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在1963年種下的一株泡桐，被人們稱為“焦桐”。如今它與周圍的泡桐林形成蘭考的一處美景。（圖片來源：蘭考扶貧企業聯合會） 每年3、4月間，蘭考縣一排排高大的泡桐樹便開滿紫色的喇叭狀花朵。從空中俯瞰，景觀勝似歐洲的薰衣草莊園。一看到這些泡桐樹，人們就會想起焦裕祿。
從1962年12月6日到蘭考報到起，焦裕祿在蘭考奮斗了475天。靠一輛自行車和一雙腳，他走了全縣149個生產大隊中的120多個，與蘭考的“三害”搏斗，創造了焦裕祿精神。在它的激勵下，今日蘭考已大變樣。
《環球人物》采訪的蘭考各界人士，人人都說到這樣一句話：“如果焦書記能活到今天，他一定很欣慰。”
泡桐林成了“綠色銀行”
“欽禮（時任蘭考縣委副書記張欽禮）同志，現在有句話我不能不向你說了，回去對同志們說，我不行了，你們要領導蘭考人民堅決地斗爭下去。黨相信我們，派我們去領導，我們是有信心的。我們是災區，我死了，不要多花錢。我死后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穆青等，1966年發表于人民日報
蘭考縣位于九曲黃河最后一道彎處，據《蘭考縣志》記載，從1171年到1949年，黃河在蘭考縣內南徙北遷，遍地行河，決口達143次。這給蘭考留下了內澇、風沙、鹽堿“三害”。耄耋老人雷中江至今記得20世紀60年代初沙丘的樣子，他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我們東壩頭鄉張莊村當時處在蘭考最大的風口上，西南部有一千六七百畝沙地，其中3個大沙丘，分別高達9.9米、8.8米、6.6米，長約500米。大風一吹，這些沙丘就會流動。”
在農村調研過程中，焦裕祿總結出“貼膏藥”和“扎針”的辦法。蘭考的土地，表層是沙地，沙地下面是黃河帶來的淤泥。“貼膏藥”是指把地下的淤泥翻上來，壓在沙丘上面，把沙丘封住。“扎針”是指在沙丘上大規模種植耐旱的泡桐樹，把沙丘固定住。這種樹長得快，五六年就能長成大樹，既能擋風又能壓沙，而且年年生根發新苗，可以陸續移栽，無需多投資，成林后旱天能散發水分，澇天能吸收水分。
焦裕祿也許不會想到，他當年號召大家種植的泡桐樹，如今不僅消除了蘭考惡劣的生態環境，還給蘭考乃至全國帶來一個全新的產業。“20世紀80年代，蘭考的泡桐樹成材了，不少木匠開始用這種木材制作家具和生火用的風箱等生活用具，我父親代士永就是其中之一。”河南中州民族樂器有限公司董事長代勝民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一個偶然的機會，上海民族樂器廠的琵琶制作師張連根發現，蘭考縣堌陽鎮徐場村村民代士永制作的風箱，拉出來的聲音竟然清脆悅耳。他們將風箱拆開做成樂器音板，果然，奏出的樂曲悠揚輕柔，于是開始向代士永定購泡桐木板材。“當時一塊板材才賣三四元，可做成樂器能賣到四五百元，我父親感嘆‘守著寶貝不見金’，他決定自己做樂器。”代勝民說。
代士永想把張連根挖過來。可是張連根在上海有穩定的收入，不愿來，也不好拒絕，就半開玩笑地對代士永說：“除了主要材料泡桐之外，還必須找到配用料紅木。只要你搞來20噸紅木，我就跟你一起干！”
代士永沒有視之為玩笑，他三赴上海、六進北京，一個月里去過18趟鄭州，瘦了20斤。最后，他在山東濰坊一家國營家具廠找到了紅木。代勝民說：“焦書記身上有三股勁：對群眾的親勁、抓工作的韌勁、干事業的拼勁。張連根也被我父親的韌勁和拼勁打動了。”
