團的組織路線，確立了黨對團的絕對領導，按青年群眾化的要求沿著無產階級的方向建設團，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為廣大團員做了充分準備。

這之后，任弼時從上海大學辭職，專門從事團中央領導工作。當時團組織尚處于秘密狀態，公開發動學生的工作統一通過全國學生總會（以下簡稱學總）進行。學總在南市老西門租了間房子做辦公室。任弼時和惲代英常來這里聽取各校匯報，決定行動。有時會開到天亮還沒結束，大家就一起到街上去，買盤烤白薯，再來份兩個銅板的油氽花生米或油氽黃豆，喝一碗豆漿。偶爾吃得闊氣點，就是粢飯團夾根油條。大家圍著小攤邊吃邊談，意味無窮。

上海是工人階級的大本營。為了解青年工人，任弼時常到曹家渡純善里52號的工人訓練班里講課，給大家通俗地解讀《共產主義ABC》。訓練班有150多名學員，一半是女工。這使他更認識到聯系實際的重要性：初覺悟的工人，“他們的需要就是目前怎樣解除切身的許多壓迫，在群眾大會上說十九世紀的歷史，他們只認作是海外奇談，不能使他們感覺切要”。

1925年2月18日，任弼時給尚在莫斯科學習的羅亦農和王一飛寫信提醒道，從莫斯科回國參加工作的同志對很普通的黨團及工會組織工作“較國內實際工作者尤為幼稚”，希望他們能多留心，“因為你們恐怕也快要回國的了”。他特別提到，當時在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任教的蔣光慈“在莫時立言，回國后至少有做大學教授的資格，然他在上大教授社會思想史……學生非常不滿意的很，可見莫城回國的理論，實際上也是缺乏的”。

政治意見書

上海的斗爭日趨激烈。

1925年5月，五卅運動爆發，任弼時領導團中央指導全國青年團的反帝愛國運動。圖為五卅運動中的上海。

1925年5月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的日本資本家槍殺工人、共產黨員顧正紅，罷工浪潮迅速席卷上海各界。19日，中共上海地委和共青團上海地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出版特刊，由王若飛負責文字編輯、時任團中央代理總書記任弼時繪制諷刺漫畫，于24日顧正紅烈士公祭大會時散發。

5月25日，團中央向全國發出通告，號召“向日本帝國主義者加以總攻擊”。28日，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通過《擴大反帝運動和組織五卅大示威》的決議，提出要把工人的經濟斗爭發展成為反帝的政治斗爭。

5月30日，五卅慘案發生，反動勢力開槍打死學生、工人等13人，傷者不計其數。6月1日起，上海20多萬名工人、5萬多名學生和部分商店聯合宣布罷工、罷課、罷市。6月2日，任弼時簽發的團中央通告指出，要把“此次反帝運動盡量擴大到全國”。

6月13日，團中央發布《告全國青年》書和《告全世界青年工人》書。與此同時，任弼時在《中國青年》發表署名文章，號召青年到工人農民中去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使他們早日覺悟起來。“我們對于中國一班青年國民的希望，就是設法使這次上海屠殺的事實變成全國長期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

這是任弼時回國后的第一次斗爭實踐。半個月之后，全國200多個城鎮的1700多萬名群眾紛紛起來示威。以五卅慘案為導火線，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浪潮，以不可遏止的浩大聲勢迅速席卷全國。團的組織也在五卅運動后有了很大發展。1925年9月數據顯示，全國團員人數由團的三大時的2400多人發展到9000多人，在全國參加罷工的55萬名工人中，青年工人占一半以上，共青團已經成為團結廣大青年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奮斗的核心力量。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而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占了主導地位。團中央議定了一份《政治意見書》，并召集會議，請陳獨秀來參加，準備向他當面陳詞。

那是6月下旬的一天，天氣很熱，陳獨秀穿著長衫，搖著紙扇。任弼時先接待他在廂房里坐定，然后送上了一份油印文件——《政治意見書》。陳獨秀一邊搖著折扇一邊看，面色很不好看。他時而冷笑，時而說“幼稚”“荒唐”，手上的紙扇也不搖了。

當看到《政治意見書》上問為什么黨中央隱瞞斯大林關于開展土地革命的指示時，陳獨秀收起折扇，指著任弼時說：“你們曉得什么？我現在還是黨中央的書記，究竟是黨領導團呢還是團領導黨？”說著，當場把意見書撕了。

