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2日，任遠芳接受本刊記者專訪。（張天宇／攝）

1950年元旦，莫斯科。任遠芳凝望著眼前的男子，他個子中等，圓圓的面龐，一副圓框眼鏡掛在圓潤的鼻梁上，臉上滿是慈祥的笑容。這就是“父親”的模樣嗎？這年她不到12歲，記事以來，任遠芳第一次見到父親，不知道該如何稱呼，也不知道“爸爸”用中文怎么喊。沉默了許久，她終究未開口。

10個月后，她已能脫口而出喊他“爸爸”，卻再也沒有機會了——爸爸還這么年輕，就去世了。“我和父親真正在一起相處的時間不超過兩個月。”任遠芳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但這一閃而過的生活，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我很想念他。”

任遠芳的父親，就是任弼時。

以下為任遠芳的自述：

“小猴子們”

自記事起，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是我的第一個家。在這里生活的中國兒童，大部分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也不知道他們是否還活著。我們這一批小孩子，30多個小男孩小女孩都在一個大屋子里睡，也不分學校和年級。每每回憶起那時的生活，我都會想，大家就像花果山里的一群小猴子，從石頭里蹦出來似的。

也都像小猴子一樣，很野，是“野孩子”。滑雪、滑冰，光腳丫亂跑，不管小男孩小女孩就愛跟人打架。但要是誰病了，都相互關心，相互探望，像親兄弟姐妹似的，彼此親密無間。曾三的女兒、鄧發的女兒……我們從小相識，都是當時在國際兒童院一起生活的朋友，直至今日仍有來往。

因為當時兒童院里的孩子都是同樣“無父無母”的情況，所以長期居住在那兒，我對“父母”一詞也沒有什么概念。

后來我得知，我是1938年底在莫斯科出生的，1940年，父親結束了駐共產國際代表的工作，當時國內正值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考慮到路途遙遠和形勢艱難，父母這才把1歲多的我留在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父母將全部精力投入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從1940年父母回到國內的9年多里，我沒有收到來自他們的任何消息。

直到10歲那年，“父親”首次以書信的形式在我的生命中出現。這封信1949年初從國內送來，信中帶來了兩個好消息：一是黨即將解放全中國，二是家人安好無恙。父親還告訴我，他的心里一直掛念著我。他的俄文寫得很漂亮，像教科書一樣。此后，父親寄來的每一封信總會以我的俄文名——“親愛的卡佳”開篇，以“熱烈地吻你”收尾。信中，父親講述最多的是一家人在國內的生活，緊隨其后的便是對我的教誨，囑咐我要勤奮學習，努力進取。

收到父親的來信讓我興奮，但對于一個在異國他鄉生長的孩子來說，那時的父親與父愛依舊有點陌生，是一個難以理解的概念。我和其他“小猴子們”的生活照舊，唯一不同的是，偶爾，我們會談論起自己夢見或想象中的父母。

“我有點舍不得他了”

1950年從蘇聯回國前，任弼時對鏡自拍，留下他和女兒任遠芳的合影。（任遠芳供圖）

父親病倒了。新中國成立后，他來莫斯科療養，我也終于得以見他一面。1950年元旦，我在老師的帶領下來到父親居住的療養院。往來信件一年之久，真正見面時，我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不知道要叫他什么，也不會說中文，不知道“爸爸”的中文怎么講，最終什么也沒叫。他將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一點也沒有責怪我的意思。

父親這趟來莫斯科是為了養病的，我隨他在醫院生活了一周。他當時已經病得挺重了，但他總愛把我叫在身邊，不厭其煩地給我講述祖國和家里的情況，也會中俄混雜地教我一些漢語字詞，像“手”“腳”“口”。當時病房里只有一張床，我就睡在沙發上。每天晚上，他都要替我蓋好被子后再入睡。我感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溫暖，慢慢地，我開始用俄文喊他“爸爸”。

一周的時間很快過去，要回到國際兒童院繼續上學時，我有點舍不得他了。回到國際兒童院后，我第一次體會到思念親人的感覺，希望能再前往父親居住的療養院，陪在他身邊。父親卻堅持要我以學業為重。那段時間，我時常給他寫信，差不多隔天一封，有時甚至天天寫。

父親口中的中國生活，支撐起了我對國內的一切向往，我越來越想和父親一起回國。他的建議是，我先留在蘇聯繼續學習，待完成大學教育后再帶著專業知識回國，為國家建設貢獻更多力量。但他也沒有強迫我一定要留在蘇聯，而是在回信中與我討論利弊，商量回國和留蘇各自的優劣。

事實上，我那一年還不滿12歲，哪里懂得什么人生發展、職業生涯規劃。與其說是想回國，不如說更多的是想回到父親身邊。父親對我特別好，當時的我懵懵懂懂，不知道這叫做父愛，只是與他分別后便難以忍受地想念他。見我態度堅決，兩周后，父親回信囑咐，希望我用心功課，考出好成績，不要如此想他以致分神。他最后承諾，愿意帶我一同回到中國！

