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形象”里的人文趣事

成都為何被展現為某種形態，成為現在人們印象中的“休閑”“安逸”“好吃”“好看”？《成都形象：表述與變遷》作者邱碩感言，成都悠久的歷史和多元的形象變遷，是一本書遠遠無法承載的內容。

圍繞民眾感知最深刻的兩種形象——廣為流傳的休閑風俗、賞心悅目的美女形象，邱碩分享了研究中截取的兩個“小片段”。

卓文君與薛濤影響成都的“美女形象”

卓文君因司馬相如而出名，但司馬相如卻是靠與卓文君的愛情傳奇在民間聞名。司馬遷的《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是關于卓文君最原始的文獻，記敘了司馬相如臨邛琴挑卓文君、私奔成都、臨邛酤酒當壚、歸成都為富人的故事。后世在此文獻基礎上不斷增加附會之說，卓文君形象也不斷豐滿。

薛濤是中唐時期著名的女詩人，在成都成長、成年、終老。她是中國文學史上少有的人格獨立、經濟自立的女詩人。她的詩才、與眾多男詩人的平等交往、與元稹的愛情故事以及所制的薛濤箋，是她聞名天下并且深入成都地方文化的核心原因。

蜀地才女卓文君和薛濤對成都形象的幾點影響在于：其一，成都女子才情卓絕，姿容美麗，人格獨立；其二，成都是一個不保守的、具有愛情氛圍的城市，能夠孕育堅韌的、長久的愛情；其三，成都工商業的大宗如酒業、織錦業、造紙業都與女子有關，從事這些行業的人都是與卓文君、薛濤一樣美麗、聰慧、勤勞的女子；其四，與卓文君、薛濤有關的成都風物浸染了女性風味，在成都的文化發展史中有很大影響。

古人對“休閑成都”的又恨又愛

如今大多數人稱道的成都休閑之風，在歷史上卻多被“溺于逸樂”“尚奢”“尚侈”等貶義詞來形容。譬如東漢前期，巴蜀人因為物產豐富，無需苦作，輕易地耗費天賜物產，不合儒家消費觀。由于擔心成都風俗摧毀人的意志和上進心，自古很多士人勸誡人們“當心成都俗”或“莫作錦城游”。

看起來，精英們在“理”上，認為成都風俗該批判、該改變；但在“情”上，又不由自主地欣賞、羨慕、贊嘆成都風俗，甚至戀戀不舍。

漢代揚雄《蜀都賦》和晉代左思《蜀都賦》都在一種贊頌蜀都的基調中極力鋪陳嘉會、宴飲、冶游這些風俗活動，晉代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人生茍安樂，茲土聊可娛”更直接表達出對成都風俗的歆羨。他們的體物賦情開啟了文學史上對成都游樂風俗濃墨重彩的描摹、頌揚。李商隱的“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陸游的“芼羹筍似稽山美，斫膾魚如笠澤肥”“當年走馬錦城西，曾為梅花醉似泥”，呈現出愛美味、喜游賞的成都風俗。連從未到過成都的柳永，也在詞中想象:“地勝異，錦里風流，蠶市繁華，簇簇歌臺舞榭。雅俗多游賞，輕裘俊，靚妝艷冶”。

杜甫一生的詩歌充滿了滄桑憂患，唯獨在成都避難期間的詩篇是別具一格的輕逸平和，成都時期也是他詩歌創作生涯的巔峰。杜甫在安史之亂的浩劫中輾轉到成都，剛到時，成都的自然風光和“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的市聲和樂聲就給他傷亂的心靈帶來巨大安慰。后來，他又帶著喜悅的心情描寫這種濃厚的音樂之風：“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云。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杜甫在草堂過上了成都人典型的悠游生活：他邊喝酒邊享受錦江鮮美的河魚，“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與鄰居喝酒交游，“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胡蘆”；與朋友歡聚宴飲，“竹里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在黃四娘家賞花，“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本版稿件均由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李媛莉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