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彌留之際，想到的是死后還要如何為人民服務”

他把體重耗到了只剩下30.5公斤。

47年前的今天，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

習近平總書記曾評價他：“周恩來同志是熱愛人民、勤政為民的杰出楷模。”

新近出版的《百年不了情》一書，記述了周爾均與伯父周恩來相處的日子。其中寫道：“在他彌留之際，想到的是死后還要如何為人民服務”。

這是怎么回事呢？

帶走一肚子話

1975年10月的一天，鄧穎超把周恩來、鄧穎超的生活秘書趙煒等人叫來說：“組織決定讓我告訴你們四位秘書，應該知道有關恩來同志的病情。他得的是不治之癥——癌癥（膀胱癌）。據醫生判斷，不會超過明年春節，你們要有思想準備。”

幾位秘書淚流滿面，但誰也不敢放聲大哭，怕影響鄧穎超的情緒。

1975年12月，周恩來進入了斷斷續續的昏迷狀態。

在最后的日子里，鄧穎超奔波于西花廳和醫院之間。有一天，周恩來望著鄧穎超意味深長地說：“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話沒給你講。”

鄧穎超看看他也深情地說：“我也有很多話沒給你講。”兩人凝視著對方，最后還是鄧穎超說：“只好都帶走嘛！”

“周總理工作上的事絕不跟鄧大姐講，鄧大姐不該知道的，她也不問。特別是‘文革’期間的事，跟她講有什么用？不增加她的負擔嗎？”趙煒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1975年1月，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

好多話不說，好多事也不做。

有一天，一直為周恩來理發的北京飯店理發師朱殿華，托人捎信請求給周恩來理發。周恩來對工作人員說：“朱師傅給我理發20多年，看我現在病成這個樣子，他會難受的。還是不要讓他來。謝謝他了。”

躺在病床上的周恩來，身上插滿了管子。醫生多次給他做手術，有時他感到劇痛，但為了不讓大家有心理負擔，他都咬牙挺著，不喊叫。

有一次他在突然被病痛驚醒，忙問護士：“我喊了沒有？”

護士說：“叫叫沒關系的，如果疼就叫。”可他卻搖搖頭，堅持忍著不喊不叫。

只有一次，他實在忍受不了，找來保健醫生張佐良。

“總理叫我進去，說實在太痛了，我能不能哼一哼。聽到這里，我的眼淚都掉出來了。我說：總理，你想怎么樣就怎么樣。說完了，他還是沒哼哼。”張左良回憶道。

“用堅強意志對抗病魔的伯伯，最終把自己的體重耗到了只剩下30.5公斤。”周爾均回憶道。

過了1976年元旦，周恩來病情更重了。趙煒說：“我們每天從醫院回來都很晚，夜里也常接到電話讓我們過去，有時人剛回來電話就到了，馬上轉身又往醫院跑。”

1月5日凌晨，醫生為周恩來做了最后一次手術，即在左下腹部開一個口子，以解決大便不通問題。

之后，他對醫生說：“我的病就這樣了，已經很清楚了。我不想再麻煩專家們了，他們應該到最需要他們的地方去，為更多的人治病。我想回家，回那里再治療……唉，出來兩年多了，真想回去住住啊!”

“家”是指西花廳。趙煒說，這里既是工作的地方，也是生活的地方。

不過，周恩來想到回家會讓醫務人員為難，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1月7日深夜，他從昏迷中蘇醒，微睜雙眼，認出守在他身邊的吳階平大夫，用微弱的聲音留下了在人世間的最后一句話：“我這里沒有什么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們……”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病房里的心臟監護儀上劃出了一條直線。

“病房里痛哭聲一片。鄧大姐用顫抖的雙手摸著周總理的面頰，最后親吻了一下總理的額頭。”趙煒回憶道。

 1976年1月11日，周恩來遺體被送往八寶山革命公墓，人民群眾“十里長街送總理”。

天天讀報

周恩來病危期間，對國事放心不下，躺在病床上仍堅持天天讀報。只不過他讀不了，只能由工作人員讀，他聽。

“1975年12月，周總理已經進入時而昏迷時而清醒的狀態，他已經不能看報了，但每天清醒時卻依然很認真地聽報，而且要求大小消息都要念，一點也不要刪掉。”趙煒回憶道。

