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晏陽初(1890年10月26日—1990年1月17日),祖籍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三江鎮中興村五社,致力于平民教育七十余年,被譽為“世界平民教育運動之父”。
晏陽初認為,鄉村建設“雖始于鄉村,但并不止于鄉村,它不過是從擁有最大多數人民的鄉村下手而已”,其最終目標是實現“民族再造”。
為實現“民族再造”,晏陽初認為:首先,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經濟的基礎在鄉村,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自然是國家的根本問題;其次,中國政治的基礎在鄉村,只有縣、區、鄉政府才與農民休戚相關,縣長的廉潔與否、區長鄉長的好壞(過去縣下面還設區),將直接影響到百姓生活,與農民有直接的關系。中國政治的出路,也必須從最基層的農村政治開始。最后,中國人口大多數在鄉村,但是因為以往統治者對中國人的基礎在鄉村這一問題缺乏足夠的認識,忽略了農民這股固本強國的雄厚力量,從而導致中國的落后。晏陽初認為,復興民族、改造國家,首要是改造鄉村和鄉村的人。晏陽初用了70多年時間從事鄉村建設運動,實干硬干,從中國干到世界。
通過對《晏陽初》一書梳理:他的鄉村建設理念、方法和路徑集中體現在下述鄉村改造運動十大信條中。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深入民間
晏陽初說:人民是國家的根本,要建國,先要建民;要強國,先要強民;要富國,先要富民。
晏陽初長期在國外求學,畢業于耶魯和普林斯頓雙料長青藤大學。但在鄉村建設中,他反對全盤西化,明確提出要根據中國自己的情況,因地制宜開展建設。他很厭惡的說:近代以來,中國的許多讀書人,相信文章救國、文章建國,而看不到勞苦大眾中蘊藏著無窮的偉力。
晏陽初認為,知識分子的命運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是聯系在一起的,他崇尚“深入民間,認識問題,研究問題,協助平民解決問題”的精神,反對讀書人成為脫離農村的一種特殊階級,主張回歸到大眾當中,相信知識分子的這種轉變“對于中國、整個社會將有深遠而重大的影響”。
晏陽初回國后,身體力行,用了大半年時間,深入到中國19個省份開展農村調查研究,對當時農情國情進行了深入了解。1926年開辟定縣實驗區后,他率領平教會全體成員及家屬深入到條件艱苦的定縣,在深入實際中樹立了他的農村農民觀。華東師范大學紀軍教授在《晏陽初的農村教育思想及其現代啟示》將其歸納成四個方面:
第一,農村的重建必須從教育開始。晏陽初認識到,中國是以農為主的農業大國,農民人口占大多數,只有將潛藏在民間的巨大人力資源開發出來,促成農村的復興,民族才有希望。他篤信教育的重大作用,認為平民教育的重點應轉向農村,農村的重建必須從教育開始,“有教育才能自動組織,有組織才能有力量,才能創立新的生活方式,建樹新的社會結構”。
第二,堅持“民為邦本”的思想。晏陽初重視民眾自強在農村改造中的關鍵作用。他提出安定、繁榮和“民立”理想,必須從為人民謀福利的基礎入手。“安定,首先是人民的安定,使人民安定,才是社會安定之本”。教育的作用在于啟發、培養和加強民眾力量,催其覺悟,給其知識和能力,促其自力更生。
第三,農村中最需要教育的是青年。晏陽初認為:農村教育的對象應涵蓋所有農村人口,是全民的教育,但同時又強調區分輕重緩急。他通過大量的農村調查得出結論,“農村中最需要教育的是農村中的青年,最缺乏教育機會的,也是農村中的青年”“青年有積極創進的勇氣,是建設的中堅分子,又是直接生產者。如受到相當的教育,在有經驗的成人指導之下,可以使整個社會移動,自動建設”。
第四,實施終生教育。晏陽初關注教育的連續性,強調農村教育必須著眼于整個人生的歷程,開展全人生教育,他提出“教育的范圍應該放寬,時間應該放長,自出生到老死,都在教育活動之中,生活的過程就應該是教育的過程。”
要想“化農民”就必須“農民化”——向平民學習
晏陽初認為,深入民間的目的是為了認識問題,研究問題,協助人民大眾解決問題。要徹底地放下知識分子的架子,虛心地向農民學習,向人民群眾學習。
晏陽初用“生命影響生命”的方式開展鄉村建設。在他的帶領下,當時國內文化教育界許多知名人士,以及眾多留美、留德、留日的海外歸來的博士、碩士,放棄大都市優越的工作條件與舒適的生活環境,舉家遷入偏僻艱苦的定縣,最多時超過500人。有專家說這一舉動標志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對“學而優則仕”與“坐而論道”等傳統觀念的超越。
用晏陽初自己的話說:“自北京遷到定縣,不是地理上幾百里路的距離,實在跨越了十幾個世紀的時間。我們必須克服一切困難,在各方面盡力使我們適應鄉村生活,和農民同起同居,千萬不能在定縣形成‘小北京’!”