任弼時不動聲色地請他進入會場。會上再次宣讀《政治意見書》時，陳獨秀立刻拂袖而去。盡管如此，任弼時還是把《政治意見書》正式提交給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6月底的一天晚上，陳獨秀主持召開黨的常委會。參加會議的蔡和森后來寫道：“共青團中央來一決議，批評黨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獨秀大發雷霆，碎之于地。”

7月3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召開，陳獨秀在發言中說，黨唯一的出路是放棄獨立的政策，留在國民黨內。任弼時堅決反對，要求在會上宣讀共青團的《政治意見書》。

“青年根本沒有權利提出政治決議案。”陳獨秀不耐煩地說。

“青年團國際的這位代表可以說一說，青年是否有這種權利！”任弼時呼吁道。

陳獨秀惱羞成怒，完全忘記了任弼時是黨的五大選出的中央委員：“青年團國際的代表不應當參與，他在這里是客人，他不應當進行干擾。”會場一片嘩然。

1927年8月7日，在武漢漢口的一間寓所里，任弼時出席了中共中央舉行的緊急會議。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出席會議的毛澤東提出了“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著名論斷。

這便是“八七會議”。在這場會議上，23歲的任弼時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

“畫像師”

1928年3月15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調任弼時到黨中央機關工作。4月28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后，瞿秋白、周恩來等先后啟程去莫斯科籌備黨的六大，李維漢、任弼時等留在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原中央文獻研究室任弼時研究處處長、《任弼時傳》的主要編寫者之一蔡慶新認為，“留守”不是被動地看攤、支應，而是要切實擔當起指導全黨各項工作的職責，要代替中央制定事關全局的策略、方針。

此時的任弼時雖然只有24歲，卻已經具備了相當的革命經驗、政治智慧和政策水平。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每天上午9時，任弼時與李維漢、鄧小平等在上海四馬路天蟾舞臺附近的一個商店樓上碰頭處理日常事務。任弼時的妻子陳琮英也從老家來到上海，與丈夫團聚，成了黨的一名交通員。她出門時，任弼時總要叮囑道：“早去早回，遇到有人盯梢，不要急著往家里跑，要想辦法甩掉尾巴，萬一有人盤問，就說是鄉下人，什么也不知道。”

為避開敵人的耳目，夫妻倆經常變換住址，改換姓名。任弼時每次外出總要化裝，或穿長袍，或著西裝，有時蓄上胡子，有時又剃得精光。有一次，他一夜沒回家，急壞了陳琮英，直到天亮他才現身，告訴妻子自己如何同敵人“捉了一夜迷藏”。

1929年，任弼時在上海代理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主持省委常委工作。25歲的他目光更加銳利深沉，唇邊還留了一撮毛茸茸的小胡子。他因此得了個“小胡子”的美稱。當時在浦東一帶做農村工作的劉曉對此印象深刻：“‘小胡子’一來，我們的信心就會更加提高，困難復雜的問題就會獲得妥當的解決。”

國共合作破裂后，任弼時兩度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最終都因他的沉著冷靜而化險為夷。上海總工會原青工部長周樸農曾與任弼時被一同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據他回憶，“當時，監獄里幾乎天天有時事報告會，新犯人入獄，一般都要報告外面的政治時事，但弼時同志對我說，我們都沒有暴露政治身份，要盡量隱蔽自己，不能參加這種報告會。現在回想起來，他的這個意見是十分正確的”。

1930年5月上旬，任弼時著長袍、馬褂、青布鞋，偕陳琮英乘坐客輪抵達武漢，出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兼湖北省委書記。

夫妻倆在漢口租界內的鬧市區租了兩間住房。任弼時的繪畫特長再度派上大用場，他買了些畫具，開起畫像館，以畫像師的身份作掩護，著手開展工作。陳琮英則每天收拾打掃館內衛生，接待登門求畫的顧客。

有一天，房東問她：“為什么不掛個牌子呢？你們還怕招攬顧客嗎？”陳琮英巧妙地回答：“我們剛學畫，想等一個時候再掛牌創字號，免得影響以后的生意。”房東信以為真。陳琮英把這事告訴任弼時后，任弼時立刻警覺：長期不掛牌子，也會引起敵人的注意。沒多久，招牌掛出。誰能想到，這畫像館的招牌下竟是武漢共產黨組織的指揮部呢！

1930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決定將長江局全部人員撤回，任弼時隨即回到上海。第二年4月，他率中央代表團抵達中央蘇區江西瑞金，開始了從亭子間指揮革命轉向中共割據區的政權建設、黨的建設與軍隊建設工作的實際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