1988年，代士永在農家院里創辦了蘭考縣第一家樂器廠。開工那天，代士永把他挑選好的農村青年帶到張連根面前。然后問大家：“你們說，咱們蘭考是咋出的名？”有的說：“因為咱蘭考出了個焦裕祿。”有的說：“還不是咱蘭考窮得出了名？”代士永說：“你們說的都對！要記住蘭考的光榮——焦裕祿，也要記住咱蘭考的恥辱——貧窮。我叫大家來辦廠就是要洗掉咱蘭考的恥辱……”代士永把鋪蓋卷搬到了廠里。離廠僅有兩公里的家，他半年也沒回去過。
1988年10月，代士永把古箏和琵琶等樂器帶到廣州，參加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它們引起海外客商的極大興趣，香港、新加坡、日本、德國、美國、加拿大的客商都為其精美造型和優美音色贊嘆，紛紛訂貨。
“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從全國7個廠家沒有廠標的7把古箏里，一下子就挑準了一把上乘佳品。后來當我知道那是只開辦了兩年的農民樂器廠的產品時，我簡直不敢相信。堌陽樂器廠的古箏的確是全國一流的，完全可以適應專業團體和國內外市場的需要。”1990年11月，上海音樂學院古箏教研室主任何寶泉來訂購古箏時感慨道。
也是在1990年，文化部委托中國音樂學院舉辦國際比賽，蘭考人送去57臺琵琶、古箏供參賽者借用。比賽剛結束，便被搶購一空。20世紀90年代，輕工業部組織專家來考察，認為蘭考泡桐材質輕柔，不翹不裂不變形，透氣透音性能好，堪稱“會呼吸的木材”，是國內制作古箏、琵琶等樂器音板的最佳材料，輕工業部還把蘭考確定為全國民族樂器音板定點生產基地。
2020年10月，蘭考縣堌陽鎮徐場村村民在調試樂器。 “一些工人從廠里走出去自己干，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走出蘭考學習樂器制作，再回到家鄉抱團發展。外地企業剛開始多是從蘭考采購原材料，后來紛紛來蘭考直接設廠。現在，全縣有200多家樂器企業，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年產值20多億元，全國民族樂器行業約90%的音板取材于蘭考的泡桐。”代勝民說。
目前，蘭考縣農桐間作面積46萬畝，種植泡桐樹200多萬株。正如1990年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在《念奴嬌·追思焦裕祿》中描繪的那樣：“綠我涓滴，會它千頃澄碧。”代勝民說：“泡桐樹對于我們來說就是‘吉祥的樹’，它們的樹齡不長，幾十年生命力就到極限了，就得砍，再種新樹，這也帶活了全縣的樂器制造產業。焦書記當年帶頭種下的泡桐林如今已是蘭考的‘綠色銀行’。”
2009年，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蘭考考察時，把焦裕祿精神概括為“親民愛民、艱苦奮斗、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代勝民說，從父輩到自己這一輩，無不對焦裕祿心存感激，對焦裕祿精神沒齒難忘。代勝民2005年接下了父親手中的接力棒，把工廠搬到了縣城，如今每年營業額達四五千萬元人民幣，技術工人主要來自農村。在徐場村，幾乎家家戶戶有樂器招牌，客廳就是展廳。代勝民沒有因競爭關系排斥家鄉的對手，反倒隔三差五就開著車去徐場村等地進行技術輔導，也幫助他們打開銷路。“他們好多規模小，質量上有所欠缺。大家形成合力，才能讓蘭考品牌做得響亮。大家共同進步，才能走向共同富裕。”
“黨組織領著干、干部搶著干、群眾跟著干”
蘭考車站上，北風怒號，大雪紛飛。車站的屋檐下，掛著尺把長的冰柱。國家運送蘭考災民前往豐收地區的專車，正從這里飛馳而過……
