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親人去世，我們可能會念叨他10年、20年。但父親離開58年了，我對他的懷念卻越來越濃。”轉眼間，焦裕祿的二女兒焦守云也已年近七旬，當她坐在《環球人物》記者對面，談起讓她魂牽夢繞的父親時，依然會熱淚盈眶。
那是1964年春節，焦裕祿帶著全家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山東老家。當時，年幼的焦守云隨奶奶留在這里生活。久別重逢，父親最想念的就是她，端著一碗煮好的豬肝不斷對她笑道：“快來，叫爸爸，就給你吃！”焦守云很想吃，卻羞怯地往后躲，那聲“爸爸”始終叫不出口。
春節后，焦守云告別了奶奶，跟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回蘭考。幾個月后，父親就永遠離開了。最后一個春節里沒叫出口的“爸爸”，成了她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做人講感情，做事講擔當”
提起父親，焦守云還有很多遺憾。父親逝世后，全家人突然發現，他生前工作太忙了，竟沒有拍過一張全家福。父親離開兩年后，一家7口人在家門前拍了一張。“你看我母親，當時也不過34歲，但在父親離開后，她迅速變老了，臉上沒有一絲笑容。”
后來，焦守云成了焦裕祿精神的“宣傳員”，一遍遍地講述著父親的故事。這么多年來，不論是寫書、拍戲，還是做報告，她都是為了重溫父親，與父親用另一種方式“團圓”。前幾年，有人幫他們把那張不圓滿的全家福翻新了，并將父親的生前影像合成上去，焦家這才有了第一張“全家福”。但此時，連照片上的母親都已遠去了。
1966年2月，焦裕祿去世后，妻子徐俊雅和6個子女在家門前合影。后來，焦裕祿生前影像被合成上去。 今年7月，在焦裕祿誕辰百年前夕，焦守云與兒子余音沿著焦裕祿生前工作和生活的足跡，重走了一遍。“一路上，我們見到了曾與姥爺共事的人，聽到最多的一句評價是：焦裕祿這個人，太聰明、太仁義！”余音是中國歌劇舞劇院歌劇團的演員，在歌劇《盼你歸來》和音樂劇《焦裕祿》中兩次飾演外祖父。“從小，我聽別人說姥爺，耳濡目染。后來，我通過創作和各種活動展覽，不斷看見姥爺。再后來，我就要融入到姥爺的角色里。”余音對《環球人物》記者說，在追憶焦裕祿百年的一路上，他在努力走進焦裕祿的內心。
對焦守云來說，講述父親，也是為了重新認識父親。“做人講感情，做事講擔當。”這是焦守云對父親的認識。焦守云細數著父親一生的經歷——解放后，焦裕祿先是在尉氏縣，后來又到陳留地委、鄭州地委任職。1953年6月，他被調到洛陽礦山機器廠，后來又去哈爾濱工業大學、大連起重機器廠機械加工車間進修。1956年他回到洛陽，1962年又調回尉氏縣任書記處書記。1962年底，焦裕祿被調到了蘭考縣。
蘭考人民在治理流沙。 那時，焦守云還小，不知道父親調到蘭考意味著什么。長大后，焦守云去見曾任開封地委書記、將焦裕祿調到蘭考的張申。他用手撫摸著焦守云的臉，親切地喊她“寶寶”，同時充滿歉意地說：“我這一生做了一件好事，給黨培養了一個好干部；也做了一件壞事，不知道你爸爸有病，把他派到了最艱苦的地方，要不然他也可能活到現在。”焦裕祿在尉氏縣工作時，就是張申的老部下。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調動：“感謝黨把我派到最困難的地方，越是困難越是鍛煉人。請組織放心，不改變蘭考面貌我絕不離開那里。”
“當年蘭考縣36萬人，有19萬人都在逃荒要飯。”余音說。有些干部認為，要飯有損當地形象，于是成立勸阻辦公室，阻止災民外流。但是焦裕祿不一樣，“他一手拉著我的手，一手扶著我的肩膀，說我們沒把工作干好，讓你們受苦了。你們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多年后，一名討飯的老人流著淚向焦守云回憶起自己遇到焦裕祿的這一幕。
