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第一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新疆開荒種田。
八一糖廠勞動的支邊青年們。
屯墾戍邊和開發塔里木需要各類人才，塔里木農墾大學于1958年創建。
蘭新鐵路鋪軌在新疆境內不斷向西延伸。 翻身農奴庫爾班到北京中南海當面感謝毛澤東，他說：能讓我親眼看看毛主席，我這一輩子也就心滿意足了
和平解放后的新疆并不平靜。毛澤東對于新疆局勢的穩定，以及之后的經濟建設和長治久安十分關注。
毛主席為何關注新疆？首先，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版圖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元前60年，西漢中央政權設立西域都護府，新疆正式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設省；1949年，新疆在黨的努力下和平解放，并在1955年10月日被新中國設立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其次，新疆有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價值。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研究員許建英對《環球人物》記者解讀道：“從地理上來說，新疆有160多萬平方公里，占中國國土面積約1/6，且與多國接壤，鞏固新疆就是鞏固邊防。而且新疆資源豐富，許多礦產、石油都是新中國建設的急需資源，新疆還是一個多民族聚集的地區，也是中國通向蘇聯的交通大動脈和戰略后院，因此，它的和平穩定是國家整體社會發展的基礎保障。”
神兵天降，剿滅烏斯滿叛亂
1949年，新疆局勢錯綜復雜。毛澤東與黨中央正全力勸降國民黨陶峙岳部，力爭和平解放；以美英為首的外國勢力對新疆虎視眈眈……得此間隙，幾股匪患悄無聲息地發展壯大。
其中最令人頭疼的是烏斯滿勢力。這是一個長期盤踞在新疆東部的悍匪，擄掠錢財、燒殺搶奪，無惡不作。20世紀30年代，烏斯滿從一名牲畜商販變成劫道山賊，憑借“幾十個人、幾桿槍”四處擄掠燒殺。國民黨政府省軍曾多次派兵圍剿，都沒能取勝。烏斯滿卻名聲大振，被百姓稱為“新疆巨匪”。
1950年3月，趁著各族群眾還不太了解共產黨，而解放軍官兵又忙于恢復生產的時機，烏斯滿在昌吉、呼圖壁、瑪納斯等地發動武裝叛亂，匪徒連同被脅迫的民眾一度達到4.5萬人。此前幾個月，美國駐迪化副領事馬克南在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下令撤離全部外交人員時，“自告奮勇”留下，隨后悄悄離開迪化，跟烏斯滿“會談三天”，共同謀劃了這次暴亂。烏斯滿已經不僅僅是個謀財害命的土匪，還成了名符其實的美國武裝間諜。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蔣介石在臺灣得知消息后，精神大振，立即委任烏斯滿為“新疆反共司令”，妄圖借機反撲。到1950年12月，這股叛匪殺害各族群眾1175人，搶劫各類牲畜34萬多頭，糧食5300多石（當時1石約為100斤）。
棋先一招滿盤活。早在1949年3月4日，毛澤東就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會見了王震。當天，王震向毛澤東主動請纓，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我們的邊疆去，到新疆去”。晚上，毛澤東找到了獨自研究邊疆文件的王震，對他說：“你到新疆去唱‘主角’，去給新疆各族人民做好事。”
同意王震的請纓，是毛澤東深思熟慮后的決定。許建英對《環球人物》記者說：“王震是西北野戰軍的縱隊司令，長期在西北作戰，對西北地區的人文歷史和戰事情況都非常清楚。”除此之外，王震驍勇善戰，多次粉碎敵人“圍剿”，是毛澤東十分信任的戰將。
歷史證明，毛澤東慧眼識人。外號“王胡子”的王震一貫性格火爆、雷厲風行，打仗素以作風強硬著稱。他在平叛問題上絕不手軟。烏斯滿叛亂后，王震迅速成立了剿匪指揮部，策略是，能爭取的要爭取，如果爭取不過來，則“必須用大炮講道理，用刺刀去教訓”。
不過，當時的烏斯滿勢力并不是一群烏合之眾。他們熟悉地形，適應沙漠荒原氣候，且善于騎射。據參戰老兵回憶，烏斯滿勢力比國民黨還難對付，“架起機槍打也打不死幾個”。
1950年4月1日，奉命進疆剿匪的解放軍西北軍區第16師副師長羅少偉帶著警衛連一行5人，乘一輛吉普車到附近偵察敵情。他命令司機不斷加速，油門聲越轟越大，塵土飛揚間，他們一行人與大部隊拉開了距離。
