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日本律師30年只做一件事：幫中國人告日本

無論官司輸贏，

一瀨為了正義開展的艱苦斗爭，

都將載入歷史。

作者：馮璐  邢曉婧

在東京港區兩幢高層法律大樓中間，有個稍不留神就會錯過的小門，旁邊一塊小牌子上寫著“一瀨法律事務所”。里面各種貼著標簽的書籍、文件及一箱箱訴訟文件，讓原本狹小的房間更顯局促。

這是日本著名律師一瀨敬一郎（以下簡稱一瀨）工作的場地，為節省開支，他平時孤身一人住在這里。

在日本，律師原本屬于高收入群體，但一瀨是個例外。近30年來，他一直牽頭做一件被當地人認為“吃力不討好”的事——無償幫中國二戰受害者狀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方謝罪和賠償。

·一瀨在東京法院就侵華日軍細菌戰進行訴訟。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民間對日訴訟案風起云涌，一瀨算關鍵人物之一。

從日本731部隊細菌戰訴訟案到“重慶大轟炸”受害者訴訟案，再到中國慰安婦訴訟案，他幫助無數中國人在日本發聲，敦促日本政府承認侵華日軍曾犯下的暴行。

對此，有同行污蔑他“拿了中國的好處”，也有人勸他別白費勁，“不會有結果”。但一瀨的腳步始終堅定。

就在前不久，他還在日本眾議院發起一場“要求返還擄日中國文物緊急集會”，百余名與會人士紛紛表示，愿意共同敦促日本政府將文物“還給中國”。

日本人有組織地要求政府歸還從中國掠奪的文物，還是歷史首次。

“重慶大轟炸”主題演講會、尋找“731部隊”罪行證據的調查活動、返還文物的下一步行動……已經74歲高齡的一瀨步履不停，還是免不了經常熬夜。

眼下，他正在緊鑼密鼓地為近期一系列事務做籌備工作。面對一長串待辦事項，一瀨卻毫無倦色，還對《環球人物》記者說：“我現在退休還為時尚早。”

“鬼子進村”

一瀨中等個，眉毛很粗，頭發稀疏半白，笑起來很是和善。

他與中國的緣分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

1995年8月，他去哈爾濱參加一場關于日本731部隊細菌戰的研討會，遇到來自浙江省義烏市稠江街道崇山村的細菌戰受害者。他們向一瀨講述了自己的悲慘遭遇：14口人的家庭一夜之間死去12個，活著的2個人被病痛后遺癥折磨得生不如死。

這些人想要狀告日本政府，卻完全不知從何入手——他們很少離開生活的村落，走出國門維權簡直是“天方夜譚”。

應該幫他們討回一個公道！得知這一切后，一瀨受到很大刺激，“我開始思考自己的國家——一個否定歷史、欺騙民眾的國家，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從那時起，我意識到上天給了我一項歷史使命”。

他決定用自己的法律專業知識，為中國受害者提供援助。

當年12月，一瀨第一次去崇山村挨家挨戶調研考察，卻被當地人形容為“鬼子進村”，甚至有老人指著他的鼻子罵——曾飽受日軍摧殘的民眾，根本不信會有日本律師愿意幫他們起訴日本政府。

不過，隨著一瀨愈發頻繁的實地考察，他的耐心、細致和誠懇打動了村民們，隔閡逐漸消除。

另一難題接踵而至。時間間隔太久加上年事已高，一些老人很難回憶起當時的情況，無法提供有力證據。一瀨只好和熱心的中國民間人士一起通過多個渠道搜集資料，然后再反復確認核實。

在一瀨的幫助下，1997年，108名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在東京地方法院率先起訴日本政府，要求其“道歉和賠償”。此后10年，歷經數十次開庭之后，日本最高法院于2007年宣布中方“敗訴”，理由是不對中國個人進行賠償。

“結果雖是‘敗訴’，但取得了重大成果——日本法院首次認定侵華日軍在中國浙江等地使用鼠疫菌和霍亂菌發動細菌戰的歷史事實，這使日本在國際上遭到譴責。而且，日本政府對參與731部隊細菌戰的人員，已經取消所有學位和功績。”一瀨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1997年3月，一瀨赴浙江省義烏市稠江街道下轄的崇山村考察。

他還公開表示，作為日本民眾，對于日本政府一直以來完全無視細菌戰歷史問題的可恥行徑，向細菌戰遇難者及其遺屬表示衷心的歉意。

此時的一瀨，已逐漸將主要精力放在援助中國民眾對日訴訟的事業上。他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同行一起，自費赴中國考察，承擔中國證人赴日參加訴訟的不菲花銷，一次次將日本法西斯在中國犯下的戰爭罪惡推到世界的眼前。僅為“重慶大轟炸”對日索賠案，一瀨就往返中日兩地近40趟。