初到蘭考，焦裕祿有一個底線：不管用什么方法，先讓老百姓活下去。“在我的歌劇里，有一句臺詞‘房前屋后種瓜種豆’。”余音說，有人聽到這句歌詞，非常欽佩，“在那個年代，所有的土地都屬于公社，‘房前屋后種瓜種豆’屬于開荒，是要引起爭議的。姥爺這么做，就是為了老百姓能夠吃飽飯。”焦守云也記得，為了讓人民填飽肚子，父親與7名同事嘗試過田箐籽的食用功能。為了保護身體不好的焦裕祿，其他7人將田箐面做的饅頭搶著吃了，結果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食物中毒。當晚，焦裕祿就向地委做了電話報告，主動承擔責任，其他7人堅決不同意，最終與焦書記一同承擔責任。
20世紀60年代，焦裕祿在蘭考田間勞動。 開封地委也在想辦法。地委曾準備將蘭考縣拆分給周邊四個縣，但焦裕祿立即表態：“我們寧愿累死，脫三層皮，也不愿將困難轉給兄弟縣。”焦裕祿相信，蘭考人民有志氣，一定能戰勝內澇、風沙、鹽堿這“三害”。他對因“三害”受災的百姓飽含深情地說：“我是您的兒子，毛主席叫我來看望您老人家。”
“父親有個特點：看不得別人比他過得差。”電影《我的父親焦裕祿》是根據焦守云口述改編的，作為監制，她全程參與影片創作。片中，焦裕祿臨終前對孩子們說了這樣一句話：“你們眼睛里要看得見受苦人的眼淚。”
焦裕祿有個習慣，每到中午時分，要張望周圍家家戶戶的煙囪，哪一家沒冒煙，就是沒人或者吃不起飯了。每到翻淤壓沙的現場，焦裕祿總是沖在干活的最前線，到了飯點一起吃“派飯”。所謂“派飯”就是老百姓從四面八方討來的，曬干后再放到一起煮。為了照顧身體不好的焦裕祿，有人偷偷給他“開小灶”。他又養成了一個習慣，吃飯前繞著大家走一圈，看到碗里的飯一樣，他才下筷子。他還告誡每位同事，雨雪天氣不要在老百姓家吃飯，也不要喝水，因為老百姓這時連自己都顧不過來，留人吃飯是負擔。
焦守云說，父親逝世后，有人過來奔喪，母親發現他們穿的竟然是焦裕祿的棉襖。原來，他當年看到衣著單薄的窮苦人，就將身上棉衣脫下來給人家，一件件棉襖就這樣送出去了。唯獨一次“順回來”棉襖，是1964年春節回老家前，焦裕祿找縣委副書記程世平借路費，程世平看他大冷天只穿件空心襖，連秋衣都不套，就硬拉他到街上買處理的便宜料子，做了一件棉襖。
焦裕祿看見了受苦人的眼淚，卻看不到他自己的。在生命的最后階段，許多細節都記錄著他的疼痛與掙扎。最廣為人知的是那把爛了的藤椅——他用一把刷子抵住肝部，時間長了，藤椅就被戳出了一個大洞。焦守云則記得更多細節，父親棉襖的第二粒和第三粒扣子是不扣的，就是要隨時把手伸進去按壓肝部止疼；父親經常騎著自行車下鄉，肝疼到發抖，就用車座抵住，趴著繼續騎。油盡燈枯時，他依然奔波在路上……
一對沒繡完的鴛鴦枕頭
“你看，這幾位‘焦裕祿’，哪位最有我父親的感覺？”焦守云掏出手機，滑動著4張照片，第一張是父親生前照片，后面3張是不同時期影視作品里焦裕祿扮演者的劇照。“他們各有各的好處，但我還是覺得，父親身上的精氣神，是永遠也演不出來的。”
讓觀眾印象最深的是李雪健主演的1990年版電影《焦裕祿》。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卻對一個細節表達了意見。余音回憶：“姥姥曾說：‘我不可能讓老焦穿得那么破的。衣服補丁可能會有，但絕對會收拾得利利索索。’為了讓姥爺安心工作，姥姥每天把他的衣服一層層套好，并且在炕上焐熱乎，保證第二天姥爺起床能穿上暖和的衣服，套上就走。”
焦守云說，父親去世后，母親很少提到兩人的往事，偶爾提起的片段她就牢牢記住，用這些勾勒出父母的愛情輪廓——
焦裕祿和徐俊雅相識在1950年。那年6月，尉氏縣的徐俊雅到河南省團校參加培訓，在那一批學員中，焦裕祿是負責人。當時焦裕祿人長得帥氣，性格開朗，又多才多藝，喜歡拉二胡，還排演過廣受歡迎的歌劇《血淚仇》。徐俊雅一下就喜歡上了他，卻遭到自己母親的反對，“做母親的，一是怕她嫁得遠，二是看到我父親比她大9歲。但是我奶奶特別喜歡我母親，一眼就看上了她的大辮子。奶奶的青睞，也成了母親一生的驕傲”。