晏陽初這樣注解走進民間的真實意圖:我們知道自己不了解農村,才到鄉間來求知道。我們不愿安居太師椅上,空作誤民的計劃,才到農民生活里去找問題,去解決問題,拋下東洋眼鏡、西洋眼鏡、都市眼鏡,換上一副農夫眼鏡。換句話說,欲化農民,須先農民化。可是農民化不容易,必須先明了農民生活的一切。
晏陽初身先士卒地穿起粗布大褂,與農民閑談之時,他還拿起嗆人的旱煙管猛吸幾口,并夸贊“味道不錯”。事實上,他并不抽煙。一位老人還記得,這位城里來的先生還學會用方言跟農民說話。晏陽初和他的同仁散居在農民的土屋里,生活上完全同農民打成一片。
“自力”方能“更生”——激發民力,與農民共同計劃共同工作
晏陽初堅信平民是社會改革的主力,認為自然科學需要研究室,社會科學的實驗也需要實驗室,但這實驗室不是在屋子里,不是在圖書館,而是在農村。他的工作方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知識分子要沉下去。在他領導的鄉村建設中,首先做的是對平民的啟發、教育、宣傳工作,讓平民樹立主人翁意識,有從事改革的主動精神。一切計劃、方案及方法都要與他們共同商量研究,要使科學道理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不能固執已見,不能以為有知識,是大學士、大博士,就什么都懂得,一切都正確。
二是農民要參與進來。晏陽初認為鄉村建設的核心在于農村勞動力的培養和開發。無論教材還是教學,他都首先考慮農民的可接受性。他說:“有些時候,我們的主張盡管正確,也需設法使它變成平民大眾自己的主張。這往往需要耐心,而要說服等待,切不可操之過急,一廂情愿,簡單從事,包打天下。社會改造事業,沒有千百萬覺悟了的勞苦大眾積極參加,是一定不會奏效的,是注定要失敗的。”
三是主動性要激發出來。晏陽初認為須先促成平民“自力”,然后才有“更生”的希望。他提出“要達到開發民力的目的,須從整個生活的各個方面下手”,必須灌輸知識,增加生產,保衛健康,促進組織,因為知識、生產、健康和組織都是一種現實的力量。“所謂開發民力,就是開發人民的知識力、生產力、健康力和組織力”。
深入淺出,循序漸進——從他們所知開始,用他們已有來改造
晏陽初說:發揚民力,開發展力,改造生活,是一個巨大的工程,千頭萬緒從何開始?要從平民最迫切問題入手,從他們所知道并能理解的地方開始,在人們現有的基礎上來進行改造,要求鄉村工作人員將復雜而高深的科學知識簡單化,用中國話來說就是要深入淺出。比如,在定縣時,他利用燈籠讓大家學習節氣。在定縣試驗中,晏陽初他們為讓平民接受農諺和節氣歌謠,將其寫在晚上用以照明的燈籠上,趁大伙兒乘涼時進行講解。《晏陽初》一書中這樣描述:
白日里到田間地頭與他們拉家常的那群城里“先生”,在夜幕里,他們每人手提一盞燈籠,和白日一樣的一身長袍,滿臉微笑,從村口緩緩地向鄉親們走來。
他們的燈籠很特別,上面畫的不是花鳥樓閣,而是寫著農諺和節氣歌謠。
一路上,他們會停下來,問乘涼的村民:
“老鄉,你們認識燈籠上的字么?”