集團訴訟的事務本就繁瑣，再加上語言不通，法律體系也不相同，一瀨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即使有的審判已經結束，他還繼續圍繞相關侵華日軍暴行進行艱難的取證，一有進展就向法院提交新證據。

這些時間和精力，完全可以用來接手更為賺錢的民商案，但在一瀨看來，實現正義的使命感，以及過去數年工作時和中國人民結下的深厚友誼，顯然比金錢要珍貴得多。

·一瀨在重慶調研“重慶大轟炸”訴訟案。

“還給中國！”

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期間，日軍的罪行遠遠不止于燒殺搶奪，還擄走了中國的大量寶貴文物，絕大多數日本民眾對此“一無所知”。

看到那些從中國擄走的文物，至今被堂而皇之地陳列在日本各大展廳里，一瀨的胸中涌起一團火：“事實上，這些都是日本侵略中國的證據！”

“這些原本屬于中國的文物在日本多停留一天，真正的日中友好就無從談起。”一瀨說。

在他看來，歸還文物最困難的地方在于“日本政府從未真正想要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在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上，中日兩國存在明顯的溫度差”。

要求日本政府主動歸還戰爭時期掠奪至日本的中國文物，也正是一瀨2018年發起成立中國文物返還運動推進會（以下簡稱推進會）的初衷。

·一瀨（右二）參加推進會的“緊急集會”。

在日前的首次公開集會上，推進會初步鎖定要求日本政府歸還從中國遼寧省海城市三學寺掠奪的三尊中國石獅，其中兩尊現存于東京靖國神社外苑，一尊保存在栃木縣山縣有朋紀念館。

同時，推進會還要求歸還日本1908年從中國遼寧省旅順市掠奪的唐鴻臚井刻石，該文物現存于日本皇宮吹上御苑。

·一瀨（左）在旅順博物館研究鴻臚井模刻石。

一瀨告訴記者，在這個月底將要舉行的推進會例會上，組織成員會商討相關宣傳冊的具體內容，并計劃在今年7月將其出版。

“從現在開始到今年秋季，我們會加大力度與靖國神社和日本皇宮溝通，竭盡所能推動文物返還工作。”一瀨說。

“今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這是日中兩國交往的重要年份，也是讓更多日本人關注文物返還問題的好時機。”

“我很幸福”

有觀點認為，和一瀨并肩奮斗的“戰友“們，讓更多日本普通民眾了解到戰爭的殘酷，繼而采取自發抵抗運動，與日本軍國主義作斗爭。同時，一瀨牽頭的訴訟，敦促日本當局正視歷史、反省戰爭，對抗了“美化侵華戰爭并使戰爭正當化的政治動向”。

在一瀨看來，二戰后日本實施的“和平憲法”有反戰作用，但現在日本國內有修改“和平憲法”的危險，“我們要盡力保證日本堅持現有憲法不改變”。

·一瀨向細菌戰遇難者紀念碑默哀懺悔。

從某種角度來看，這其實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環節，能為解開中日歷史恩怨提供新的鑰匙。

然而，作為中國人民的朋友，一瀨在日本國內的處境著實艱難，尤其近年來日本社會嚴重右傾，更加重了這一現狀。

一瀨和他的“戰友“們，經常接到右翼分子的騷擾電話或威脅郵件，甚至招致“賣國賊”“中國人的狗腿”等罵名。種種難關面前，不少人退出了這條荊棘密布的路。

陪伴一瀨工作生活的妻子三和女士，也于2019年去世。從此，原本由三和女士負責整理、編排和保管的訴訟文件，都靠年邁的一瀨親力親為了。

·一瀨妻子的葬禮現場。

《環球人物》記者曾在一瀨的辦公室看到過那些井井有條、分門別類的訴訟材料，背后繁重的工作和花費的心思可想而知。

“我也煩惱過。”一瀨對《環球人物》記者坦言，“每當一樁訴訟告一段落，我就會煩惱下一步怎樣繼續。”畢竟，這是一條“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路。

不過，想到自己幫助的很多中國受害者真的站在日本法庭上，控訴日軍暴行下的悲慘遭遇，堂堂正正地要求賠償，一瀨都會感到很幸福。這激動人心的一幕支撐著他克服重重困難走下去。

生命不息，索賠不止。無論官司輸贏，一瀨為了正義而開展的艱苦斗爭，以及他對中國人民的真摯情誼，都將載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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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審： 蘇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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