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儒學的刺史

柳宗元到柳州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建文廟，不知他耗費了多少庫銀，反正是一項大工程。后來，一些研究者說柳宗元是個崇尚儒學的刺史，為發展柳州的文化作出了卓越貢獻。

姑且不論柳宗元在貧窮落后的柳州耗資修建文廟是否符合時宜，單從他被貶后的一系列著作，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嬗變。

在我國歷史上，西周以前學在官府，東周以后，學術逐步走向民間，春秋后期已出現頗有社會影響的儒家、墨家等不同學派，至戰國中期，則出現了諸子百家爭鳴的局面，學派紛呈，學說豐富多彩。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把先秦以來的學派歸納為六家，即：陰陽、儒、墨、法、名、道德。他引用《系辭》“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說法，認為這六家的學說都是為安邦治國，他們各有所見，也各有所偏。而班固在《漢書》中則把先秦以來的學派歸納為十家，即：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他又說，十家中“可觀者九家而已”（即除去小說家），而各家則都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

這兩位杰出的史學家一位論六家，以道家為統；一位明九家，以儒家為高。但是，到了西漢，大儒董仲舒建議武帝“諸不在六藝（六經）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為以后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所本，使儒家學說不僅成為當時社會的指導思想，同時也成為整個中國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者之一。

到了唐代，因為開放和寬容，士大夫的思想文化不僅以儒學為正統，而且呈現儒、佛、道兼容并蓄的局面。柳宗元早年師從陸質，對陸質的《春秋》之學及其“以生人為主”的“大中之道”更是推崇服膺。他的世界觀中早年有儒家濟世之志，但隨著“永貞革新”失敗后，特別是被貶謫永州后，柳宗元接納了老莊的道家出世思想，不僅體現在思想、言論中，更多在山水游記中達到了一致。比如，他在評論韓愈的排佛論時說，韓愈給佛教所列的罪狀，都是佛教中的一些表面東西，至于佛教內所蘊含的精華，韓愈根本不了解。所以說韓愈完全是“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實際上，“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于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這段話表明，柳宗元透過儒、佛表面的矛盾，看到了佛教理論有與儒家思想相合之處，其見地顯然高出韓愈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