“老鄉,這上面是農諺,說的是‘白露早,寒露遲,秋分種麥正當時’……”
“哦……”
“老鄉,你們知道這農諺的意思嗎?”
“不知道呢……”
“它說的是播種的事呢,白露、寒露、秋分都是一年三個節氣……在‘秋分’這個節氣,也就是9月下旬的時候,播種小麥,才是正好的時候……”(此處月份指舊歷)
示范帶動,以點促面——以表證來教習,從實干來學習
晏陽初所謂的表證,就是“榜樣”的意思,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抓點示范。
定縣實驗中,生計教育的成效如何,關系到農民投入鄉村改造的熱情,關系改造運動的成敗。如何推行生計教育,在當時的中外教育史上又無前例可循。采用傳統的學校式的正規教育方法更是不可行的。于是,他們創造了表證農家的方法:挑選平民學校成績好并熱心農業技術改革的農戶,通過他們實地操作、展現實際成果與現身說法,向其他農民做表演示范。這樣就把課堂搬到了農田,變書本教學為實干學習。
要想讓農民改變觀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必須得有讓他們信服的成績。《晏陽初》敘述了這樣一個事例:生計教育部主任馮銳在游說村里老人換種子時,碰到了軟釘子,于是想到了實驗示范基地。示范田周圍是村子里村民們大大小小規則不一的農田。春天的暖陽里,周圍農田里村民們的麥苗才綻新芽,實驗田的麥苗早已是綠油油的了,引得周圍的農民們紛紛稱道,卻還有些老農不服氣,不屑地說:“長得好有什么用,要等最終收割了才知道,光長苗,收成可不一定會好的。”但是馮銳和助手們一點也不惱,他們也不分辨什么,只是細心地侍弄著自己的試驗田……
從1927年馮銳帶人入駐定縣開始,到1933年,定縣的農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小麥品種改良,谷子改良,雞鴨等家禽和生豬優質品種的引進,科學耕作技術引進,新型農具推廣等等,都極大地增加了定縣農民的收入。
注重實際效果,不做表面文章——不是裝飾陳列
定縣試驗過程中,吸引了國內外各界人士前來參觀。但有些人對定縣鄉村改造的市政設施感到失望,認為沒有平坦的馬路與象樣的建筑。晏陽初說,我們要扎扎實實搞實驗,注重實績,企圖為各地各國提供一個示范的模型,這個模型是看得親切,學得容易,富有實效。我們沒有忘記,自己的事業是為廣大貧困地區的勞苦大眾服務。如果我們提供的模式是一種中看不中用的東西,那就失去了鄉村改造的意義。
從1926年開始,晏陽初領導他的平教會,先后開展了河北定縣實驗、湖南衡山實驗、四川新都實驗、四川華西實驗。以農民教育為著力點,以鄉村建設為重點,力圖實現“民族再造”。
整體推進,綜合施治——不是零零碎碎,而是整個體系
晏陽初認為,鄉村改造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工程。因為“社會與生活都是整個的、集體的、聯系的、有機的,決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支離破碎地解決問題”,要“連鎖地進行全面的建設”。
晏陽初以系統化的視野審視農村教育改造。在開展鄉村建設時,他通過深入調研,冷靜分析后認為:農村的問題千頭萬緒,認定農村主要存在“愚、貧、弱、私”四種問題。
“所謂‘愚’,是指大多數人,不但缺乏知識,簡直目不識丁,85%的人都是文盲。”
“所謂‘貧’,是指大多數人的生活,簡直是在生與死的夾縫里掙扎著,根本談不到什么叫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線。”
“所謂‘弱’,是指大多數人是無庸諱辯的病夫,生命的存亡,簡直付之天命,所謂科學治療、公共衛生,根本無從談起。”
