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南開期間留影。 2022年春天，北京。
“我伯伯的青年時代呀——”周秉德微笑著揚起臉，雪白的發卷在陽光下閃著光，“用他在家庭會議上的話說，是‘向無產階級投降’。”
1964年夏天，中南海西花廳。
“伯伯坐在竹椅上，天氣那么熱，他氣定神閑地、不緊不慢地說：‘我們周家是一個沒落的封建官僚家庭。現在是新中國了，你們長在紅旗下，但不要覺得自己沒有封建的思想，這封建思想是潛移默化的，存在于我們的頭腦中，我們要批判它，我要帶領全家向無產階級投降。”
這句話的印象太深了，刻進了27歲的周秉德心里。“伯伯生在淮安，不到半歲過繼給叔嬸，從此由嗣母撫養，在私塾啟蒙。他12歲離家去東北，由經濟稍稍寬裕的伯父資助，去讀新式小學。13歲，上修身課，老師問：讀書是為了什么？同學中有的答為了幫父母記賬，有的說為了謀個人前程，只有他堅定地答：為了中華之崛起！他平時的作文非常優秀，許多被收入東北、上海的書局出版的《學校國文成績》等書中。”
1913年春天，天津。
“他隨著伯父的工作調動，遷到了天津，報考了南開學校。南開學校的創辦人嚴修、校長張伯苓都是愛國人士，是新式辦學，他在那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品學兼優。”
入學后，周恩來和同學常策歐、王樸山拍了張合影。白色的長袍，白色黑邊的禮帽，劍眉星目，目光炯炯。15歲的他在天津這座近代中國風起云涌的大城市里，開始了周恩來的追尋和探索。
“跨界”高手
1915年12月，有記者來南開參觀，來來往往的學生令其印象深刻。他記述道：這里的學生都非常勤懇用功，而且現在寒風刺骨，大家即便穿著夾衣也不減求學熱情。
周恩來就是這群學生中十分活躍的一個。1914年，入學第二年，他就和張瑞峰、常策歐三人共同發起成立“敬業樂群會”，會內分智育部、稽古部、演說部等，從經史子集、琴棋書畫的研習，到演說辯論、歌唱戲劇的訓練，再到雜務財賬、圖書借閱，無所不包。會員從20多人發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學生總數的1/3，一些老師也成了會友。他們的茶話會尤其受歡迎，周恩來登臺表演“趣語”和“幻術”，形式類似今天的脫口秀、魔術表演，是保留節目，常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周恩來還是南開新劇團布景部副部長。囿于當時男女不能同臺演出的限制，除了負責布景外，他還在《恩怨錄》《一元錢》等新劇中扮演女主角——前者一炮而紅，直接促成南開新劇團的成立；后者讓劇團在社會上名聲大噪，應邀進京演出，大名鼎鼎的梅蘭芳也來看了他們的戲。不僅如此，在南開新劇團工作多年的陸善忱回憶，當時所用的劇本，都是在各角色排演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隨演隨寫，隨排隨改。如此看來，周恩來一人可堪一個創作團隊了。
會刊《敬業》也由周恩來主編。他擁有“飛飛”“翔宇”“恩來”諸多署名，寫了詩歌、評論、雜感諸多文章。《敬業》創刊號上就有他風格截然不同的兩首詩：
《春日偶成（二首）》
一
極目青郊外，煙霾布正濃。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蹤。
二
櫻花紅陌上，柳葉綠池邊。
燕子聲聲里，相思又一年。
第一首有鮮明的政治意味，似與當時的孫袁之爭有關。第二首卻是“婉約派”，還出現了“相思”一詞，頗有點少年心事了。
1914年，周恩來用筆名“飛飛”在《敬業》上連載了俠義小說《巾幗英雄》。“寂寂荒郊，茫茫曠野，時則晨星隱隱，曉霧沉沉。幾處煙云，一灣流水……當此時際，遠遠有一少年，躑躅長堤，一青衣女子及龍鐘蒼頭，負一巨麓隨其后。”16歲的周恩來為這青衣女子取名洪飛影，設想她出身武術世家，身手出眾，引出一串武林中事，寫得跌宕起伏。可惜，小說只登兩期就“斷更”了。
“棄坑”的“飛飛”忙什么去了？時局已經劇烈動蕩。1915年，袁世凱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并稱帝復辟。為了反袁，周恩來鼓動同學把學校禮堂門楣上代表袁世凱的橫匾“慰廷堂”摘下來砸壞。6月6日，他在“敬業樂群會”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憤怒聲討日本侵略者和袁世凱的賣國罪行。他意識到舉國上下翻涌的情緒，“一種愛國熱誠，似已達于沸點”。
面臨此種情景，一名17歲的學生要怎么做？周恩來給自己的答案是：學習，“基礎立于此日，發達俟乎將來”。
這正如同班同學陳彰琯對他的評價：他十分活潑，但更有嚴肅時，“在辦事時認真嚴肅；平時愛活動，很活潑，很有風趣”。
