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中秋節前夕，李紹嬅帶領聽障西點師制作禮盒。她的一天是這樣開啟的：早上7點半送女兒上學，后乘地鐵趕到位于北京海淀北郊的咖啡屋上班。（本刊記者 陳霖 / 攝）
李紹嬅，高雄人，畢業于臺灣大學財務金融系、臺灣中山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曾是財務分析師，2011年移居北京，后創辦彩虹天使咖啡屋，專注聽障公益，引發關注。
不同于大多數面包房、餐廳，彩虹天使咖啡屋的后廚是完全透明的。這是李紹嬅的主意。10年前，曾是臺灣金融業高管的她和丈夫移居北京，當了全職媽媽，參與女兒學校的“雷鋒日”活動時，了解到聾兒，開始教他們制作點心，2017年開了這家咖啡屋。如今，咖啡屋不僅存活下來，還開了一家分店，聽障西點師能獨立烘焙、接待客人、與商場開早會、協調店內事務……后廚由透明玻璃圍起來，這有兩個寓意：讓顧客看到點心制作的全過程；讓聽障西點師被“看見”。不久前，央視《面對面》播出對李紹嬅的專訪，她因這段經歷和臺灣母親的身份圈粉，受到廣泛關注。
長期以來，許多人認為聽障人士與普通人的差別只是聽不到。其實，更本質的差異在于：他們因失去語言能力難以理解普通人的世界，某種程度上失去“社會能力”。那么，為什么我們該了解這些更深層次、更微妙的故事？這位臺灣母親又如何改變著他們？
整個9月，記者多次來到彩虹天使咖啡屋開在北京海淀區、朝陽區的兩個店面，發現李紹嬅有一種試錯的勇氣：讓一些曾脫離社會的人從犯錯中學習那些本不應缺席的人生功課。可以說，對這群聽障人士而言，李紹嬅是他們無聲世界里的“調音師”。
讓我們從“臺灣媽媽”李紹嬅的視角，進入聽障人士的世界。
被“雷鋒日”作業所改變
2016年，李紹嬅女兒所在的學校布置了一項“雷鋒日”作業，讓母親帶孩子一起做公益。李紹嬅來到一家位于海淀區的聽力語言康復中心做志愿者，她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各個年齡層的聽障人士。那時，她正負責導演一部話劇，坐在臺下的有許多聽障兒童。
聽障小朋友聽不見，但看得好認真！認真到什么地步呢？當時那個話劇講大灰狼吃掉小羊的故事。演完后，一個聽障小孩沖上臺，給那個飾演大灰狼的男孩一拳。原來，他完全沉進了劇情，覺得這個大灰狼真的好壞，怎么可以欺負小羊？！
那時候，我很受觸動，決定做點什么。我想到教他們做點心。聽障人士尤其是小朋友對抽象的東西沒有概念，我告訴他們具體的事情，比如做點心，他們就很有興致。我花了很多時間教他們基本動作，比如手心向下，因為拿搟面杖就得把手心朝下。
但很快我發現，自己根本不了解他們。比如我有點微表情，一名聽障孩子就跑出去哭。我嚇壞了，他們遭遇過什么？我要怎么做才能讓他們有安全感？
我想到了家訪。2017年1月，我帶著兩個女兒，租了一輛車，開了7個小時到小超(化名)家里。小超是個大男孩，他媽媽年紀和我差不多，卻顯得特別蒼老，我喊她姐姐。這個姐姐懷孕后還在一家工作環境有污染的工廠上班，胎兒受到影響，小超出生后就有聽力問題。親戚和鄰居在背后耳語：“這是上輩子造的孽。”小超媽媽就一直活在自責里。裝人工耳蝸要十幾萬元，農村家庭負擔不起。小超長大找對象，對方家里嫌棄他，擔心小孩遺傳耳聾。這個怎么會遺傳嘛！但家人不懂，又沒法解釋。他變得很自卑、很敏感。
那時，我問小超媽媽：“可以捐錢給他嗎？”她超有骨氣，說：“李老師，我只希望他有一份工作，能養活自己。”我覺得這個姐姐承擔太多了，想分擔點什么，決定在康復中心開一間點心教室，教授成年聽障人士烘培技能。
我們烤出了手工餅干后，我帶著女兒和志愿者上街推銷點心，一份20元，可都沒賣出去。路人很不客氣：“聾兒做的，不干凈吧？”“做公益不是該捐款嗎？為什么要賣東西？騙人的吧？”回店里，我坐到角落里發愁，一位西點師哭著跑出去。原來，敏感的他看到我的表情，以為做錯事惹我生氣了。為了不讓大家難過，每次回來我就笑著比劃說：“全賣光了！”其實是我自己掏錢買下來送給朋友了。
2017年底，臺資企業協會知道了咖啡屋，打算找我們訂些中秋禮盒，試吃時一個人“嗯”一聲不說話了。另一個人說：“我覺得齁（臺灣腔），是不是要改進一下？”但他們還是訂了60盒。中秋晚會后，我發現大多數人沒有把禮盒帶回家。我很難過，知道這叫“憐憫”，是走不長久的。我們一定要做得更好。