徐俊雅如愿嫁給焦裕祿。多年后，徐俊雅仍然記得婚禮上的場景，焦裕祿拉著二胡，她高興地表演著《小二黑結婚》里面的小芹唱段。不過，由于婚期倉促，徐俊雅留下了一生無法釋懷的遺憾。她要繡一對鴛鴦枕頭，結果只繡好一只，另一只來不及了。大家勸她別放在心上，總不能因為一只枕頭就推遲婚期吧？在后來痛失丈夫的40多年里，“母親總會懊悔，說那是她一輩子最后悔的一件事，仿佛我父親的早逝與這件事有關”。
焦守云參與創作的電影《我的父親焦裕祿》，還原了焦裕祿辦公室中那把爛了的藤椅、放洗臉盆的竹架子，以及回到家鄉時拎的行李。（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無論焦裕祿走到哪里，徐俊雅幾乎都陪伴著他。1955年3月，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安排下，焦裕祿到大連起重機器廠學習，徐俊雅也得到一同前去實習的機會。在大連的日子里，徐俊雅年輕漂亮，氣質出眾，燙了頭發，還穿著時髦的布拉吉。她給焦裕祿買了一套黑呢子干部裝。每天晚上，只要是沒有工作，兩人就并肩在廠里散步。焦裕祿經常寫文章，被廠報和廣播站采用后，會有稿費。到了周末，焦裕祿就用這些稿費招呼年輕人聚餐。“現在想起來，那段時間真是我父母最美好的青春歲月。母親晚年經常對我們講：你爸爸一生沒享過福，最好的日子是在大連度過的。”
1956年冬，在離開大連前夕，焦裕祿和徐俊雅合影留念。 焦裕祿本有機會留在大連。“大連起重機器廠要用兩個工程師換我父親，但父親還是選擇回到洛陽搞建設。”焦守云說，父親從來沒有忘記初心，回到洛陽礦山機器廠后，為了完成蘇聯專家撤走后獨立試制新中國第一臺2.5米雙筒提升機的任務，焦裕祿和工友們幾十天都沒回家，刻苦攻關，終告成功。徐俊雅記得，那天焦裕祿喝完慶功酒回家，一直不停地笑。徐俊雅擔心他“笑傻了”，就用枕頭捂住他，不管用，又用被子蒙，但焦裕祿在被子里面還是止不住哈哈大笑。多年后，焦守云回首這段往事，覺得那可能是父親最開心的一天了。
往事有多美，此刻就有多痛
徐俊雅不僅與焦裕祿分享人生喜悅，也幫他分擔憂愁。到蘭考后，焦裕祿一心撲在工作上，經常住在辦公室。為了不讓他孤單，徐俊雅每天晚上都會帶著一個孩子去陪他。焦守云至今還記得那段時光，她年幼頑皮，睡覺前偷懶不想洗腳，就調侃皮膚黝黑的父親：“我的腳比你的臉還干凈呢！”其實，父親此時的黝黑，跟越來越嚴重的肝病有很大關系。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病逝于鄭州。焦守云記得，那天兄弟姐妹6人里，只有大哥大姐陪伴在父親跟前。安頓完后事，母親帶著大哥大姐回家。焦守云高興地跑上前，卻看到母親一下車就放聲痛哭，從外院一直哭到里院。大姐把焦守云頭上的紅頭繩拽下來，換上一個白布條，母親把焦守云摟過來說：“你爸沒了，你可要好好學習??！”
那一刻，“家里的天塌下來了，我不再是個孩子了，瞬間就長大了”。焦守云說，父親在洛陽時，月工資有170塊錢，母親只有40塊錢。焦裕祿臨終前，特意叮囑徐俊雅：“這么多孩子，還有兩個70多歲的老母親，千斤重擔，全壓在你一個人身上了。你辛苦一點，要教育好孩子，多叫他們參加勞動……生活上要艱苦一些，不要隨便伸手向組織上提要求。”徐俊雅做到了，她帶著6個孩子艱難度日。最窘迫的時候，焦守云和哥哥姐姐都去鏟煤、撿煤核，努力幫母親減輕生活負擔。
1966年，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發表后，全國各地的群眾都來蘭考學習。母親開始被眾人簇擁著，幾乎每天都做一場報告，做一場哭一場。每次報告做完，她的衣服上都會被群眾掛滿毛主席像章。
“可能一般人會認為，我們擁有這樣一位父親，會感到自豪。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失去了父親，沒什么可自豪的。那種遺憾，是永遠彌補不了的。”焦守云說，特別是母親，一直沒有從焦裕祿病逝的悲痛中走出來。“這么多年來，我們家一直是不圓滿的。母親最怕聽到別的孩子叫‘爸爸’，這是能把她喊哭的。”每一次搬家，焦守云看見母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父親的遺像擦干凈，抱到屋子里。