與此同時，烏斯滿的兒子謝爾德已經在前方布好埋伏。當羅少偉一行人來到此處時，因為路上的沙子松散，吉普車不得不減速，這給了謝爾德絕佳的射擊機會。一番亂射后，羅少偉和機要秘書李玉慶、參謀馬玉章、報務員宋萬成、警衛員楊狀元均壯烈犧牲。
32歲的羅少偉參加過長征、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可謂是身經百戰的紅軍干部。他是整個剿匪戰斗中犧牲的最高級別將領。噩耗傳來，遠在北京的毛澤東悲痛萬分，委托周恩來副主席給六軍十六師發來唁電，沉痛悼念羅少偉同志；王震在辦公室來回踱步，久久不能平靜；全師指戰員更是感到極大憤慨，不少戰士咬破手指，用鮮血寫了請戰書，要求奔赴剿匪戰場的前線陣地。“為羅副師長報仇！”“為烈士們報仇！”“為老百姓報仇！”的口號聲，震撼了東疆大地。
4月14日，王震命剿匪部隊兵分四路，直搗烏斯滿的老巢紅柳峽。這里地形復雜，晝夜溫差極大，夜晚氣溫降到零下30多攝氏度。因為惡劣天氣，烏斯滿斷定我軍不會進攻，召集手下頭目吹噓道：“現在形勢對我們有利，解放軍害怕我們，不敢打了。憑我們熟練的騎術，精準的槍法，一定要和他們見個高低。”沒想到，次日清晨，解放軍冒著風雪，猶如神兵天降，突然殺入，將其擊潰。
兵敗如山倒的烏斯滿僥幸逃脫，被他欺騙脅迫來的哈薩克牧民因不了解我黨政策，也丟下牲畜逃跑了。此時，王震執行了爭取人心的政策。他命令部隊將繳獲的畜群一律物歸原主，被脅迫的牧民回來后也一概不予追究，還允許他們保留獵槍。這些政策，使得哈薩克各部落的首領和牧民漸漸明白：解放軍不是烏斯滿說的那樣。他們陸續回來，四處流竄的烏斯滿被徹底孤立了。
王震對烏斯滿勢力進行了勇猛追擊。經過大大小小近百次戰斗，烏斯滿于1951年3月在甘肅被解放軍活捉，并被押回新疆。4月29日，迪化人民廣場上舉行了審判大會，在8萬各族各界人士的唾棄聲中，烏斯滿被判槍決，立即執行。
左圖：1950年4月14日，解放軍剿匪大軍分成兩路，日夜兼程向匪巢趕去。
右圖：1951年4月29日，匪首烏斯滿被執行槍決。 烏斯滿死后，新疆各地的零散叛變、匪患再沒能掀起風浪。到1952年6月，新疆全境徹底肅清了國民黨長期豢養的反革命力量。從此，新疆社會進入穩定期，為經濟建設、民族團結奠定了重要基礎。
屯墾戍邊，締造生產建設兵團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曾問王震：“你對今后的革命任務有什么想法？”王震馬上回答：“解放全中國，建立革命政權!”毛澤東沒有接話，起身踱步一圈后，略加思索地說：“仗不會打多久了，現在要把重點放在勝利后發展經濟、生產建設上來。”當時的新疆是“經濟荒漠”。“重工業”是釘馬掌，“輕工業”是彈棉花，“第三產業”是烤羊肉串，1盒火柴能換2斤羊毛。
除了考慮到王震是一員虎將，毛澤東將他調往新疆，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還善于搞生產建設。
1941年，王震還是359旅旅長，帶領部隊進駐陜甘寧邊區南大門——南泥灣。他帶領戰士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一邊練兵，一邊屯田墾荒，硬是把沒有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了“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陜北好江南。后來，“南泥灣精神”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在困境中奮起、在艱苦中發展的代名詞之一。
許建英對《環球人物》記者說道：“因為時局變化，王震率軍進疆的時間足足提前了幾個月，補給、糧食、軍備準備得都不充分。當時新疆人口一共400多萬，部隊人口與政府人員加起來有30萬，純靠新疆財政來維持確有困難。”194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一九五〇年軍隊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提到：“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國防軍，而且是一支生產軍。”毛澤東的指示被王震記在了心里。發展軍墾，屯墾戍邊，這樣既可以減輕新疆老百姓的負擔，又能夠養活軍隊。
一進入新疆，王震的部隊便“一手拿槍，一手拿鎬”；一邊剿匪，一邊搞大生產運動。據老戰士回憶，當時，他們每人分一片荒地，比賽似的干活，每天干十幾個小時。早晨出發時帶幾個饃饃，中午干累了，想吃口饃饃，就快走幾步，把饃饃放到前方不遠處，等干到那里時再吃。南疆的氣候干旱，饃饃放到前面，不久就曬干了，想吃新鮮的饃饃就得快點干。
