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軍人將被捕的印尼共產黨員押送到雅加達監獄。 對許多印度尼西亞人來說，1965年的那場大屠殺留下了難言的民族傷痛。這場以“反共”為名發起、針對左翼人士進行的屠戮，造成50萬至300萬人死亡，被認為是二戰后最嚴重的大屠殺之一。而英國外交部近期解密的檔案顯示，在那場大屠殺背后，有英國政府的參與——上世紀60年代，英國間諜大搞“黑色宣傳”，偽裝成印尼移民開辦媒體，以聳人聽聞的言論煽動印尼軍方大開殺戒，甚至大言不慚地宣稱：“這是分娩前的陣痛。”
這些英國間諜都做了什么？煽動印尼右翼掀起反共浪潮的動機何在？英國媒體對此予以了詳細報道，再次引發人們對英國在這場大屠殺事件中不光彩角色的關注。
躲在新加坡發動宣傳戰
上世紀60年代初，一場針對印尼總統蘇加諾的陰謀正在醞釀。
當時的印尼有左中右三派，馬斯尤美黨、地方武裝集團和印尼軍方是右翼，不少軍事將領都親美，以艾地為首的印尼共產黨是左翼的代表，蘇加諾則是中間派，一直在左右翼力量之間進行平衡。1956年至1958年，印尼右翼在美國支持下發動叛亂，被平息后，蘇加諾開始進行政治變革。
印尼是伊斯蘭國家，又曾長期受西方殖民統治。印尼思想家佐克羅阿米諾托著有《伊斯蘭和社會主義》，主張穆斯林團結起來反抗殖民政權，實現伊斯蘭復興，其“伊斯蘭社會主義”學說在印尼有重大影響。當時，印尼共產黨領導人也常引用其著作中的一些內容，來說明社會主義和伊斯蘭教是兼容的。而蘇加諾不僅接受佐克羅阿米諾托的思想，兩人更有私人關系：蘇加諾的第一任妻子是佐克羅阿米諾托的女兒。
“伊斯蘭社會主義”強調保障窮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在保護私產的同時對石油等特殊行業進行國有化改造等。蘇加諾將原殖民宗主國荷蘭的很多企業收歸國有，在農村實施土地改革，外交方面加強了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強調要抵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顛覆活動等。曾長期領導游擊隊進行反抗荷蘭殖民者斗爭的他表示：“我是共產黨人的朋友，因為共產黨人是革命者。”在這種情況下，印尼共產黨力量空前壯大，有了數百萬黨團員和上千萬支持者。
蘇加諾的言行引起了英美等國和印尼右翼勢力的不滿，而英國仇視他更有直接的原因。二戰后，馬來亞和印尼都通過斗爭取得了民族獨立。被迫結束殖民統治的英國仍企圖保留自己在東南亞的勢力，建立“馬來聯邦”，而印尼認為這是新殖民主義計劃，出臺了針鋒相對的政策；印尼共產黨是政策堅定的支持者。
為搞垮蘇加諾，英國外交部下屬的信息研究部門派出威恩等一批擅長宣傳戰的特工，以長期受英國殖民統治的新加坡為基地，開啟了一場針對印尼的宣傳戰。這些來自英國外交部秘密機構的宣傳戰專家們，打著“印尼愛國人士”的旗號，在新加坡炮制出一份由所謂“印尼移民”編輯的出版物，還資助了一個面向印尼播放節目的電臺，針對印尼知名人士特別是軍方將領展開反共宣傳。他們炮制的極具煽動性的材料經過英國上級批準后，被定向送給約1500個目標人物。
蘇加諾（左）和蘇哈托（右）。 這些宣傳戰專家的身份是秘而不宣的。他們以印尼移民的口吻反復宣稱不尋求暴力，但強調如果“不切除共產主義癌癥”，就會“導致印尼毀滅”。他們還宣稱，要“消滅印尼共產黨及所有共產主義組織”，并說：“只要印尼共產黨領導人仍‘逍遙法外’，他們的追隨者沒受到懲罰，印尼就會一直處在危險之中”。
最殘忍的大屠殺
到1965年中，這場宣傳戰已在印尼全面展開，反共氣氛詭異地積聚。此時蘇加諾年事已高，健康欠佳，左右兩派面臨攤牌。當時有人散布謠言稱，印尼共產黨準備在蘇加諾支持下建立一個“共產黨政府”。當年一些印尼民眾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仍抱有誤解，持續不斷地煽風點火，在人們心中制造了恐懼。
9月30日，一陣槍聲打破了雅加達平靜的夜晚。以總統衛隊翁東為首的一些軍官發動政變，捕殺了多名高級軍官。對政變的原因，有一種說法是翁東等人得知親美的高級軍官密謀推翻蘇加諾，所以先下手為強。并未在翁東抓捕名單上的陸軍戰略后備部隊司令蘇哈托少將抓住這個機會，利用自己的優勢兵力迅速鎮壓了前者。右翼勢力將這場軍方內部的沖突作為推翻蘇加諾、消滅印尼共產黨的最好借口，聲稱“發動政變的主謀者用暴力手段奪取國家政權，這些肯定是印尼共產黨策劃的。”
