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國產抗癌藥賣到日本的他，終于火了！

“做老百姓吃得起的好藥，

讓中國原創新藥早日走向世界。”

在上海市浦東新區張江高科技園區內，有一處被譽為“張江藥谷”的地方。

這里匯集了包括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以下簡稱上海藥物所）在內的一批藥物研發中心，以及聚焦生物技術與現代醫藥產業結合的創新企業。

環球人物記者在“藥谷”見到丁健院士，他滿頭銀絲但精神矍鑠，眉尾處還長出了幾根長長的銀色眉毛，頗有仙風道骨的感覺，像極了武俠小說中的“藥師”。

·丁健參加學術活動。

扎根上海藥物所32年，丁健帶領團隊研發的10多個抗腫瘤一類新藥進入臨床研究，其中谷美替尼在中國和日本獲批上市，另外3個已提交上市申請或預申請。

今年10月23日，2023年度上海科技獎揭曉，丁健獲評科技功臣獎。面對如此不俗的“成績單”，他卻在記者面前多次表示“都是虛名”。“我們研制的新藥對于治療惡性腫瘤取得效果，延長了病人的生命，減少了痛苦，這才是最能讓我高興的事。”

抵住“誘惑”選擇回國

回溯丁健的成長經歷，學醫并不是他最初的志向所在。

1953年，丁健出生于上海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當時不多見的大學生，母親是一名幼兒園老師。

丁健對父親教過他的兩項技能印象深刻。從他小學三四年級起，父親就給他做“英語啟蒙”，雖然只是教一些簡單的英語單詞，但語言優勢成為丁健日后科研路上最大的助攻之一。父親還教會他打橋牌，“生活輕松愉快，玩的花樣很多”。

丁健說，他在學習方面從沒讓父母操過心，“談不上勤奮，但學習成績很好”，尤其在數學方面有些天賦，經常在數學競賽中拿獎。跟著家里人去買菜，人家剛一說出斤兩，他立馬能算出多少錢。

由于成績優異，丁健進入區內最好的中學華東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讀書時，心里暗暗給自己種下了長大要當一名數學家的夢想的種子。

然而，時代洪流中的個人命運不由自己把控。

1969年4月，丁健作為知識青年被下放到江西省崇仁縣的一個山村，開始了插隊生活。這一年，他才16歲，從繁華的上海來到了貧窮的山村，適應過程“非常煎熬”。

當地流行種植雙季稻，在濕熱難耐的8月，丁健要頂著烈日，在水里將第一季的稻子收上來，再將第二季的稻子種下去。體力透支，營養不良，且吃不了當地以辣為主的飯食，丁健一度患上肝炎。

他坦言：“6年的插隊生活對我來說刻骨銘心，完全改變了人生軌跡，讓我在很小的年紀就認識到了中國社會的現實。”

1975年，丁健因為在插隊期間表現優秀，被推薦進入江西醫學院，開始了大學生涯。

醫學與數學完全不同，要記憶的東西很多，從人體的基本結構，到器官和組織的分布，再到每塊肌肉的起始點，這些并非丁健感興趣的內容，但他十分珍惜學習的機會，也在學習中逐漸培養起對醫學的興趣。

大學畢業后，丁健進入中國醫科大學繼續深造，并于1986年被派往日本留學，在九州大學攻讀醫學博士學位。

·1991年，丁健（后排左二）在日本留學時的照片。

到日本時，首先讓丁健大為震撼的是生活條件。

“當時中國還沒有超市，日本的超市里則應有盡有，大家購物結束在超市門口可以隨意抽取塑料袋用。”此外，日本整潔的街道、良好的社會治安情況以及服務業人員的文明程度，都是彼時的中國難以企及的。

差距深深刺痛了丁健，“我就想，中國什么時候能有這樣一天”。

為了能在學業上勝日本學生一籌，丁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學習中，早上第一個到實驗室，晚上最后一個離開。

