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還能動，我希望還有101次、102次……”2018年5月，“希望老人”周火生在第100次金寨助學之行時這樣期盼。
2018年5月19日，周火生老人（前右）與金寨縣希望小學的孩子們在一起交談。新華社記者 陶明 攝
但未曾想，這會成為他與金寨孩子們的最后一面。
2022年元宵節前夕，88歲的周火生走了，卻給孩子們留下了一整個春天。
“要把希望工程作為余生的生命工程”
指針撥回到1993年，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在安徽金寨縣建成。從報紙上得知此事的周火生，當即匯去了1000元。
坐火車、轉汽車、走山路，輾轉600多公里，1995年，從教師崗位退休的周火生第一次走進了這所希望小學，眼前的景象讓他倍感痛心：“兩層小土樓，一間小小的教室里擠著70多個學生，課桌就是一塊板子，板凳高高低低，都是學生自己從家帶來的，窗戶是紙糊的，沒有電，學校連廁所都沒有，一部分孩子的學費都是老師幫墊付的……”
“走進了大山，才知道那里的娃娃有多苦，有多想上學。”回到江蘇昆山后，周火生決定全心全意撲在為貧困孩子捐資助學上。他在日記里寫下這樣一句話：要把希望工程作為余生的生命工程。
為了助學，他對自己苛刻到極致
周火生知道，捐資助學，僅靠自己微薄的退休金是遠遠不夠的。怎么辦？周火生想到了圖書義賣的辦法。為了降低成本，他常去上海文廟市場批發圖書，由于文廟市場離車站較遠，老人舍不得幾塊錢的運費，經常是幾個麻袋一條扁擔，把書運到車站。體重只有八十多斤的他，扛著比自己還重的書在兩地之間往返，每天徒步十幾公里只為到各個學校義賣。直到身體無法支撐如此高強度的勞動，周火生才在老伴的勸說下買了輛三輪車。
2017年9月1日清晨，周火生騎著三輪車去義賣圖書。新華社發 隋永浩 攝
在這之后，人們常在昆山的街頭巷尾見到這樣一幅情景：一位身形消瘦的老人、頭戴鴨舌帽、身穿白色上衣，自帶干糧和水，腳踩一輛滿載圖書的三輪車，上面還掛著“義賣圖書捐助希望工程”的小旗子。20多年來，他就這樣走遍了昆山幾乎每所中小學，4輛嶄新的三輪被騎成了廢鐵。
為了助學，周火生在生活中節儉到了苛刻的地步：一身衣服至少穿了十年；一個燒餅就是一頓飯；舍不得住15塊錢一晚的旅館，硬生生在車站門口坐到天亮，用省下來的錢給孩子們買了100支鉛筆；家里唯一像樣的家電是一臺兒女給的空調，用得很少，因為“太費電”。他說，“希望工程要靠錢啊，有錢才有希望”。
“摳”下來的錢，都被捐給了山里的孩子。第1次、第2次、第100次.......每次來到金寨縣希望小學，他都揣著上萬元的助學款。而這一筆筆助學款，也成了貧困學子的希望。
周火生心系貧困學子的事跡，感動了許多人，越來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到助學隊伍中。20多年間，周火生愛心義賣的圖書達15萬冊，為金寨捐資助學達48萬元，發動各界愛心人士捐款、捐物合計1200多萬元，資助了1300多名學生。許多山里孩子的命運因此而改變。
他如一座燈塔，照亮了山區孩子的未來
從江蘇昆山到安徽金寨，23年，100次往返，他走了12萬多公里。2018年，在兌現了“來100次金寨縣希望小學”的諾言后，周火生終于走不動了。
隨著身體每況愈下，加之受腦梗后遺癥的影響，周火生的思維開始不太清晰，也忘了很多事情，但他從未忘記金寨。
有一次，兒子拎著水果來看望他，他吃了一點就把剩下的塞到床底下，說“要帶到丁埠去，給孩子們吃”。（注：丁埠，是金寨縣南溪鎮的一個村）；還有一次深夜，他突然從床上爬起來，開始穿衣服、收包裹，護工問他想干啥，他說“要去金寨，天一亮就走”。
2017年9月3日上午，周火生乘坐大巴前往安徽省金寨縣希望小學所在地——南溪鎮，看望那里的孩子。新華社發 隋永浩 攝
讓山區孩子從沒學上到上好學，早已成為深入周火生骨子里的習慣。
金寨縣希望小學前任校長孫用奇說，當初周火生承諾要一直來金寨時，沒有人相信，但現在沒有人不相信。
昔日的貧困生閆春記得，第一次見到周火生老人，是在1995年。那次，周火生送給了她一個帶磁扣的雙面文具盒，她的妹妹拿到了20塊錢助學金。
1997年考取了南溪鎮第一名的張玉芳記得，由于家境貧困，她差點被迫選擇一所中專，是周火生老人四處奔走，找到了玉山鎮同心村村委會資助她直到大學畢業......
多年過去，閆春已是金寨縣希望小學的一名老師。她說，周火生就像一座照亮漆黑海面的燈塔，“他讓我們這些大山里的窮孩子感覺到，自己并非身處絕境。”
2004年，張玉芳成為一名記者，在采訪一名貧困生時，她想到了周火生，一下子捐助了當時月薪的四分之一。如今，她也依舊保持著資助貧困生的善舉，“我想對周爺爺說，長大后，我就成了你”。
周火生走了。但，他又沒走。他的愛、他的“希望之火”將永遠留在人們心間，永遠永遠......
（本文綜合自央視新聞、新華社微信、光明網、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