數十萬官兵自制農具6萬余件，開荒造林1065畝，1950年6月吃上了自種的蔬菜，一個月后又吃上了自種的糧食瓜果。此后，駐新疆部隊年年都向國家交售大量富余的農副產品。
20世紀50年代初，王震（中）和新疆農墾戰士在一起。 誓師大會上，王震大聲問戰士們：“咱們要建設新疆，辦工廠農場沒錢怎么辦？向毛主席要嗎？”戰士們齊吼：“不!”“向新疆人民要嗎？”戰士們齊吼：“不！”“那錢從哪兒來呀？”戰士們全傻眼了。
王震斗志昂揚地說：“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從咱自己身上出！咱們都是窮光蛋，過慣了窮日子，一年一套軍裝改兩年發一套行不行？咱都沒錢，軍裝要那么多口袋有個屁用，改兩個口袋行不行？在戈壁灘上開荒種地不用講什么軍人風度，把衣領去掉行不行？”10萬大軍山呼海嘯：“同意！”
于是新疆出現了世界上最奇特的、沒有衣領的一支光脖子軍隊。省下來的軍裝、衣領變成了拔地而起的十月拖拉機廠、八一鋼鐵廠、七一棉紡廠以及發電廠、水泥廠等，沉寂千年的新疆歷史上第一次響起大工業時代的激情轟鳴。許建英說道：“當時新疆最重要的現代工業，基本上都是由生產建設兵團建立，后期這些企業多數移交給了地方，為新疆的工業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如火如荼的大生產運動為屯墾戍邊打好了“地基”。1952年底至1953年上半年，按照黨中央的戰略部署，新疆軍區以代司令員王震、代政委王恩茂的名義頒發命令，將駐新疆人民解放軍整編為國防部隊和生產部隊。
1952年2月1日，毛澤東主席向駐疆將士發布命令：“你們現在可以把戰斗的武器保存起來，拿起生產建設的武器。當祖國有事需要召喚你們的時候，我將命令你們重新拿起戰斗的武器，捍衛祖國。”
1954年10月，解放軍大部分集體就地轉業，脫離國防部隊序列，正式組建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其使命就是“勞武結合，屯墾戍邊”。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黨校教授王小平告訴《環球人物》記者，組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意義重大，“它不僅開發了新疆經濟、安置了專業軍人，還起到了防范民族分裂勢力、鞏固西北邊防的作用。”
如今，曾將荒地變綠洲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為新疆和平穩定發展的壓艙石之一。
1952年至2018年，新疆經濟總量增長200倍
除了穩定局勢、建設經濟，毛澤東為新疆做出的重要貢獻還有聚人心、穩人心，促進民族大團結。
“由于多重復雜的原因，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各民族之間并不十分團結。”河南科技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教授張俊國說道。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特別強調民族平等的問題，即“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共同努力于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在他看來，在新疆實施民族平等政策是穩定新疆社會秩序的基本條件。
自始至終，毛澤東都堅持貫徹民族平等這一基本思想。張俊國在《毛澤東“治疆”思想與新疆社會穩定秩序的構建》一文中曾提到：1949年10月，毛澤東請時任人民日報社社長的胡喬木寫一篇短評。他特別叮囑胡喬木，“關于人民解放軍入疆消息及評論，不要有‘占領’字樣，均稱到達某地”。再如“同回族同胞在一起吃飯”時的風俗習慣問題，毛澤東也十分注意。由于回族有不吃豬肉和不喝酒的風俗習慣，毛澤東在同回族干部一起吃飯的時候，會特別注意這一點。在民族平等的基礎上，毛澤東還強調要“長期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說，對于“少數民族宗教上存在的問題”，“應該按照群眾宗教生活的實際需要和意見”，進行合情合理合法的處理，并以不影響群眾宗教活動的正常開展為基本原則。
新中國建立后，為了繼續堅持民族平等團結，毛澤東和黨中央做出了重要決定——在新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1951年3月4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民族區域自治試行條例》（草案）。1952年初，王震從北京開會回到迪化，迅速找來了賽福鼎。兩人見面后，王震說出了一句極有分量的話：“毛主席請你就新疆區域自治問題提個具體方案。中央想聽聽你的意見。”