焦裕祿指著他們，沉重地說：“同志們，你們看，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是災荒逼迫他們背井離鄉的，不能責怪他們，我們有責任。黨把這個縣三十六萬群眾交給我們，我們不能領導他們戰勝災荒，應該感到羞恥和痛心……”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穆青等，1966年發表于人民日報
雷中江就是當時討飯大軍中的一員。“1962年，冬春季節的風沙打死小麥20多萬畝，秋季內澇淹壞了30多萬畝莊稼，鹽堿地上有10萬畝禾苗堿死，蘭考的糧食產量達到歷史最低水平，平均畝產才43斤。1963年3月，我拿了一些土布來到火車站，準備去外省換吃的。”
當時焦裕祿的話雷中江記憶猶新，他一字一頓地模仿焦裕祿說：“我們沒有把工作干好，讓你們受苦了。你們去吧，路上注意安全。”這讓雷中江心里感到熱乎乎的，因為縣里的“勸阻辦”通常是要來阻止他們去外鄉的，而焦裕祿將“勸阻辦”改為除三害辦公室。后來，雷中江換回了十來斤高粱、十來斤薯條和一些蘿卜干，一共三十來斤。可這哪夠一家人吃的？“焦書記非常聰明。他從外面調來一些食品，并沒有直接發給大家，而是以工代賑，大家干點活，就發一點。”雷中江回憶道。
焦裕祿下鄉考察看到有人生病急需用錢，總是慷慨解囊。“我爺爺是餓死的，奶奶靠要飯生活。我爸爸腿有病，當時焦書記資助了一些錢。”葡萄架鄉杜寨村黨支部書記、43歲的李永建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在杜寨村，很多老人都見過焦裕祿，李永建從小就聽村里長輩講焦書記的故事。“我記得小學三年級時，看到一本書里講焦書記治理‘三害’的故事，很感動。”
貧困，很長一段時間困擾著蘭考百姓。2002年，蘭考縣被確定為國家級貧困縣。2011年3月，之前在外打過工、做過糧油買賣的李永建當選為村支書，下決心帶領全村擺脫貧困。“我們村處在黃河故道上，村里沒有企業，只能發展養殖業、種植業，但經我們嘗試，效益都不是很好。”
2016年1月，河南省農科院專家以新疆哈密瓜為種源，成功培育出了新品種蜜瓜——玉蘭香。經過走訪調研和土壤檢測，專家認定：葡萄架鄉杜寨村的弱堿性沙土，特別適合蜜瓜生產。李永建決心試種。他聯合村干部和駐村工作隊一共7人，每人出資1500元，種了兩棚蜜瓜，于當年6月初試驗成功。成熟的蜜瓜水分大、口感甜，產量也高。當時蘭考還沒有別的地方種蜜瓜，因此不愁銷路，賣完瓜一算賬，每棚收入達6200元。相比小麥、玉米，種蜜瓜收入翻了十倍。
村里人比較保守，他們經不起失敗，也難以相信鹽堿地里能一直長好蜜瓜，沒人敢跟著種。李永建為了讓更多人看到效益，趕在7月16日又發動村里黨員、干部帶頭種了45棚。這時，蘭考縣到了雨季。8月的一天，大雨傾盆，一些棚被水淹了。李永建趕緊帶領大家一起挖排水溝。“用了一個晚上就挖好了。大家干勁都很足，因為焦書記的事跡大家都很清楚，他常常在夜里帶領老百姓治理澇災。幾十年過去，只要遇到困難招呼一聲，大家依舊能馬上團結起來，根本不怕吃苦。”李永建說。
9月中旬，這45棚又成功了。“我拉著貧困戶到田間地頭，跟他們開會，讓他們親自品嘗，他們覺得確實甜，有賣相，這才認可了。”當年10月，李永建向村里的信用合作社貸款100萬元，又聯系一些在外青年返鄉創業，繼續擴大種植規模至117棚。
2016年10月，蘭考縣委領導帶著李永建去了趟北京新發地果蔬批發市場。為幫扶貧困縣，新發地免費批了兩間門面房，對蘭考農產品進行展銷。李永建成功對接了幾個大客戶。2017年，蘭考縣有了第一個國家農產品地理標志產品——“蘭考蜜瓜”。“全縣110多個貧困村都來我們村參觀學習。如今，蘭考全縣種植蜜瓜3萬畝，遍布10個鄉鎮100多個村。有了國家農產品地理標志，我們蘭考的蜜瓜成了搶手貨。”李永建驕傲地說。也是在2017年，經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審定，并經河南省政府批準，蘭考縣正式退出貧困縣。如今，蘭考蜜瓜遠銷北京、深圳、蘇州、嘉興、杭州和廣州等地，還出口到新加坡。