邂逅《新青年》
1917年，周恩來從南開學校順利畢業，去哪里繼續求學好呢？
當時，中日之間有代培留學生協定，中國學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專學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費待遇，直到學成返國為止。這對家境貧寒的周恩來而言，是個很不錯的選項。而且，南開畢業生在日本留學的很多，不少人原是周恩來的好友，他們在東京組織了南開同學會。
1917年9月，周恩來登船赴日本。10月，進入學校補習日文，準備報考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和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只要能考取任意一所，他就可以得到官費學習的待遇。
但是，備考很不順利，語言關總是過不了。周恩來大約是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學習的壓力。他在日記里焦慮地寫道：“我想我現在已經來了四個多月了，日文日語一點兒長進還沒有，眼見著高師考試快到了，要再不加緊用功，不要說沒有絲毫取的望，就是下場的望恐怕也沒了。”“我一個人，除了念書，還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時候不再給我留了。”
1918年3月4日至6日，周恩來報考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果然因為日文成績不好，未被錄取。之后，他制定了更緊張的復習計劃，每天讀書13.5小時，休息和其他事3.5小時，睡眠7小時。他在日記中拼命提醒自己：“我自從考完了師范后，心里頭非常的著急，以為七月里考第一高等，功課若不預備好了，定然沒有取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從現在起起首用功，斷然沒有把握。”
但是，由于忙著參加留日學生愛國運動，周恩來的復習計劃又沒能完成，7月報考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還是因為日文成績不理想未被錄取。他在日記中懊惱地寫道：“這叫做自暴自棄，還救什么國呢？愛什么家呢？不考官立學校，此羞終不可洗。”
考場上雖不如意，思想上卻大有收獲——在日期間，他拿到了一本朋友送給他的《新青年》，隨后又從好友嚴智開那里見到《新青年》第3卷的全份，他借回去看，其中的新思想強烈地吸引了他，覺得“把我那從前的一切謬見打退了好多”。
隨后幾個星期，周恩來又經歷了一次考試失敗，并回國探親。此時，日本發生了“米騷動”事件，米價高漲，百姓騷亂，日本軍隊開槍鎮壓，打死13人。回到日本后，周恩來對日本社會產生了強烈的失望之情。
恰好此時，周恩來得知南開準備籌辦全日制大學，立即決定回國學習。一同赴日求學的南開同學張鴻誥為他餞行，他將自己當初赴日之際寫下的《大江歌罷掉頭東》一詩，抄贈給張鴻誥：
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
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
此次，周恩來加上了一句附言：“返國圖他興。”
“思想顫動于獄中”
1919年4月中旬，周恩來回到了祖國。
很快，全國各地的熱血青年加入到如火如荼的五四運動中。北京協和女子大學學生謝婉瑩為抵制日貨，“曠課創造些日用品，繡些手絹等出賣”。天津北洋大學學生張泰來改名為“太雷”，寓意震醒癡頑，驚醒世人。西安成德中學學生屈武作為陜西學生代表，與各地學生一道到北京總統府請愿，要求徐世昌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并以死力爭，“以頭碰地，血流如注”，徐世昌被迫同意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21歲的周恩來迅速投身其中。他在7月創辦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開始以筆為戎。與周恩來同在學聯的潘世綸回憶：“辦報紙是個苦差事，編排、撰寫、校對、印刷、出售等雜七雜八的事都由他一個人管。往往從深夜趕到清晨，餓了就吃個燒餅、烤山芋，從沒有下過小館吃飯。”
只有學聯和《天津學生聯合會報》還不夠。由于封建習俗的束縛，學聯里都是男生，女生則加入女界愛國同志會。為了加強斗爭的力量，熱血青年們決定打破男女界限，建立統一的組織。1919年9月16日，覺悟社成立了。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會員各10人。
