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當宣誓。
24歲的周恩來在旅歐共產主義青年組織成立大會上這樣說。他是熱忱而莊嚴的，提議新團員入團時宣誓。有人不贊成。周恩來懇切解釋：我們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帶有政治約束的，如袁世凱曾宣誓忠于民國，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說他叛誓而討伐他。
5年后，蔣介石背叛革命，背叛統一戰線，1927年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批共產黨員、工人糾察隊成員、革命群眾遭到捕殺，中共中央機關遭到破壞，被迫遷往武漢。周恩來目睹了血的教訓——如此慘痛失敗，根源固然是黨的右傾機會主義，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隱蔽工作沒做好，我們的血肉之軀袒露在叛誓者的陰謀和槍炮下。
周恩來沒有跟中央一起轉移，他留在上海這片血泊里，處理工人糾察隊的善后事宜。半個月后，黨的五大在武漢召開，缺席的周恩來因其出色的軍事工作和組織工人起義的才能，仍被選為中央委員，隨后又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又過了一個月，5月25日，周恩來出任中央軍事部長。那時的中央軍事部不指揮軍隊，只進行組織和聯絡工作。周恩來抵達武漢，主持成立了特務工作處（科），專事情報、保衛工作。
僅僅50天后，汪精衛又在武漢叛誓，但是，“有了軍委特務工作處這樣的工作組織，我們黨就掌握了敵人的主要動向，事先作了必要的準備，所以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公開叛變之前，黨就順利地把部隊撤出來了，避免了損失。這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所處的被動局面是完全不同的。”多年后，周恩來回憶道。
以此為起點，年輕的周恩來開辟了一個全新領域：黨的隱蔽戰線。
奠立正確思路
特務工作處的人員往往擁有國共雙重身份。情報股負責人董醒吾，公開身份是國民政府武漢偵緝大隊隊長，獲得情報較為容易。在南昌起義中，特務工作處配合部隊破壞了粵漢鐵路。幾天后，八七會議又在汪精衛的眼皮底下——漢口成功召開，也得益于特務工作處的保衛工作。1927年9月，特務工作處秘密租船，護送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回上海，之后便暫停活動。
“1927年11月，周恩來擴建特務工作處，中央特科在上海正式誕生，由他直接領導，顧順章任負責人，陳賡協助顧順章負責日常工作。”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編審唐蕊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中央特科的任務明確：保證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安全，收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電臺。下面設有4科，分別負責總務、情報、行動和交通。“行動科又稱紅隊，一項主要任務就是除掉叛徒。比如出賣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軍委秘書，掌握很多內情，必須除掉，帶隊完成清除任務的就是特科負責人兼行動科科長的顧順章。”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話劇團國家一級演員、電視劇《周恩來在上海》主演劉勁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1928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羅亦農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他寫下“殘軀何足惜，大敵正當前”，慷慨就義，年僅26歲，成為第一位犧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新婚4個月的妻子李哲時得知消息，心如刀割。兩天后，周恩來給她帶來羅亦農的絕筆信，上書：“哲時，永別了，靈其有知，將永遠擁抱你，望你學我之所學以慰我。”這番話，與周恩來旅歐時寄給鄧穎超的那句“一同上斷頭臺”何其相似。
不能讓革命同志白白犧牲。周恩來決定讓陳賡帶領紅隊鋤奸。出賣羅亦農的是何家興、賀治華夫婦，紅隊成員裝扮成迎親隊伍來到他們的住宅門前，在鞭炮聲中開槍懲治了叛徒。
“周恩來制定了嚴格的原則與紀律，牢固把握著政治方向。”唐蕊說，周恩來要求，在平時的活動中盡量職業化、社會化，以公開身份做掩護，“利用合法掩護‘非法’，合法與‘非法’巧妙結合”“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絕對分開”，為黨的隱蔽戰線和情報保衛工作奠立了正確的思路。