“媽媽常年哭，眼睛都哭壞了。最后那幾年，不哭都流眼淚。”焦守云說，總會有記者問父母的愛情故事，但母親從不回答。“后來我也懂了，母親是害怕提起那些往事。”甚至，母親很怕聽到別人談論父親。有次徐俊雅端著一碗水，聽到別人突然談起焦裕祿，手就不停顫抖，碗都沒端住，摔到地上。“我也總勸母親要高興一點，但她說：高興不起來，有啥高興事兒?。?rdquo;
1980年，徐俊雅住進了離焦裕祿紀念園只有一路之隔的小院里，從此，她每天一早一晚都要到紀念園走走路、說說話。童年時，余音也常常住在那里。“讓人印象最深的是清明節，每次我們去掃墓時，全國各地的人們早已經給姥爺掃完墓了，并且擺滿了鮮花。”有的蘭考老百姓生活中受了委屈，也會跑到焦裕祿墓前哭訴。
最讓徐俊雅難過的，是每年春節。除夕夜，徐俊雅總是一個人包餃子，一包就是一整夜，并且不讓其他人插手。大年初一，家家戶戶響起了辭舊迎新的鞭炮聲，她卻躲到房間里，用被子捂住自己，任憑兒女怎么喊，一天都不出來。后來，焦守云明白了，這是“每逢佳節倍思親”，往事有多美，此刻就有多痛。
“母親去世的前一年，突然對我說：以后不哭了，我都比你爸多活40年了。”臥病在床后，她又很認真地問：“守云，你覺得我這輩子值不值？”焦守云故作輕松，說：“咋不值？您為我父親犧牲太多了，是千人敬、萬人敬的。”聽她這么一說，母親陷入了沉默，很長時間都不說話。“我想，那一定是她時常問自己的問題，可能已經問了40年，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才終于說了出來。”
1964年，病重的焦裕祿選擇回到老家，與母親團圓過了最后一個春節。41年后的2005年春節，徐俊雅也穿上了女兒和兒媳精心縫制的棉襖，打開房門，終于和兒孫們共度了一個新年，老淚縱橫地給每個孩子發壓歲錢。半年后，她就逝世了。夫妻兩人用相似的方式過完了各自生命中最后一個春節。
“焦裕祿的閨女來看您了”
圓滿，在焦守云腦海中只有一次：1964年的除夕夜。
2022年8月4日，焦守云在鄭州接受本刊記者專訪。 從兩歲開始，焦守云就被父母送回了山東農村老家生活，探親和相聚的時間不多。所以1964年的除夕夜，在焦守云的腦海中至今都是非常清晰、具體的。“父母都在，我們6個兄弟姐妹也都在，大家圍在一起吃年夜飯，感覺特別新鮮。奶奶在灶臺前忙活著，一會迎財神，一會敬灶王爺，擺滿了貢品。精心雕刻的白蘿卜里，放進豆油，做成造型獨特的長明燈。不過，兩個弟弟很淘氣，爬上灶臺偷吃貢品，奶奶不停地趕他們。院子外面，用石頭和石凳搭起臺子，也擺上了貢品。經過一夜，貢品都被凍住了，兩個弟弟看咬不動，隨手就扔掉了，奶奶也是追著他們趕。”
那是焦家孩子充滿年味兒和歡聲笑語的一個春節。“但對于大人，那個年他們過得并不好。”父親當時已經被病痛折磨得很瘦了，奶奶一眼就看出來了，什么都明白了。焦守云說，當時父親或許已經感受到時日無多，帶著所有的孩子來到山上的祖墳前，“雪下得特別厚，厚到能把一個小孩子埋進去”。父親帶著他們跪下，告訴他們不要忘了本。
多年后，在焦守云的參與下，電影《我的父親焦裕祿》對這段往事做了呈現。焦守云記得，她小時候看到村里的墻上貼著各種年畫，其中“岳母刺字”那張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后來她又聽母親說，父親最喜歡聽家鄉的五音戲。于是在電影里，奶奶和父親一起在村里看了五音戲《岳母刺字》，在精忠報國的教誨中，看戲的兒子牽起了娘的手，母子兩人深情地、依依不舍地相望。這些情節，是焦守云的幻想，她多么希望那個春節永不結束，所有人就這樣其樂融融地歡聚在一起。
2022年7月29日，余音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雖然父親早逝，但焦裕祿精神永遠地留在兒女們身上。對大女兒焦守鳳來說，難忘的是父親拒絕各方面照顧，將她安排到食品加工廠條件最艱苦的醬菜組工作，還帶她上街，教她如何走街串巷賣醬菜。對大兒子焦國慶來說，難忘的是父親對他“看白戲”發了火，第二天讓他把票錢補上。