12月12日，周恩來在一次清醒后又要聽報。趙煒等人合計，也許是他心里一直想著什么事，想從報紙中找到答案，就把這個情況告訴了鄧穎超，鄧穎超就叫來生活秘書、警衛員、醫生等一起分析。

大家覺得，周總理在生命垂危時刻還提出要聽報紙，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對將來的政治形勢不放心，他可能最擔心的是鄧小平同志能不能順利主持工作。

1975年，正是鄧小平主持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的一年，他主持開展了全面整頓。但這些措施又遭到污蔑，鄧小平也受到了錯誤的批判。

1975年9月，周恩來在醫院會見羅馬尼亞外賓，這是他最后一次接見外賓。

鄧穎超聽了大家的分析，沉思了一會兒，做出一個決定：為了不給總理增加負擔，新近的報紙就不要給他讀了。有人提出，萬一周總理要聽呢？“那就念舊的吧。”鄧穎超說。

西花廳的工作人員從國務院印刷廠借來同人民日報同樣字號的鉛字，每天改報紙上的日期，這樣一直堅持了20多天。

有一天的報紙是真的。1976年元旦，人民日報刊發了毛澤東寫于1965年的兩首詞：

《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千里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念奴嬌·鳥兒問答》——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飛躍。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周恩來十分欣賞這兩首詞，多次讓工作人員念給他聽。當聽到工作人員將詞中的字音念錯時，他馬上給予糾正。聽到有趣之處，他還會輕微地笑笑。他一笑，也給整個病房帶來了難得的歡樂氣氛，也伴他度過了生命的最后幾天。

骨灰可以做肥料

周恩來去世后，鄧穎超和趙煒從醫院回到西花廳，鄧穎超就口述電文，讓趙煒發電報告訴外地的親屬們，聽到廣播總理逝世的消息后不許來京。“鄧大姐說：人已經死了，親屬來了非但沒有什么意義，反而是浪費，還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工作，這才是對死者的最好紀念。”

她還告訴趙煒：“等我死的時候也不許他們來北京。”周、鄧兩家的親戚接到電報后都遵照鄧穎超的意思沒有進京。只有周爾均的妻子鄧在軍因治病需要來到北京。

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開始為周恩來準備衣服，鄧穎超說，不要做新的，選幾件他平時最喜歡又好一點的衣服即可。

工作人員選好后把衣服拿給鄧穎超看，她含著淚點點頭說：“這是恩來的作風，平時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難，他死后咱們還是要尊重他，不要為他浪費人民的錢。新的舊的都一樣，一把火都要燒掉的。”

就這樣，入殮時，周恩來穿的是一件已經穿過多年的中山裝和一身舊布衣褲。

1976年1月11日，鄧穎超向周恩來遺體告別。

據周爾均回憶，1月15日，追悼會結束后，鄧穎超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會見周爾均等親屬和周恩來的醫務人員。

在趙煒印象中，鄧穎超平時說話很有條理，往往出口成章。據周爾均回憶，這次會見，鄧穎超做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她回憶了黨中央改土葬為火葬的決議。

 周爾均在新書中回憶了周恩來往事。

“在中央作出這個決議后不久，我們兩人共同商量，相互保證，把我們的骨灰撒到大好的山河水土里去……他自己就曾經講過：人死后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到水里可以喂魚。”鄧穎超說。

“從感情上你們難過，用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伯伯雖然肉體不存在了，他的骨灰在祖國大地河流里作為肥料，為人民服務，物質不滅，生生不已。在他彌留之際，想到的是死后還要如何為人民服務。你們要支持伯伯的這個行動。”鄧穎超說。

趙煒曾在一次座談會上講到周恩來的這些遺囑，有人立刻主張這些話不能公開。他們認為，這樣會影響周總理的形象，也對他不夠尊重，怎么能用逝去的偉人骨灰做肥料呢？

“我卻不這樣看。我對這些同志說，這是周總理的原話，也表現出他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在破除封建思想和移風易俗革命中所做的開拓性貢獻。”趙煒說。

就這樣，鄧穎超親手打開骨灰盒，用雙手一捧一捧地把周恩來的骨灰分裝在4個袋子里。4袋骨灰被分別撒在了北京上空、密云水庫、天津海河和山東黃河入口處。

就這樣，他走了，卻永遠活在人們心中。（作者：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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