2019年，蘭考縣葡萄架鄉杜寨村村民種植的蜜瓜大豐收。 “農民的要求不高，只要實惠，就愿意跟著干。現在全縣上下形成了一股黨組織領著干、干部搶著干、群眾跟著干的風氣。有了這股精氣神，沒有什么困難是戰勝不了的。”李永建說。
除了杜寨村，東壩頭鎮張莊村通過發展黃河特色旅游、三義寨鄉白云山村通過種植大棚蔬菜、儀封鎮代莊村通過發展綠化苗圃和大棚葡萄等、南漳鎮周莊村通過發展板材加工，紛紛脫貧，走上鄉村振興路。
這些巨變的背后，回響的正是焦裕祿精神。1963年春節，蘭考縣委辦公室干事張士義跟著焦裕祿一起到南彰公社布置工作。焦裕祿看著路上的沙丘說：“這些廢堤和沙丘，普遍營造上樹林，三五年之后，這里就變成綠洲，那時，樹不是就成了搖錢樹了嗎！這廢堤和沙丘旁邊的土地，也可以變成肥沃的良田！”回到縣里后，有一天，焦裕祿在辦公室里說：“蘭考好極了，真是個好地方。從這里物產來說，有小麥、高粱、大豆、花生，有大棗和蘋果，有百合和山藥，有出名的蘭考豆腐乳，特別是還有36萬勤勞的人民。蘭考潛力無窮，前途光明。不改變蘭考面貌，我就不走！”
這些話對張士義影響很大。“在蘭考工作這些年來，老實說，我是感到災區工作難做，雖然口頭上沒有提出什么要求，但是內心是很希望組織把我調到外縣去工作的。自從我跟隨焦裕祿同志工作一段時期后，他那種在困難中看到光明的精神鼓舞著我，也使我充滿了信心和力量。現在，我愿意在蘭考干上一輩子了。”張士義1966年回憶道。
幾十年過去，焦裕祿的一言一行仍然激勵著蘭考人民。有人說：“現在在蘭考干工作，一個個像嗷嗷叫的小老虎。”
“蘭考縣的改變就是國家強盛的縮影”
這天，外面的大風雪刮了一夜。焦裕祿的房子里，電燈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戶紙剛剛透亮，他就挨門把全院的同志們叫起來開會。焦裕祿說：“同志們，你們看，這場雪越下越大，這會給群眾帶來很多困難，在這大雪擁門的時候，我們不能坐在辦公室里烤火，應該到群眾中間去。”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穆青等，1966年發表于人民日報
在20世紀60年代，蘭考可不是家家戶戶都能用上電燈。據時任蘭考縣生產救災辦公室主任吳思敬回憶，那時經常停電，辦公室都備有煤油燈。1963年8月23日，焦裕祿在趙垛樓大隊開群眾大會。晚上，他有感于趙垛樓人民在困難面前自力更生的干勁，點著小煤油燈，熬了一夜寫出一份調查報告。
到了80年代，代士永在創辦樂器廠時，村里還沒有電，晚上趕制樂器需要點蠟燭。蠟燭亮度不夠，后來又點煤油燈。“頭天來上班，第二天鼻孔都是黑的。后來我們的工廠搬到鎮上，才用上了電。但經常停電，廠里要備發電機。”代勝民說。
“以前天黑后在黃河大堤上走，有時走著走著，人就沒了，掉河里被沖走了。”國家電投河南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王捍忠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今年到河南工作后，他在第一時間來到蘭考。“焦書記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他去世時為什么十萬人給他送葬？還不是因為他心里裝著老百姓？！我們也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