五四運動期間，覺悟社成員合影。后排右一為周恩來，前排右三為鄧穎超。
鄧穎超和周恩來在這里相識。但在覺悟社時期，還沒有人把他們看成一對。此時的周恩來太過耀眼，長相帥氣，是風云人物，又從日本歸國，成了許多女生熱切談論的對象。“南開創辦人之一嚴修，也有意選周恩來為女婿。”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原副館長李愛華說。而鄧穎超才15歲，在投身學生運動的女生中稱不上最有名。不過，鄧穎超充滿熱情，口才又好，一次大會上她第一個登臺發言，給周恩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20位青年男女用抓鬮來決定代號。周恩來的代號伍豪（5號）就是這么來的，鄧穎超則是逸豪（1號）。”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主任廖心文說。
在覺悟社的舊址，《環球人物》記者看到一張合影，男女成員交錯排開，少男少女的臉上洋溢著對未來的向往與自信。1986年9月，耄耋之年的鄧穎超回到覺悟社舊址，看到合影時，依然能快速而清晰地說出每個人的名字：“這是李景福，這是郭隆真，這是胡維憲，這是周恩來，李震瀛、劉清揚、我、周之廉、鄭季清、薛撼岳……”
覺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自決’”。“革新”即改造社會，“革心”就是要從改造學生自身的思想著手。覺悟社成立僅5天后，便邀請李大釗前來座談，這也是覺悟社的第一個活動。覺悟社會員諶小岑后來回憶道：“他走后，我們都傳誦了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幾篇文章……這是大家第一次從李大釗先生的文章中接觸到布爾什維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周恩來沒有立刻將共產主義確立為自己的終身信仰，他還在如饑似渴地吸收著各種新思想。除李大釗外，覺悟社還請錢玄同、劉半農講白話文和白話詩，請周作人講日本的“新村主義”——當時日本日向市一帶建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實驗基地，參加者有幾十人，實行共同勞作、相互協作、平等分配的制度。
周恩來主編的《覺悟》雜志推行白話文和新式標點，這在今天看來實在稀松平常，在當時卻是破除舊文化的革命行動。正如魯迅后來所說，那時“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皮寢肉’”。
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被推為總指揮，帶領天津學子五六千人赴直隸省公署請愿，抗議北京政府就山東問題與日本直接交涉。周恩來被捕，入獄170天。“所以實際上，覺悟社只存在了3個半月，《覺悟》也只出版了一期。”李愛華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在獄中，周恩來有了更加平靜而深刻的思考。他辦“獄中大學”，聽獄友講世界工業革命史、世界政治革命史等。獄中的日子，他的思想迅速向馬克思主義發展。后來，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說：“思想是顫動于獄中”，一種革命意識的萌芽，“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迫于日益惡化的政治環境，再次出國的意識也萌芽了。獄中，周恩來寫了一首送別友人的詩：
“……出國去，走東海、南海、紅海、地中海；一處處的浪卷濤涌，奔騰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鄉的法蘭西海岸。”
1920年7月17日，周恩來獲釋。在嚴修的資助下，11月的寒風里，他登上了開往法國的輪船，成為第十五屆赴法勤工儉學生的一員。
“恩來全身都是聰明”
“他待人親切，講話精辟，思路敏捷，朝氣蓬勃，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年后，聶榮臻還記得1923年第一次在歐洲見到周恩來的場景，當時聶榮臻是赴比利時的留學生。
周恩來赴歐的一個重要目標是考取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他是1921年1月5日到達倫敦的，但愛丁堡大學的考期在9月，開學在10月。英國的生活費又貴，性急的周恩來不想等了，返回巴黎。