“抓住周恩來，只差5分鐘”
1928年6月，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這也是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黨代會。30歲的周恩來化裝成古董商人，和鄧穎超出境參會。會上，代表們一致提出要建立無線電臺。這件事，周恩來親自來抓。他調兵遣將，兵分三路：安排正在蘇聯留學的涂作潮、毛齊華等人進入列寧格勒伏龍芝軍事通信聯絡學校學習通信技術；指示交通科科長李強自行研制收發報機；派人想方設法考入國民黨的無線電學校，掌握發報技術。
周恩來從莫斯科回來后，在一個夜晚秘密來到李強的住處，掀起窗簾的一角，隨后又拉上，嚴肅地說：“為了溝通上海黨中央與各根據地的通信聯絡，中央決定建立我黨自己的無線電臺。為此中央特科第四科從現在起專門負責建電臺的工作。你是科長，又是工科大學生，就由你承擔研制發報機的任務。”
“恩來同志，你曉得我是學土木工程的，從來沒和通信打過交道，發報機是什么模樣也不知道呀。”23歲的李強有點為難。
“戰爭時期，哪有現成的專家？不會的都可以學會！你腦子好使，動手能力又強，就干吧。有什么難處找我，我會幫助你的。”周恩來鼓勵道。
1929年春末，李強研制成功第一臺收報機。當年冬天，第一臺收發報機試制成功。
中央特科成立后，時值陳立夫領導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中統”前身）為擴充特務人員，正在開辦無線電培訓班。周恩來派出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投考，一考即中，并且陸續在“中統”內部取得要職。一個特別的黨小組成立了，李克農擔任組長，往來南京和上海之間指導工作，并負責與中央特科聯系；胡底被安排調往天津，順利掌控了北方機關的情報；錢壯飛則當上了總務調查科科長徐恩曾的機要秘書。后來，他們成為深入龍潭虎穴的“龍潭三杰”。
情報工作人員李克農（左圖）、錢壯飛（中圖）、胡底（右圖），被稱為“龍潭三杰”。 “在周恩來的指導下，中央特科形成了兩種最主要的獲取情報的工作方法——‘打進去’和‘拉出來’。‘龍潭三杰’就是‘打進去’的典型代表，使我們黨掌握了國民黨特務情報最高指揮機關的一舉一動。在獲取的大量重要情報中，最有價值的是及時偵獲了掌握黨的核心機密的顧順章叛變的絕密情報。”唐蕊說。
顧順章原是上海一家煙草公司的工頭，曾領導工人罷工，1926年與陳賡一起去蘇聯學習，后擔任中央特科負責人。隨著地位的上升，他的生活逐漸腐化。1931年4月24日，他在武漢被國民黨抓捕，當晚就叛變了。一夜之間，武漢向南京連發6封緊急電報。而徐恩曾正在上海度周末，武漢來電全部落入錢壯飛之手。錢壯飛立刻讓女婿劉杞夫到上海向李克農報告。李克農顧不得安置家屬，立即向周恩來匯報。
這是異常危急的時刻。周恩來獲悉后驚愕不已，很快又鎮定下來。他計算了敵人留給他的時間，最多還有一天一夜。接著，他調來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陳云擔任自己的助手，召開緊急會議。在陳云、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協助下，他采取了一系列干脆利落的措施：銷毀機密文件、轉移并嚴密保衛黨的主要負責人、把一切可以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干部轉移到安全地帶或撤離上海、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系、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
那兩三天，斗爭緊張至極。在顧順章指引下，國民黨特務進行大搜捕，結果一無所獲。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說：“伯伯的化裝技術很高超，有一次他化裝后拍照給陳賡看，結果陳賡都沒看出來。”這一次，周恩來的化裝技術再立奇功。4月28日，陳立夫、徐恩曾派人趕到上海中共中央一個秘密機關，卻撲了個空，只有一個氣質莊重的女子和一個行色匆匆的老頭與他們擦肩而過。顧順章聽到這番描述立即明白：“那女子是周恩來，那老頭是陳賡。”陳立夫哀嘆：“抓住周恩來，只差5分鐘。”
“隱蔽工作既要果決，也要縝密。這正是年輕時的周恩來具備的性格特質。他說過，機密是黨的生命，機要工作一定要機密、準確、迅速，一點都不能粗心大意，一字之差、一分鐘之差、任何一點點失誤，都可能造成人頭落地。”唐蕊感嘆道。
身處險境，周恩來摸索出不少應對辦法。他經常變換住所，一個地方往往只住半個月，每換一個地方改一次名字。外出的時間嚴格控制在清晨5點至7點和晚上7點以后，其余時間如無緊急情況不外出。他對上海的街道布局、交通走向和人流狀況都有仔細研究，外出時盡量不走主要交通要道、不搭乘公共交通，使得對手難覓其蹤。
“豪密”令對手無可奈何