我回臺灣取經，學會了如何制作當時風靡臺灣的堅果塔。當時，有人勸我走“愛心路線”，就是拿聽障西點師當招牌，從網上批發蛋撻液、塔皮，一烤就好了，比較簡單。可是我選擇了另一條路：賣手藝。我們慢慢努力，堅果塔做得越來越熟練，上淘寶買來包裝袋，親手包裝，放進微店賣。等了一兩個月，終于有了點生意，還有人輾轉打聽：“這是從哪里買的？”
這就是我想要的：人家追著你的手藝來的，而不是因為那是聽障人士做的。后來陸續有臺資企業、大陸企業下愛心訂單，我就寫了“兩岸天使企業”名錄，掛在店門口，感謝他們的愛心。
左圖：李紹嬅的兩個女兒也是咖啡屋的志愿者。右圖：李紹嬅向記者介紹咖啡屋。
幫助這些被耽誤了的“孩子”
9月的一天，記者見到這樣一幕：30歲的阿龍（化名）站在李紹嬅面前，雙手合十，向她不斷彎腰點頭。阿龍在道歉。李紹嬅的眼眶紅紅的，說不出話。
這天，阿龍刑滿釋放。數個月前，他在社區偷了一輛電動車。當時警察找到李紹嬅，她很激動，搖著頭：“不可能！他很乖的，不會做這種事！”直到看了監控，李紹嬅不說話了。
阿龍生在農村，小時候發燒，醫生不小心給他注射了過量的慶大霉素，致聾了。因家里條件不好，他到18歲才戴上助聽器，后來在康復中心認識了李紹嬅，還加入咖啡屋，很勤奮，曾是店里的主力。阿龍被帶走，咖啡屋也陷入巨大危機。李紹嬅更是切膚體會到，“重建聽障人士的社會能力”有多困難，又有多重要。
我喜歡喊這些聽障西點師“孩子”，不管他們幾歲了。因為在我眼中，他們就是我的孩子。
2018年8月，因通州城市規劃，康復中心搬遷。我決定開一家真正的咖啡屋，接受來自市場的考驗。我在康復中心培訓過40多名聽障學員，最后只有3個“孩子”陪我“創業”。當時有朋友說，只有3個人來，好可惜。可我說，只有3個人，所以很珍貴啊！阿龍就是其中之一。我選在海淀的一個農莊，租下附近民房作為大家的免費宿舍，他們每月工資3000元。
然而，獨立開店比想象中難。一次，廚房烤餅干，冒起滾滾濃煙。原來，西點師給安全閥貼上了膠條，烤箱一直運作，差點燒起來。農莊負責人著急得跳腳。我問：“你們為什么這樣？”他們比劃著：“安全閥一直跳起來，好怕做不完，只好把它壓住。”
大多數人都知道，安全閥跳起來可以自動斷電，能防火，是常見的保護措施。可以前在康復中心，有工作人員處理這些細節，他們沒親自經歷過，完全沒概念。那陣子，我每天都擔心咖啡屋會燒起來。
聽障西點師正在制作西點。后廚由透明玻璃圍起來，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工作的場景。（本刊記者 陳霖/ 攝）
培訓他們做點心真的很困難。食譜上寫“加鹽5克”，他們無法理解什么是“加”，也不曉得什么是鹽和糖。食譜上寫2.5克，可烤出來后發現，怎么這么咸？原來他們沒有小數點的概念，以為是25克。后來，我用不同顏色的瓶子來裝鹽和糖，還修改配方，盡量讓原料的重量都是整數。之后受疫情影響，農莊經營遇到困難，后來很幸運得以遷到中關村創客小鎮。這期間，阿龍一直很刻苦，很快成了主力。
阿龍犯了事，我和他媽媽非常困惑：“你有免費的房子住，每月有工資，為什么要做這種事呢？”阿龍比劃著：“我就想借來騎一下，在農村大家也會互相借。”
那時，我意識到，他好像沒有“產權”“財產”這種概念。但阿龍犯了錯，就該得到教訓。那之后，住戶對咖啡屋很忌憚，擔心治安，對我們不那么熱情了。我很痛苦，不想承認發生過這件事。畢竟培養一名聽障西點師太不容易了！很多人說：“李紹嬅你就不該給他們自由。他們一旦有自由，就會犯錯！”
我想啊想，卻想不通。普通人也會犯錯啊，我們自己的小孩也會犯錯啊。
大多聽障人士認知能力正常，有的人觀察、共情能力比一般人強，可長期失去聽力后，溝通能力降低，失去許多理解社會的機會。具體來說，一旦家長發現小孩出現聽力障礙，有的會讓他們學手語，之后學文化課和生活常識，有的讓小孩戴助聽器或人工耳蝸，花錢上康復中心學發音。可一些家庭買不起助聽設備，又沒有學手語的意識，像阿龍成年后才戴上助聽器，前面十幾年沒有人耳提面命地教他，他就容易犯錯。他們接受三觀教育的機會真的太少了。
我告訴自己，讓“孩子們”真正融入社會一定很難，但如果把他關著、管著，他們沒了自由，就很難學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對完整人格非常關鍵。