畢業時，很多一同出國留學的同學都選擇留在日本或去往一些西方國家，丁健心里并非沒有糾結過，“誘惑很多”，但他最終還是選擇回國。

原創新藥在日本上市

1992年，丁健進入上海藥物所做博士后。當時國內藥物研發領域幾乎是空白，“只有仿制藥，且質量沒有保證”。

當時正值鄧小平同志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發表重要講話，丁健看到了大有可為的前景，于是放棄美國學校對他的邀請，堅定地留下來，成為國內抗腫瘤藥物研發領域的“拓荒人”，一做就是30年。

從0到1，步履維艱。沒有研究生，科研經費捉襟見肘，實驗場地和器材老舊……

丁健向記者提到一個細節，當年他帶著一名國外企業負責人參觀上海藥物所，實驗室條件非常簡陋。該負責人回國之后，原本說好的合作沒了下文。

丁健帶著一支12人的團隊，開始從無到有地“拓荒”：沒有平臺，就自己搭建；沒有體系化的研究流程，就自己設計；缺乏經驗，就邊學邊干；沒有研究生，就自己培養……

經過多年努力，他們逐漸搭建起與國際接軌的抗腫瘤藥物研發平臺，構建了中國抗腫瘤新藥研究的標準化評價體系。

在自創的研發平臺和評價體系基礎上，丁健帶領團隊開啟了抗腫瘤藥物研發的漫漫征程。

他介紹，一款抗腫瘤新藥從無到有，再到上市，不算基礎研究部分，大概需要8—12年。“這是一個周期長、風險高、投入大，但社會必需，經濟收益也很大的事業。只是在每個階段，都可能由于一些安全性或療效不夠的問題不得不放棄。”

20世紀90年代初，丁健團隊研發的抗腫瘤新藥沙爾威辛曾被寄予厚望。

經過10余年的研究，沙爾威辛進入臨床Ⅱ期試驗，相關論文也發表了近20篇，先后轉讓給了兩家企業，但最終因為在臨床試驗中未能取得預期療效，項目以失敗告終。

丁健還曾與上海藥物所藥物化學科研人員合作篩選出一個很有潛力的化合物，在小鼠和狗身上的試驗結果都不錯，但在做與人類相似的靈長類動物試驗時，代謝特征發生了明顯改變。“我們當時已和企業簽訂了轉讓合同，也準備申報臨床試驗批件，但也只能忍痛割愛。”

·2008年7月，丁健（左二）在實驗室與實驗人員討論工作。

“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句最樸素的話恰恰是新藥研發過程中最真實的寫照。幾萬個乃至數十萬個篩選出的化合物中，最終能成藥的可能只有一個，失敗是常態。”丁健說，很大程度上，他可以在失敗中快速“復原”的能力來源于知青生活。“每次失敗時，我總是問自己，再難能有插隊時難嗎？”

丁健說，團隊是幸運的，這些年經過努力做成了幾款新藥。

今年6月，谷美替尼獲批在日本上市，成為首款由我國科學家研發并由我國企業推動在日本上市的新藥。谷美替尼用于治療非小細胞肺癌初治患者。該藥于2023年在我國附條件上市，同年進入國家醫保。

·丁健和團隊研發的谷美替尼已經上市。

“小分子藥物是破解思路”

“做老百姓吃得起的好藥，讓中國原創新藥早日走向世界”，這是丁健在擔任上海藥物所所長時就提出的。

如今，從化療藥物到靶向藥物，從精準治療到免疫治療，腫瘤藥物的相關技術不斷發展，丁健緊跟趨勢，但也始終把研究方向錨定于小分子藥物，其中一部分原因還是為了“低價”。

“我國人口眾多，發展水平不一，相當數量的人群吃不起藥、看不起病，尤其是像癌癥等需要長期治療的疾病，小分子藥物依然是重要的破題思路。”丁健解釋，小分子藥物的治療費用較低、安全性較高、患者依從性好，生產、運輸、存儲等限制小。