“所謂‘私’,是指中國最大多數的人是不能團結,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訓練。”
于是晏陽初便因地制宜提出四大教育。一是文藝教育攻“愚”。簡化漢字,教育農民讀書識字明理,并以培育農民劇團的方式,提高農民的藝術力和創造力。二是生計教育治“窮”。傳授農民現代農業知識與技術,培育合作社等經濟組織,提倡農民搞副業,增加農民經濟收入。三是衛生教育攻“弱”。創建農村醫藥保健制度,避免了因貧無法治病,因病加劇貧窮的惡性循環。四是公民教育攻“私”。即培養農民的道德意識和集體觀念。
系統謀劃,統籌兼顧——不是枝枝節節,而是統盤籌劃
晏陽初認為,鄉村改造是一個系統工程,這就需要在進行這項工程的過程中統盤籌劃。比如:鄉村最迫切的問題是貧窮,為了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自然首先是發展生產。但是,如果不同時重視教育,不努力提高人們的科學文化知識水平與生產技能,不加強人們道德觀念和社會思想認識方面的工作,不提高人民自主意識與自治能力,不注意提高人民身體素質,不加強衛生健康教育工作,只是純抓生計,抓生活方式,抓眼前的枝節的致富而不知致富道理、道路、技能、以及目的與各方面的保障,不注意鞏固與提高的措施,是行不通的。
為此,為減少傳染病,他指導農民修建井蓋,適時消毒滅菌;鄉村缺少醫生護士,他們就在各處建立各區保健所,培訓醫生、護士;同時,訓練助產士代替舊式產婆,向舊式產婆普及醫學常識;為了幫村民增加收入,他們引入優良棉花;為了啟發村民民主意識,他們先后組織成立了平民學校同學會和村民自治組織。以經濟建設為例,晏陽初所說的農村經濟建設,主要是在農業方面開展生計教育,以達到增加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活的目的。但他并不是單純地開展經濟建設,而是在改良牲畜品種與農作物的同時,開展家庭手工業,建立農村合作組織,形成相對完整的產業發展鏈條。
一是改良和推廣牲畜品種與農作物。比如,在1928年開展豬種改良實驗,讓本地母豬與純種波支公豬交配,這樣便產出了第一代改良豬種。教授農民改進飼養方式,科學方法調配豬飼料。雜交產出的豬種在全縣得到推廣,被稱之為定縣豬。將定縣豬與華北各地豬種進行比較實驗,在其中挑選出良種。
農作物于1927年開始育種,主要品種為高粱、棉花、玉蜀黍等。其中棉花先后育成“南京脫字棉”,因而在1936年,這種優質棉花被正式推廣。
二是開展家庭手工業。晏陽初說:提倡副業,發展農村工業,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有效途徑。一般人的注意力很容易集中在農業,因為中國是自古以農立國,但忽略了家庭手工業的重要性。在實際生活中,農民可以廣泛從事家庭手工業生產,這樣可以補貼家庭生活費用,并且解決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為他們走出農村創造有利條件。平教會通過改進并組織這些工業,在財政、購買和銷售等方面實現集中管理,鄉村工業生產規模變大,收入增加。
三是建立農村經濟合作組織。自助社是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初級階段,為合作社的出現而準備。自助社的社員可以從銀行取得一筆比鄉村利率低很多的低息貸款,這樣就消除了農民在收獲農作物后就得立即將其產品賣掉的緊迫感。合作社是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更高一階段。平教會根據全縣經濟活動區域的分配,將定縣劃為南北兩弱區。縣聯總會職能是執行全縣合作行政與合作教育、主辦農民合作銀行,強化個別有優勢合作社的信貸地位等。