賽福鼎是毛澤東極為看重的少數民族干部，能力突出，且了解新疆當地的復雜局勢。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曾特地在中南海與來參加開國大典的賽福鼎吃飯，叮囑他在新疆要“在關鍵時刻拉一拉王震的衣襟”。這充分說明了毛澤東對他的信任。
面對區域自治問題，賽福鼎仔細思考了幾日，在致毛澤東的報告中，就自治區政府的組織架構、任務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建議新疆省級自治單位的名稱叫“新疆維吾爾自治政府”。
賽福鼎曾在回憶文章中寫道：1955年初，我和包爾漢·沙赫德拉在北京開會，習仲勛約見我們。習仲勛對我們說：“毛主席要我征求你們兩位的意見，將來新疆叫新疆自治區如何？”我對毛澤東主席如此重視我們的意見非常高興，于是，開誠布公地說出了自己看法。我說：“自治區不是給山川、河流的，而是給各個民族的，所以，應該叫它‘民族區域自治’，因此，新疆自治區這個名稱不太合適。”
最終，毛澤東同意了賽福鼎的意見，將新疆命名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1955年10月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正式成立，賽福鼎當選為首任自治區主席。
自治區成立后，賽福鼎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在新疆進行大刀闊斧的土地改革。農民分到了土地，最少的1畝，最多的7畝，從地主家繳獲的1億斤糧食被送進了40萬戶農民家里，一時間陽光普照天山南北，各族人民喜笑顏開。
土地改革前，新疆80％的土地掌握在不足5％的地主手里，90%的農民都是地主的奴隸，當牛做馬，兩頭不見太陽下地干活，一年下來還吃不飽肚子。而在土地改革之后，許多少數民族農民分到了田地，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過上自由民主的新生活。
1958年6月2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的庫爾班大叔就是這樣一位“翻身農奴”。
當初，庫爾班得知“是毛澤東主席使他翻身解放”的時候，就一直想去北京親自感謝他。他說，北京在地上，只要我的毛驢不倒下去，一直走，就一定能到北京。能讓我親眼看看毛主席，我這一輩子也就心滿意足了。
不久之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恩茂得知此事，特批庫爾班隨國慶觀禮團一同前往北京。終于，庫爾班見到了心心念念的毛主席。新疆軍區第四干休所離休干部袁國祥回憶道：“當面帶笑容的毛主席走到庫爾班面前和他親切握手時，庫爾班向毛主席問好并送上了一包他自己晾曬的杏干和葡萄干，毛主席也送他一塊絨布。”
左圖：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朱德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任主席賽福鼎（右二）在天安門城樓上。
右圖：1959年6月28日，毛澤東與新疆翻身農奴庫爾班·吐魯木親切握手。 從毛澤東時代至今，新疆無論是經濟或是民生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從1952年的7.91億元到2018年的1.2萬億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新疆的經濟總量增長了200倍。
這是黨和各民族人民共同取得的偉大成就。
出生于新疆的老兵團人彭老先生對《環球人物》記者說道：“從毛澤東時代到現在，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好。過去人們住土平房，什么都沒有，而現在都住著樓房，冰箱、電視等家用電器已經普及。新疆人民現在的生活幸福安定，其中毛澤東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
如今，新疆局勢和平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各族團結友愛，這是任何勢力都無法否定的事實。
在采訪的最后，針對西方國家對新疆現狀的指摘，彭老先生言簡意賅地說出了四個字：胡說八道！（本刊記者 隋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