王捍忠決心“點亮黃河”。“黃河邊上相對偏遠，交通不便，人也少，按照市場規則，不會有人把電線架到那里去，但我們央企義不容辭。傳統方式通電成本太高，我們發揮技術優勢，在大堤上裝上了帶儲能的太陽能路燈，可儲存7天的電能。燈桿上裝有可實時監測黃河水情的設備，綠色智慧化讓老百姓出行更加安全。”
2022年7月，國家電投工作人員在蘭考縣黃河岸邊安裝太陽能路燈。 以前，蘭考縣的用能以外來的電力和油、氣供應為主，本地有少量的太陽能、光伏發電、秸稈發電。2016年清潔能源消費占比只有約7%，外來電力占比高達63%，油氣消費占比22%，薪柴消費占比3%。2018年，國家能源局將蘭考縣定為全國首個農村能源革命試點建設示范縣。如今，蘭考遍布湛藍的光伏板。
黃河大堤北邊的谷營鎮光伏電場占地約500畝。“這些光伏板在夏季用電高峰期發的電，幾乎能供應全縣居民用電量的一半！”蘭考縣供電公司宣傳部主任戶邊疆說。雨水會沿傾斜板面落到光伏板下沿地面，使得下沿地面數十厘米寬的范圍內土壤含水量明顯提高，農作物密度大、植株高。“我們要在新疆發展‘光伏牧場’，即光伏治沙，在光伏電場里種草，牧民可以放牧，前景很好。我們將來也打算在蘭考發展這樣的模式。”王捍忠說。
蘭考還有風能優勢。當年的第一大風口東壩頭，如今是一臺臺風機在田地里呼呼地轉動。尤其在春季，這里的風力、風速都很可觀。葉片轉一圈就能發3—5度電，電能可直接就近100%消納。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2021年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56.0%。而在蘭考，2021年可再生能源占縣域全社會用電量的83.98%，遠超全國平均水平。
“我們在大力推進‘全國農村清潔能源創新中心’建設，開發了58個清潔能源應用場景，還將實施黃河灣鄉村振興示范工程、音樂小鎮綜合智慧能源和綠能零碳交通等項目，并在焦裕祿干部學院設計了一門課，全國的縣委書記來學習時，可以實地感受清潔能源的開發利用，再在各地推廣，這樣有利于優化全國能源結構。以前沒有電的時候，村民晚上不出門。現在，人們交流多了，活動多了，農村更加團結，社會更加和諧。焦書記的兒子、開封市政協原主席焦躍進告訴我：‘你們現在干的這些事，跟我父親干的是同樣的事業。’”王捍忠說。
據《蘭考縣志》記載，1989年，“三害”得到全面根治。同年9月，中央組織部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錢學森、史來賀列為新中國成立40年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如今，蘭考人民將“三害”加以利用，蘭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蘭考縣的改變就是國家強盛的縮影。”王捍忠說。
經歷蘭考幾十年風雨巨變的雷中江老人告訴《環球人物》記者，現在蘭考家家用上了自來水、天然氣，水泥路面通到各村，每個村子的路燈天一黑就亮起來了，這與焦書記是分不開的。他最近寫了一首打油詩，念給記者聽：“‘蘭考大地綠油油，家家住上兩層樓。蘭考人民奔小康，焦公英靈喜洋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今日蘭考勝蘇杭。’這是蘭考面貌的真實寫照，也是我們蘭考人民的心聲。”（記者 田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