在莫斯科的療養并未持續多久。1950年5月，朝鮮半島局勢緊張。療養不到半年，父親的血壓依舊很高，但得知消息的他堅持抱病回國。我們即刻啟程，搭乘組織上安排的火車離開莫斯科。

回國途中，火車在滿洲里要換軌，我們在那兒待了六七個小時。跟車的大夫帶我上街去買東西，售貨員用俄文問道：“坐專列的人是誰？”我說：“是我爸。”那位售貨員又問：“他是干什么的？”我搖了搖頭，說“不知道”。上車后我就問父親，他的回答很簡短，“我就是一個普通工作人員”。直至他去世，他在我心中的形象都極為簡單——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員，一個愛我的爸爸。

我的“大翻譯官”

一到中國，父親便成了我的“大翻譯官”。我從小在蘇聯長大，不懂中文，與家人鄰居語言不通，也不懂這邊的風土人情，什么事情都要通過他與媽媽、姐弟們聯系。姐弟四個里，我也是最受父親“偏愛”的一個。起居、散步、外出游玩……遇到有趣事情時，父親總會用俄文繪聲繪色地給我講解。在他的關愛下，我迅速融入了這個大家庭。

在家中沒待多久，父親便送我去繼續讀書，希望我不要放松學業。不久，我們這一批國際兒童院的孩子也都陸續回國，組織決定將我們送去哈爾濱上學，繼續學習俄語。這一次，父親沒有同意——他說我是一名中國人，希望我回國后能盡快掌握漢語，融入中國生活，早日成長為對祖國有幫助的專家人才。

除我之外，還有幾名女同學，也是家里不同意去哈爾濱上學。父親把她們接到家中，與我一同居住。在父親的安排下，我們在9月一起進入了育英小學一年級，系統地學習漢語。繼續上學后，我在學校住宿，與父親待在一起的時間又是少之又少了，那時一周只有周末一天相見。

可以說，從回國到入讀育英小學這段時間，是我在父親身邊連續生活最長的日子。我這一生與父親真正在一起相處的時間，說是5個月，實際上不到兩個月。

但我總能感覺到我和他之間的羈絆。我覺得，我的藝術天分就來源于我的父親。他的愛好很多，什么都會，彈鋼琴彈得特別好，還喜歡拉小提琴。而我也很喜歡彈鋼琴。中學時，學校鋼琴不許外人使用，我就偷偷把門打開，去過一把手癮。其實當時的我連譜都不認識，坐上琴凳也是瞎彈。現在我有一個電子琴，我每天都能彈40分鐘。

父親還喜歡照相，照相水平很高。我倆有一張合影就是他拍的。現代人流行對著鏡子自拍，其實1950年我隨父親回國前，他就給鏡子里的我倆自拍過一張。照片里我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注視著他擺弄這新奇的玩意兒。后來別人和我講，父親年輕的時候還很喜歡打獵，可惜我見到父親時已經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身體虛弱，我沒有機會見證他的英姿。

1950年10月27日，父親去世，我永遠失去了我的“大翻譯官”。他走得太快太早，以至于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只覺得在國內的生活一下子陌生了起來。

“三怕精神”

我是什么時候意識到父親的不一般呢？大概是父親回國后，周總理來了，朱德也來了。父親去世后，毛主席也來了。那時我才11歲，對他們雖沒有太多了解，但已經逐漸感受到，父親好像不是一般人，而是個“小頭頭”。

但在我面前，父親就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工作人員。我常聽姐姐說的一句話是：“父親一生有三怕，一是怕工作少，二是怕用錢多，三是怕麻煩人。”

我雖和父親的相處時間短，但也能感受到這一點。盡管父親“偏愛”我，但也拒絕帶我去小食堂，更不準我們隨便要車進城。回到北京之后，我們住在景山東街，房子狹小，緊挨馬路，父親的辦公室離馬路只有兩三米，車輛行人川流不息，喧鬧嘈雜。組織上為了照顧父親的工作和休息，要為我們搬家。父親得知后拒絕了，“搬家要用很多的錢，而且還要另一個機關讓出來，一個人怎么好意思去影響一個機關呢？”就這樣，我們在景山東街一直住到父親去世。

“三怕精神”就好像是我家的家規，懂事之后，我們也以此嚴格要求自己。大學期間，我將名字從“任遠芳”改成“陳松”，就是受父親的影響。因為人人都知道我是任遠芳，我父親任弼時是“五大書記”之一，一聽我的名字就可能進行特殊化照顧。我經常跟別人講，我希望大家只當我是一名普通工作人員。

對于我們姐弟四人，父親反復強調最多的，就是我們的學業問題。他一直要求我們選擇對祖國有用的專業。父親曾在給我的信中寫道：“卡佳，中國已經從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手中解放出來了……中國人民今后的任務是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為此，需要許許多多的各種各樣的專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學習……成為一名優秀的專家。”

左圖：2022年4月30日，任遠芳（前排中）和家人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任遠芳供圖）

我知道，父親希望我們后輩能接過他的大旗，繼續為國家未來的發展添磚加瓦。在父親的影響下，我的大姐遠征選擇了雷達專業，而我選擇的是自動控制專業。父親雖然走得早，但他已經為我們指明了一生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