在父親離開后的半個多世紀里，焦家兒女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繼續發揚焦裕祿精神。焦守云說：“母親經常告訴我們，你們在外面做得不好，沒人會說是徐俊雅的孩子，都會說是焦裕祿的孩子，所以一定要嚴于律己。”三女兒焦守軍在部隊工作，先后兩次上前線，肩負繁重的通信保障任務。在坑道通信樞紐部，她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不離崗，經手發出十幾萬組電報。小兒子焦保鋼是公安戰線上的一名刑警。他說：“父親的形象是靠自己干出來的，要像父親那樣，靠自己實干，不能借他的光去圖名圖利”，他破獲了很多大案要案，最終因積勞成疾在2013年突發腦溢血去世。
2013年，焦保鋼的女兒焦力繼承了祖輩、父輩的精神和志向，在大學畢業后投筆從戎。剛入伍時，3公里跑是最難過的關，由于膝蓋有傷，第一次她用20分鐘才跑完。從此她每天跑兩個3公里，有時沖得太猛，到了終點會大吐一場。功夫不負有心人，新兵訓練結束時，她被團里評為“十佳新兵”，也是唯一獲此殊榮的女兵。她深情地回憶，在那些難熬的日子里，她的腦海中浮現的就是當年在蘭考與“三害”以命相搏的祖父。焦力在2016年成為一名正式黨員，轉正當天她在日記里寫下了對祖父說的話：“未來日子里將沿著您的路繼續走下去。請放心，您的精神流淌在我血脈里……”
焦裕祿臨終前交代的“不要隨便伸手向組織上提要求”，焦家后人也做到了。國企改革時，焦守鳳的兩個兒子相繼下崗，她沒有請組織照顧。焦守軍當年新兵下連，主動放棄了留機關工作的機會，要求前往大山坳的某通信站。1976年領導想要提拔她，但她記著父母“不提要求、不要照顧”的叮囑，拒絕了這次機會。焦力在當兵的第三年參加了大學生士兵提干考試，雖拼盡全力，還是以6分之差與軍校失之交臂。姑姑焦守軍開導她：“焦力，總有一段路，你是會一邊失落一邊走完的。但我們都得在一次又一次的落寞中奔赴前方。你一定要面對困難不害怕、面對陌生不膽怯、面對失敗不氣餒！”經過努力，第二年，焦力以某集團軍女大學生提干考試第一名的好成績，實現了夢想。
余音也說，一開始扮演外祖父的演員并不是自己。雖然他參與了音樂劇的全部采風和創作工作，“但是當時我心里有桿秤，我演不了。男主角要在臺上唱兩個小時，沒有多年的積累是不行的”。后來扮演外祖父，還是臨危受命。首演中，由國家話劇院的涂松巖扮演焦裕祿，首演結束后，團里決定音樂劇要到各地巡演，此時主演就空出來了，“領導說只有兩個月的準備時間，就數你余音對焦裕祿最熟悉，只能逼你一把了”。
余音（中）在音樂劇《焦裕祿》中飾演外祖父焦裕祿。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焦家人早已形成共識，“焦裕祿”三個字不能給他們帶來特權，帶來的全是約束與責任。雖然兄弟姐妹已經無法與父親團圓了，但父親的影響一直都在。無論他們在哪個崗位上、在人生哪個階段中，人們都會用焦裕祿的標準來審視和衡量他們。
在后來的生命歷程中，焦守云理解了團圓的更多含義。有一年，焦裕祿干部學院帶隊看望一位風燭殘年的老大娘。大娘的視力已經不行了，意識也有些模糊，任憑大家怎么說話，都沒有一點回應。直到有人趴到她耳邊說：“焦裕祿的閨女來看您了！”大娘的眼睛突然亮起來：“焦裕祿的閨女？是哪個？讓我摸摸。”焦守云俯下身，臉頰貼近大娘雙手，聽到大娘喃喃自語：“妮啊，你爸爸真是好人?。?rdquo;剎那間，焦守云的眼淚奪眶而出，那淚水是滾燙的，是幸福的。因為，那也是父親通過父老鄉親，至今都還在傳遞給她的溫暖啊?。ㄓ浾?楊學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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