當時阿龍出了事，其他西點師很難過。阿龍出獄后，他們捶他手臂，說他不爭氣。通過這件事，阿龍和其他人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何為是非，這不也是一種學習嗎？而且其他西點師做得很好，為什么要因為一個人的行為對所有人失去信心？我想通了。我要告訴大家，讓聽障人融入社會真的非常難，但是可以做到的。如今咖啡屋有考評體系，新人從培訓生、西點師、培訓組長到店長，每個環節都要和外界溝通。咖啡屋就是在幫助“被耽誤了”的人。
金領“殺無赦”的蛻變
李紹嬅上了央視后，許多金融界的朋友開玩笑對她說：“我要找你要簽名！”其實，他們更加驚訝的是李紹嬅的轉變：“這還是那個‘殺無赦’嗎？”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系是臺灣最出名的金融系所，培養出很多國際金融人才。李紹嬅本科就畢業于那個系所。進入職場后，她考到了特許財務分析師（CFA）執照，迄今全臺只有不到500人持有這個執照，是金融界衡量專業能力的指標。過去10多年，李紹嬅從“金領”、家庭主婦，再到聽障人士的“媽媽”，性格和人生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
進入職場第二年，我就連跳三階，成了經理，還拿到配股，相當于公司股東。我蠻能干的，公司很重視我。那些年，我做得風生水起，每天踩高跟鞋，“咚咚咚”，出差住高檔酒店，辦事雷厲風行。
一個學妹辦事效率低，我二話沒說就fire（解雇）掉她。我覺得這顯得我鐵面無私，非常專業。同事說我是“殺無赦”，對自己的學妹都不留情面。我就是很tough（不好相處）的人。金融高管是沒有淚腺的，競爭很激烈，哪有時間動感情？我當時認為，如果你流淚了或者表現出不舍，別人就會覺得你是弱者。
后來我和先生決定到北京發展。我們商量好，他先穩定工作，我來照顧兩個女兒，等家庭穩定了再出來闖。剛到北京，我很不習慣。我口音重，容易被認出來是臺灣人，買菜很難砍價。我坐出租車，司機師傅說話超快：“進輔路嗎？”什么是輔路？我不懂，只好問。司機師傅生氣又著急，沖我喊。我就很委屈，我只是不知道，為什么對我這么兇，哈哈！其實他也很無奈，覺得我長得和大家一樣，為什么會聽不懂？
我漸漸適應北京的生活了。做咖啡屋要置辦東西、買食材，可家里只有先生在工作，為了保證我做公益不影響家庭，我就縮減開銷。我以前蠻臭美的，買耳環要買1000多塊錢的，現在就買40塊的，也不買包包和鞋子，能省出不少錢。咖啡屋面臨被拆風險時，我回臺灣見到金融界老朋友，他們看到我掉眼淚很驚訝，也很講義氣，馬上取錢捐給咖啡屋。
開咖啡屋也改變了我的兩個女兒。無論去家訪、培訓，我一直帶著她們。我覺得現在的小孩太關注自己了。如果我不喊她們出來，她們就在家里看電視、刷手機、玩iPad。我希望有一群朋友能分散她們對自己的“過分關注”，讓她們學會融入。現在她們常來咖啡屋，有時我正煩惱要怎么和聽障西點師溝通，一扭頭，發現女兒已經在和他們玩剪刀石頭布了。
這里我要說說云峰。他20歲了，以前在康復中心很愛畫畫，后來支付不起費用，被帶回老家。可老家沒有美術課，他不能學畫畫，就自我放棄，每天打游戲。
左上圖：李紹嬅將云峰畫的蝴蝶印在包裝盒上。左下圖：店里的暢銷品堅果塔。
右圖：2021年9月，云峰送給李紹嬅一幅新的《蛻變》，主色調從棕色變為亮色。李紹嬅說，顏色的改變說明他來越開朗了。（本刊記者 陳霖/攝）
一年前，我把云峰接回來。我印象很深，他的眼睛沒有光了，人也鈍了，不是之前那個才子了。他買了只貓，我說不能養，貓毛進了廚房會有食品安全隱患。云峰大發脾氣：“為什么要奪走我的貓？！”我和他商量：“我來買你的點心，你拿這個錢去買顏料。可如果養貓，貓毛跑進點心里，就沒人買你的點心了，你也就不能畫畫了。云峰，你相信我。”那之后，他漸漸打開心扉，很刻苦，成了咖啡屋的骨干。
前陣子，他畫了一幅畫送給我，中間有只大蝴蝶，四周有幾只小蝴蝶。他說，我是這只大蝴蝶，帶著西點師這些小蝴蝶。他管那幅畫叫《蛻變》。回看這些年，蛻變的不僅是他們，還有我，不是嗎？（李紹嬅口述，本刊記者陳霖采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