棄舊圖新,銳意變革——不是遷就社會,而是應改造社會
鄉村改造既然是一種社會改造運動,就意味著要對自然的、社會的、歷史的、現實的種種問題采取革命的措施,棄舊圖新,走向光明。晏陽初說:“我們當今處在人類社會的一個大變動時代,改革是時代的潮流,要創造一個新社會,自己就必須與時俱進。要有旺盛的斗志,時時刻刻準備應付各種困難與挑戰”。
晏陽初在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中,連年的戰爭造成了巨大的困難不說,還曾受到軍閥的威脅利誘,受到地主與高利貸者的圍攻,受到貪官污吏的刁難與破壞等等,但他始終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戰亂不足憂”,永遠迎著困難上。
當好農民朋友——不是救濟,而是發揚
晏陽初認為,平民并不缺乏智慧,而是缺乏發揚這智慧的機會。平民教育也不是以慈悲為懷的施米施粥的貧民教育,而是培養國民元氣,改進國民生活,鞏固國家基礎的新型教育。鄉村改造是為了“民族再造”,農民,特別是青年農民,是鄉村改造的主力。知識分子回到民間去,不是包辦代替,而是啟發教育農民,激發調動他們的主人翁意識,培養他們自發自動的精神。
晏陽初的這種精神起源于歐洲一戰法國戰場為華人勞工服務時期,在工作中他發現,這些處在社會底層的勞工“苦力”雖然被英、法、美各國的士兵瞧不起,卻并不蠢笨,只是因貧窮沒能接受教育。于是從常見字中挑選出一千字,編成學習材料,辦起了識字班,鼓勵工人學習,還用白話文編寫《駐法華工周報》,用通俗的語音向工人宣傳新思想。其中一件事對晏陽初震動很大:一位“苦力”來信中說:“先生大人,你自辦報以來,我知道了大多天下事,但你的報太便宜,恐怕不久以后會關門,我愿把戰爭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個法郎捐給你辦報。”這件事深深震撼了晏陽初,多年后,他說起此事:“是“苦力”教訓了我,我不但發現了“苦力”的苦,還發現了“苦力”的力,他們最需要的不是救濟,而是發揚——發揚他們的潛伏力。生意人知道開金銀礦的重要,卻忘記了腦礦。而世界上最大的腦礦在中國。幾億中國農民窮在什么地方?便是我們沒有發現他們的潛伏力,埋沒了他們的腦礦。許多中國的像林肯、愛迪生、杜威這樣的英雄豪杰被埋沒了。我從此有了志愿,回到中國不升官,不發財,一生努力開發這個腦礦”。這個,也就是晏陽初的一大發明的起源。
后來,美國羅斯福總統提出“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貧困及免于恐懼的自由”“四大自由”號召后,1943年,晏陽初提出“第五自由”。他說:如果沒有“免于愚昧無知的自由”,其他“四大自由”即民主與和平目的都不可能達成,沒有任何一國能超越其民眾而強盛起來的。
晏陽初說:我們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我們只是廣大平民的朋友,鄉村改造的事業沒有千百萬勞苦大眾的自覺參與,是一定不能成功的!他在定縣實驗中,相當部分工作就是協助啟發農民自動自發精神與習慣,并注意挖掘有領導潛能的農民做該村推行鄉村改造工作的輔導人。后來,美國和平工作團及在世界活動的美國各基督教會也改變以往在落后地區發放食品衣物的辦法,推行平民教育鄉村改造工作政策。美國基督教會也采納晏陽初這一觀念,廢棄原來在落后地區散發衣物食品的救濟工作,另設發展部門,使他們能自立自助、自主發展。(作者系《晏陽初》作者,知名作家,四川省總工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