翁東（右二）被捕。 對英國間諜們來說，“印尼共產黨策劃的不成熟叛變”也是其宣傳戰的好題材。他們繼續敗壞印尼共產黨的名聲，蓄意編造故事，提出了一些“相適宜的宣傳命題”，如“印尼共產黨的種種殘暴行徑”。他們在媒體上偽稱印尼共產黨已“結成戰斗團體”，并在郊區進行大規模的綁架、縱火和殺戮，以煽動起人們對印尼共產黨的不滿。
一場針對印尼共產黨的殘忍“大清洗”迅速開始了。蘇哈托領導的軍方和右翼勢力對印尼共產黨人大開殺戒，位于雅加達的印尼共產黨總部被焚燒，一些女權主義者、勞工運動組織者和藝術家也不幸被卷入這場全面清剿行動中。據英國《衛報》稱，從1965年底到1966年中，至少50萬（還有資料估計為300萬）與印尼共產黨有關聯的人士遭到屠殺。當時流經雅加達的梭羅河水面上，漂浮著許多尸體，河岸也被血污浸染。除了被殺害者，還有60萬印尼共產黨人以及同情者陸續遭到囚禁，像奴隸一樣從事苦力，并連累全家人遭受嚴重歧視。
上世紀60年代，在英國的宣傳攻勢下，印尼反共氛圍越發濃厚。 英國政府通訊總部專家鄧肯·坎貝爾稱，身處新加坡的英國宣傳戰專家能截獲印尼當局的通信信息，以此全面掌握其屠殺印尼共產黨人的動向。英國人也積極參與其中，支持屠殺“親共”的工人、農民和學生。最終，在血腥清洗印尼共產黨人的過程中，外國勢力和印尼右翼勢力合謀將蘇加諾逼下臺。蘇加諾的總統權力逐步被架空，抑郁而終。蘇哈托則乘機奪權，開始了他對印尼長達30多年的鐵腕統治。
維護影響力的“價廉物美”手段
長期以來，這場屠殺在印尼都是禁忌話題，直到蘇哈托去世多年后，情況才有所改變。近年來，一些大屠殺的幸存者還提出了索賠要求。
2016年，位于荷蘭海牙的“國際人民法庭”做出判決，稱1965年印尼當局對共產黨支持者的屠殺是反人類罪行,建議向受害者道歉,懲罰作惡者,賠償幸存者。該法庭同時認為，當年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向印尼當局提供了“軍事和輿論支持”，也是幫兇。印尼方面拒絕接受裁決，表示“裁決沒有法律約束力”“死亡人數沒有這么多”“沒有任何外國政府參與大屠殺”等。
而英國的解密文件，再次佐證了那場大屠殺的復雜和西方在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在那個時代，英國雖然已經喪失了頭號殖民帝國的地位，卻仍是美國最重要的跟班，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做了很多小動作。
在大屠殺發生之際，時任英國駐印尼大使吉爾克里斯特曾在信件中如此表態：“在印尼發生有效的變革之前必然會發生屠殺事件，這是分娩前的陣痛。”而當時擔任英國所謂“政治戰協調員”的英外交部宣傳戰專家諾曼·雷達威則致信吉爾克里斯特，提醒他要對外掩蓋印尼軍方煽動大屠殺的事實。
雷達威還對于自己的宣傳戰“成果”沾沾自喜。在他看來，蘇加諾倒臺是英國宣傳戰取得的重大勝利之一。他后來吹噓，蘇加諾與“馬來聯邦”搞對抗，導致英國每年花費2.5億英鎊（1英鎊約合8.8元人民幣），但英國搞宣傳戰，在6個月內只花費極低成本就把問題解決了。
英國暗中插手并在輿論上為大屠殺做鋪墊，顯然是想看到蘇加諾政權垮臺。在伊拉斯姆大學教授斯科特·盧卡斯看來，宣傳戰確實是二戰后英國繼續在海外維持影響力的一種“價廉物美”的方法。
一個叫塔里·朗的印尼人在大屠殺發生時還是青少年，其父母均是當地的人權活動家，當年被印尼軍隊囚禁。她在看到英國外交部新解密的文件后，認為所揭露的內容“非常可怕”，表示英國政府應該為此承擔相應的責任。她說：“我很生氣，英國政府做了這樣的事。這場暴力活動自開始后，英國人居然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進行阻攔。”這件事被廣泛報道后，一名《今日俄羅斯》的讀者說，英國制造的慘劇遠不止這一件。“不僅是針對共產黨人，任何和‘英國規則’對著干的人都面臨著一樣的命運：屠殺、饑餓、掠奪。一些英國人的壁柜里藏著無數尸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