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成為北大的教師之前，魯迅其實早已把自己和這所著名學府緊緊聯系在一起，直到今日，每一名北大學子佩戴的校徽，最早就是由魯迅設計的。
新京報訊（記者 李玉坤）1924年，魯迅搬入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新購置的小四合院，并請喬大壯為自己的“綠林書屋”寫了楹聯：望崦嵫而勿迫;恐鵜鴂之先鳴!
那是魯迅的44歲，《狂人日記》面世的第7年，在北大教書的第5年。
雖然兄弟鬩墻，但那時的魯迅，還沒有運交華蓋，還沒有彷徨，還愿意做一股燥熱的風，還在爭分奪秒地吶喊。
以“北大派”為豪
“每次當魯迅先生仰著冷靜蒼白的面孔，走進北大教室時，教室里兩人一排的座位上，總是擠著四五個人，連門邊走道都站滿了校內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學生。”1920年8月2日，北京大學正式聘請魯迅為小說史科講師，同年12月24日，魯迅開始到校講課。他當時主要講授《中國小說史略》，是一門選修課，但并不妨礙它成為旁聽學生最多的一門課，課程被安排在北大紅樓一間最大的教室中。
在正式成為北大的教師之前，魯迅其實早已把自己和這所著名學府緊緊聯系在一起，直到今日，每一名北大學子佩戴的校徽，最早就是由魯迅設計的。
魯迅帶給北大的并非只有一個徽章，蔡元培想請周作人到校任教，也是通過魯迅邀請。魯迅對于北大的進步思潮一以貫之地支持，1925年12月，北大27周年校慶，魯迅出席并寫了《我觀北大》一文，文中提出“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對于被指為“北大派”，他也引以為豪：“北大派嗎?就是北大派!怎么樣呢!”
魯迅本名周樹人，魯迅是他最出名的一個筆名，來自那篇橫空出世的小說《狂人日記》。
五四運動前一年，1918年4月，魯迅開始創作《狂人日記》，發表在同年五月號的《新青年》上。自此之后，魯迅創作源源不絕。蔡元培在魯迅的挽聯中寫道，“著作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魯迅的文學價值，當時便得到認可。
當時，同樣是新文化的先鋒胡適提出了“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的改良主義傾向，魯迅對此是否定的。他明確主張新文學首要的是“改良思想”，“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牌不換貨”。五四之后，胡適替陳獨秀接手《每周評論》，提出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魯迅也是旗幟鮮明地反駁，兩名新文化旗手從此走向陌路。
1933年，白色恐怖愈演愈烈之際，魯迅以一首小詩重題《彷徨》：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那枕戈待旦、彷徨而堅定的身影，正是魯迅一直以來的自我寫照。
一直如戰士般戰斗
1903年，清帝國內憂外患、大廈將傾之際，留學日本的魯迅寫了一首《自題小像》：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一語成讖，在此后的三十幾年里，魯迅以如椽大筆，寫下警世之言，然風雨如磐，險阻重重。在紅樓教書的后幾年里，他幾乎是在與反動當局的斗爭中度過的。
1925年春，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波，是魯迅與反動當局的第一次交手。此后，北京政治形勢更加微妙，軍閥輪流掌權，“城頭變幻大王旗”。
1926年，奉系同國民軍之間戰爭爆發。3月12日，日本兩艘軍艦掩護奉軍炮擊國民軍，守軍還擊，中國官兵4死8傷，日方3人受傷。日本借口中國違反《辛丑條約》，糾集八國施壓，要求中國撤防。3月18日，北京兩萬多人游行，反對八國通牒。許壽裳回憶，“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了徒手請愿，意在援助外交的市民和學生，死傷至三百余人之多。”“只見尸體縱橫枕藉，鮮血滿地，是一個最陰慘的人間地獄!劉和珍的尸骸已經放入一具薄棺之中了。并排的還有好幾具，都是女子的。”
悲慟之余，魯迅寫下那篇著名的《記念劉和珍君》，“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在魯迅生命最后的十年間，國難嚴重日甚一日，生活愈見不安，魯迅時常遭到通緝。1932年，他在《自嘲》一詩中寫道，“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在北京，在北大紅樓，魯迅從來都是振臂高呼，從來都是縱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在廣州，在上海，難道魯迅就甘愿躲進“小樓”、專心學問了嗎?不是的。他所有的彷徨與退路，都是自嘲。他一直如戰士般戰斗，正如他《熱風》中的另一句：“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簡介】
魯迅（1881年~1936年），1920年8月2日，北京大學正式聘請魯迅為小說史科講師，同年12月24日，魯迅開始到校講課。他當時主要講授《中國小說史略》，是一門選修課，課程被安排在北大紅樓一間最大的教室中。
【聲音】
現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魯迅《隨感集》（1918年10月）
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魯迅《熱風》
新京報記者 李玉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