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棟梁——梁思成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獻展”近日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對外展出，展品包括照片、錄像、圖紙、模型、書信、手稿以及空間裝置，共計362件。
澎湃新聞在現場看到，整個展廳空闊通明，接近一個完整的長方形的展陳空間中，兩張巨大的梁思成黑白照片在展廳的起始和終結處遙相呼應，其中一張為梁思成年輕時的“對鏡自拍照”，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副館長蘇丹稱“這是很有意味的一張照片，梁先生的對鏡自拍象征一種自省，也正因此，他才有覺察、有作為”。
少年梁思成自拍像1920年代初梁思成親屬提供
在通體潔白的展廳中，大大小小分布了許多展柜用以陳列文獻材料。在專訪中，蘇丹對澎湃新聞介紹：“我們大膽地創作了一個‘墓園’。這些展柜都是按照墓碑的格式和規制來做的，首先因為梁先生的一生中做了很多有名的墓碑和紀念碑；其次，今年是梁先生誕辰120周年，我們希望讓大家在一個墓園的氛圍中去緬懷先賢，很多國家的墓園為了讓大家相逢的，是一個你和故人對話的空間。而這里是梁思成一個人的墓園，因為他做的每一個事情、每一個有價值的工作需要一次紀念，這就是我所說的：一個展覽的無數次紀念。”
這種展陳上的創新體現在很多地方，“比如一般關于個人的紀念展會有一個年譜，你會發現梁先生的年譜是一個躺倒的‘L’，整個展廳的設計語言是貫通的，而L的轉折處，也是梁先生人生的轉折處。”蘇丹談道。
“此外，過去的墓園里面還有可以讓人對著祈禱的物品，在這個展廳中，是兩個黑色的空間：一個是應縣木塔、一個是佛光寺。我沒有用傳統的方式放模型，應縣木塔的空間是讓人能夠以建筑的角度去環視歷史、環視周圍的空間，你相當于在應縣木塔里，能看到周圍的景象，聽到聲音。佛光寺那個空間做了很多監控屏幕，有種臨場感。”蘇丹介紹。“
展廳中兩側的墻壁上展示的是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一生中留下的照片，“這些圖像反而成了營造氛圍的內容、是一個感性的東西，而中間的展柜中的文獻材料則是梁先生輸出的文化的結晶。”
梁思成是我國著名建筑學家、建筑教育家，中國建筑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者，建筑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城市規劃、風景園林等學科的重要先驅。梁思成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的作業1925年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藏
梁思成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的作業1925年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藏
梁思成先生一生中有無數個閃光的瞬間，而其中最耀眼的成就是他在20世紀30至40年代期間通過廣泛的田野調查和深入的研究，構架了中國建筑史研究體系的生動歷程，他測繪了許多建筑，并破解了“天書”《營造法式》。
梁思成自1930年代初梁思成進入營造學社，在這之后四十年的人生中，始終保持了兩個十分鮮明的研究方向：其一是對中國古代建筑史史學體系的科學建構；其二是對最具實例遺存特征的兩個基本歷史階段，即明清與唐宋(含遼、金、元)兩個時期古代建筑之一般特征與規律的科學闡釋。
一篇名為《中國建筑的史學建構與體系詮釋》的文章中介紹，在晚清時，雖然有包括德國鮑希曼、法國伯希和、瑞典喜仁龍，與日本關野貞、常盤大定、伊東忠太等介入中國古代建筑的考察與研究，但是，他們的研究，大體上還僅是徘徊于實物考察與資料搜集階段。即使其中稍有深度著述者，如鮑希曼、伊東忠太，也不過是一些帶有異文化獵奇性質的考察性敘述與概要性探討。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為梳理與構建中國自己的建筑史研究體系，梁思成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調查，對古建筑遺存進行測繪，蘇丹談道：“建筑測繪是很重要的，梁思成也為后來中國的建筑學示范了一種感性的教育方式，在文本上去閱讀和現場測量是不一樣的，相當于你實際地觸摸了建筑。比如應縣木塔、比如佛光寺，早期他們做測量工作的時候非常艱苦，冒著危險，爬到幾十米高的塔剎上，我覺得這種勇氣是一種責任和使命驅使著他。他的田野調查對中國古建的重新發現和再發現都十分重要。”
除了田野調查，梁思成也做了許多重要的案頭工作，如破譯了《營造法式》。“《營造法式》相當于建筑中所用的字典，它將建筑中各個構件的作用、名稱都形成了標準化。過去認為中國建筑更多是民間的、甚至是口耳相傳的非遺。實際上中國建筑是有典籍、有圖示的。《營造法式》最早是用于核定工匠工作量的，防止以少報多，但是最終的作用是告訴你，我們中國是有規制的、是有倫理和科學的。”蘇丹介紹。
此外，梁思成也完成了《圖像中國建筑史》，“這是他向世界傳遞中國建筑系統的信息、以英文標注的稿件。他將中國建筑的木材規格、比例關系，建筑的樣式、形象和形象之間的內在結構邏輯告訴西方世界。”
蘇丹館長也談道，考慮大眾的興趣點，展覽中突出了一些信息，比如大家很關心的北京城的古城風貌的保護問題。
“棟梁——梁思成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獻展”將持續至2021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