“初到歐洲，周恩來看到更多的不是資本主義的發達和繁榮，而是一戰后的社會動蕩和不安。這使得原本抱定的向西方學習的主意受到嚴重的沖擊，周恩來開始重新思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經過認真比較和思考，在他看來，當時有兩種可供選擇的方案：一種類似俄國十月革命，以暴力革命為手段，迅速奪取全國政權；另一種是效法英國，采取漸進式改革。哪一種更適合中國呢？他在權衡。”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編審唐蕊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英國經濟蕭條，僅蘇格蘭，失業者超過百萬，煤礦工人正舉行聲勢浩大的罷工。周恩來先后寫出關于英國罷工的9篇報道，約3.5萬字。他總結道，“資本家無往而不為利”，而英國政府“與資本家一鼻孔出氣”，“勞資戰爭，舍根本解決外其道無由”。他最終認定，英國漸進式的費邊社會主義是空想，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道。
比周恩來晚一個月到達歐洲的聶榮臻回憶：“法國也好，比利時也好，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很大，馬列主義的小冊子很多，《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ABC》這些著作很容易見到。”法國共產黨、意大利共產黨、葡萄牙共產黨紛紛成立。1921年春天，經張申府、劉清揚夫妻介紹，周恩來加入了巴黎共產主義小組。
“與周恩來同去法國的，有一位女生叫張若名，五四期間是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評議部部長，和周恩來關系很好。到法國后，張若名專心學術，讀到博士。但學術道路不是周恩來的選擇。他選擇的是馬克思主義，是革命，還發下誓言——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他確立了自己的理想，也就明確了愛情的方向，那就是鄧穎超。”李愛華說。
這段跨洋追求也很有周恩來的風格。兩年時間里，100多份書信和明信片從歐洲密集地飛往天津，傾訴道路的選擇、思想的進步。越到后來，一封封信追得越緊，要和鄧穎超確定關系。1923年，鄧穎超終于在回信中同意了確立戀愛關系。周恩來隨即寄來定情之語——在印有兩位被殺害的共產主義者畫像的明信片上，他寫道：“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那樣，一同上斷頭臺。”
1922年5月5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受此消息的鼓舞，6月，旅歐共產主義青年組織成立，定名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趙世炎是書記，周恩來負責宣傳并擔任機關刊物《少年》的編輯和主要撰稿人。“在整個歐洲，也只有一個共產黨的小組，附在團組織里面，一切公開活動，都用團的名義，黨組織從不出面。”聶榮臻回憶道。
當時也在法國的蔡暢說：“恩來和世炎全身都是聰明。”《少年》正是周恩來展示才華、與不同理念斗爭的重要陣地，后來改名為《赤光》。在《赤光》的創刊號上，周恩來寫了一首《赤光的宣言》：
“……夜已闌，天將曉，赤色之光，早在東方閃動了……是呵！要尋求自由，獨立，原只有接近赤光，走向世界革命的大道。起，起，起，我們的朋友！”
1923年2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改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6月，黨的三大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了。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80余人全部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11月，國民黨駐歐支部成立大會在法國里昂召開，周恩來當選為支部執行部總務科主任，后來主持國民黨駐歐支部的工作。
1924年7月，周恩來坐上了歸國的輪船。他已經找到了那束信仰的光。回國去！青年！用無窮的信仰的光，照亮苦難的民族那條前行的路！（隋坤 田亮 劉舒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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