環球人物：為什么抗腫瘤藥物一般定價都很高？

丁健：由于藥物研發存在周期長、風險高、投資大的問題，且要算上中間經歷無數次失敗的成本，導致一款抗腫瘤新藥的定價可能非常高。且從市場規律來講，滿足成本需求的定價才能鼓勵藥企繼續投入科研經費，進行新藥研發，從而生產出更多可以讓病人受益的新藥，長期下來才能形成良性循環。

環球人物：如何才能生產出老百姓吃得起的藥？

丁健：進口藥由于人力成本高、專利費貴等原因價格更高，所以，對于我們藥物研發人員來說，生產出國產原創新藥，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就有可能讓更多的老百姓用得起。

·2017年9月，丁健在實驗室指導工作。

環球人物：研發中國的抗腫瘤新藥可從哪些方面發力？

丁健：中國人的發病規律以及患病后的情況跟西方人不完全一樣。比如，西方的藥學家會首先考慮針對黑色素瘤的抗腫瘤藥物，因為他們喜歡曬太陽，而對于中國人來說，最常見的是肝癌、胃癌、腸癌等消化道腫瘤，這些方面西方人研究比較少，就需要我們中國的科學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與這些病癥相關的抗腫瘤藥物研發上。

“談癌色變”內涵發生變化

今年2月，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癥研究機構發布的《2022年全球腫瘤統計報告》顯示，中國新增惡性腫瘤病例約482.5萬例，占全球總發病數的24.2%，遠高于中國人口占全球的比例（18.3%）。

中國惡性腫瘤發病率高、治愈難，這讓包括丁健在內的抗腫瘤藥物研發人員不得不加速與時間賽跑。

如今，71歲的丁健只要不外出，幾乎每天早上7點多就會出現在辦公室，一干就是10個小時。

“我有時候覺得挺慚愧的，我們泱泱大國這么多的科研人員，但是原創的藥品就是出不來。背后原因很多，與我們起步晚、底子薄有關系，理論和技術創新方面，我們必須迎頭趕上。”談及未來，丁健覺得時間緊迫。

·丁健展示其1992年剛從日本回國時的照片。（陳佳莉 / 攝）

環球人物：目前我國抗腫瘤藥物研發在國際上處于什么水平？

丁健：我認為，這些年來我們“跟”得很快。原來在抗腫瘤原創藥方面我們幾乎是零，現在不僅有了一些新藥，而且在一些靶點上，差不多與國外處于同一水平了，但要說全面超過，還為時過早。在一些新興領域，比如細胞治療、基因治療和一些特殊的小核酸藥物研發方面，大家的起點接近，中國有更多的機會。

環球人物：“談癌色變”的狀況在中國有變化嗎？

丁健：我覺得“談癌色變”還是普遍存在的，只是跟以前比起來有些差別。老百姓逐漸認識到，確診后還要看是什么種類的癌，比如，女性的甲狀腺癌愈后比較好，乳腺癌早期發現大部分能夠生存很長時間，甚至不會影響生命，可能“色變”時間就比較短。

但還是有一些讓大家非常害怕的癌癥類型，比如肺癌、肝癌、胰腺癌、胃癌、大腸癌等。這些當然也要看癌癥發現時處于哪一期、什么部位，特別重要的是要看惡性腫瘤的性質（分子分型），有些腫瘤已有針對性的靶向藥物上市，所以“談癌色變”的內涵總體來說是有些變化的。

環球人物：未來是否能夠做到癌癥治愈？

丁健：行業內對惡性腫瘤的評價標準正逐漸發生變化，原來是腫瘤全部消失才算治愈，現在只要腫瘤不再長大、不擴散、不轉移，也是作為治療有效的一個指標，但并不敢說完全治愈，我們目前更多用5年生存率和10年生存率來衡量治療效果。

我和團隊希望追求的是，未來大部分惡性腫瘤能夠像糖尿病、高血壓這種慢性疾病一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病人能夠長期帶瘤生存且是有質量地生存，我覺得對于大部分腫瘤類型來說，這個目標應該可以逐步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