1930年10月，蔣介石糾集1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實施第一次“圍剿”。“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他的‘圍剿計劃’已經擺在了周恩來的辦公桌上。這份重要的情報，就是錢壯飛傳遞出來的。周恩來設法將其通報根據地，為紅軍指揮部制定正確的戰略決策和作戰部署、取得反‘圍剿’勝利作出了特殊貢獻。”唐蕊說。
在第一次反“圍剿”過程中，紅軍全殲了國民黨軍第十八師兩個旅和一個師部，活捉了師長張輝瓚，還意外收獲了一份“禮物”——一部通信電臺和十余名無線電通信技術人員。紅軍戰士從來沒有見過電臺，加上有對敵人的仇恨情緒，把這部電臺的發報部分砸壞了，只有收報機能夠使用，成為當時紅軍的第一部無線電臺。后來一次戰斗中，紅軍又繳獲了一部電臺。靠這“一部半電臺”起家，紅軍建立了自己的無線電通信和無線電偵察力量。
反“圍剿”勝利的消息傳到上海，周恩來十分高興，他讓人轉告錢壯飛：你的位置十分重要，不到萬不得已，絕不能暴露。
國民黨不知道紅軍已經有了自己的電臺，依然使用明碼發報，結果可想而知。“在第二次反‘圍剿’中，紅軍又繳獲了國民黨的一個密碼本，開始破譯國民黨電報。此后，配合中央特科傳遞回來的情報，紅軍幾乎把中央蘇區周圍國民黨軍隊的密碼本全部破譯了。”唐蕊說。
1930年末1931年初，周恩來自編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套密碼體系。由于他曾使用化名“伍豪”，密碼被稱為“豪密”。“豪密”由數字與文字構成，“同字不同碼，同碼不同字”，可以說是那個時代最先進、最安全的密碼體制。
“豪密”由任弼時帶到了中央蘇區。1931年春，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任弼時受命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3月，任弼時率從蘇聯學成歸來的涂作潮在中央蘇區建立了電臺。9月，蘇區中央局開始使用“豪密”與在上海的黨中央聯系。第一次聯系由周恩來親自操刀，他向蘇區中央局詢問任弼時是否到了。在聯絡過程中，周恩來有重要事情不在時，就由鄧穎超譯電；任弼時有緊急事情不在時，就由他的妻子陳琮英負責譯電。陳琮英曾回憶道：“因為周恩來的聰明才智，他編的密碼，好記好用，卻極不容易破譯。很長一段時間，國民黨無可奈何。”
繼顧順章之后，1931年6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常與一名風塵女子來往，也被國民黨逮捕，隨即叛變，還把周恩來住處供出。千鈞一發之際，周恩來用心構建的情報網絡起到了關鍵作用——向忠發被捕后，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一名翻譯到咖啡館和同學、律師陳志皋閑聊，說抓到了一個共產黨頭頭，60歲左右，酒糟鼻子，鑲一口金牙。一旁的陳志皋妻子黃慕蘭也聽到了這話，她正是潘漢年單線聯系的中央特科成員，推測被捕的這個人可能就是向忠發，立即將這個消息轉告潘漢年。周恩來得到消息后，迅速組織轉移，免遭滅頂之災。向忠發失去了利用價值，被捕第二天就被國民黨槍決了。向忠發的姘頭也被捕了，卻沒有透露關于中共組織的秘密。周恩來氣憤地說：“他（向忠發）的節操還不如個妓女。”
2017年2月，黃慕蘭去世，享年110歲。她說：“1931年及時發現并報告向忠發叛變保護了中央首長的安全和營救關向應出獄這兩件事，是我自己和黨的歷史中都非常重要和值得回憶的。”
1931年，上海的白色恐怖愈發嚴重。年底，33歲的周恩來化裝成一名工人，離開了上海，結束了4年的地下斗爭生活，前往中央蘇區，與已經開創了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戰友毛澤東、朱德匯合，開始了與敵人新一輪的較量。
“1927年至1931年這段時間是我們黨，特別是在上海的黨中央最艱難的時候。在這個過程中，周恩來顯示出了優秀的品格和過人的堅毅。”解放軍后勤指揮學院教授、黨史專家邵維正說。
“周恩來在少年時就確立了‘為了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遠大目標，并一直為之努力奮斗，找到了信仰之光。目標的確定和實現必然是有距離的，但是周恩來從未放棄，努力探索。他建軍隊，育特工，極有膽識和魄力地抓住了革命的暴力力量，但革命并未走向成功。中國革命的成功秘訣在哪里？他又走進了革命斗爭的前沿陣地中央蘇區，與毛澤東并肩作戰，從此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這段血與火的青春歲月，有人們不那么熟悉的周恩來的形象和故事，它們和日后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總理形象，在生命和歷史的兩端呼應著，為我們真正詮釋了什么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在采訪的最后，唐蕊深情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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