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埃爾斯伯格出席關于“五角大樓機密文件”的新聞發布會。
丹尼爾·埃爾斯伯格
1931年出生于美國芝加哥，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蘭德公司軍事分析員，1964年起受聘于五角大樓，后參與撰寫關于越南戰爭真相的研究報告，因1971年公開“五角大樓機密文件”而被全球矚目。
上世紀60年代，美國深陷越戰泥潭不能自拔，耗資巨大，傷亡逐年增加，政府卻宣稱戰事順利，不愿退兵，為此還不惜向民眾撒謊。這一真相被記錄在美國時任國防部長牽頭開展的一項機密研究報告中。為了盡快結束罪惡的越戰，參與撰寫報告的美國軍事分析員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向媒體披露了這份機密文件，引發了民眾更加高漲的反戰情緒。美國政府遂以重罪起訴埃爾斯伯格，并試圖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止文件泄露，但是沒有成功。這便是美國著名的“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泄露案”。
“我原本對自己可以獲得內幕信息，能和當政人士直接接觸頗為自豪。然而，為了我們的國家，我甘愿冒鋃鐺入獄的風險。”埃爾斯伯格說。
分析稱，“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泄露案”成為推動美國結束越戰的重要案件。埃爾斯伯格也被視為讓公眾了解歷史真相的美國英雄。
充滿謊言的戰爭
埃爾斯伯格從小就沉默內向、特立獨行。他一直是學霸，尤其擅長數學和鋼琴。1952年，21歲的他愛情學業雙豐收，從頂級學府哈佛大學畢業，同時還結了婚，岳父是一名海軍上校。
埃爾斯伯格的軍事分析論文手稿。 作為軍人的女婿，埃爾斯伯格也選擇入伍，進入海軍陸戰隊工作了3年。退役后，他返回母校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論文還成為當時學術界決策理論和行為學的里程碑之作。美國知名戰略研究機構蘭德公司注意到這名履歷豐富的青年學者，邀請埃爾斯伯格前來擔任軍事領域的分析師。蘭德公司主要為美國國防部提供機密分析，埃爾斯伯格的工作相當于軍界要員的私人顧問。
1961年，埃爾斯伯格擔任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總司令的顧問，負責起草核戰爭計劃指導書。此時，美國已正式介入越南戰爭。那年秋天，埃爾斯伯格以五角大樓高層特別行動小組成員的身份，第一次前往越南。他邊走邊看，還從一名上校那里得到很多戰爭資料。隨后，他挑燈夜讀，仔細研究美國的越戰計劃和報告。不到一周時間，埃爾斯伯格就得出結論：“所有文檔都透露出一股失敗的腐臭氣息，這場戰爭不可能勝利。”和他交談過的很多參戰軍官也認為，即使大批美國軍人進入越南，也只能延緩敗局的迫近。
越南戰爭中的美軍。 盡管不認同越南戰爭，當時的埃爾斯伯格尚未對這場戰爭徹底否定，仍抱有一線希望。而且，由于上級指派，埃爾斯伯格不得不參與到越戰當中去。1964年8月，埃爾斯伯格調到國防部工作，為美國高層決策者擔任助理，成為協助執行越南戰爭計劃的高級公務人員。在越南工作的兩年中，埃爾斯伯格接觸到了一些越南人，親身體驗到他們的疾苦，悲憫情結與日俱增。在他看來，越南人和美國大兵一樣，都是血肉之軀。“凡此種種，都使我愈發無法忍受眼前這場前途黯淡的戰爭，并為爭取越戰盡快結束付出自己的努力。”
負責構建美國對越戰略的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埃爾斯伯格有著相似的想法。1967年，麥克納馬拉秘密成立研究小組，組織撰寫關于越戰真相的《五角大樓文件》，即《美國—越南關系，1945—1967：國防部的研究》，期望能制止政府再犯類似的決策錯誤。埃爾斯伯格成為36名研究成員之一。
研究報告證明，部分美國政客在有意引導美國越來越深地卷入越戰泥潭。美國“騎虎難下”，陷入膠著狀態，不會輸，但也贏不了。即便如此，總統依然派出更多美國士兵前往越南戰場，導致數萬人戰死。為了掩蓋這種虛弱和非正義，政府高層只好用更大的謊言，去圓一開始就錯誤的越戰之謊。比如情報官員對于“北部灣事件”（即美國于1964年8月在北部灣制造的戰爭挑釁事件）的捏造，就導致了越南戰爭的全面升級。
這場錯誤決策的過程，被集結為7000頁的藍色封皮文件，共47卷，頁眉上寫著絕密字樣。報告稱，在經濟大幅滑坡的形勢下，美國仍向遙遠的土地投放數千億美元和數百萬士兵。這場戰役從一開始就毫無意義——美國在越南的目標，有70%僅是為了避免羞辱罷了。
美媒與政府展開博弈
事實上，越戰時代的美國政府幕僚，大多和埃爾斯伯格一樣，認為越南戰爭前途黯淡，希望盡快退出越戰。盡管如此，戰爭仍然在巨大的虛無感和焦灼感中持續。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左）和前國務卿基辛格。 1969年，埃爾斯伯格擔任時任總統尼克松和國務卿基辛格的越南問題顧問，多次向他們說明越戰的不確定性，希望可以盡快結束越南戰爭。然而，他越來越沮喪，因為領導人對越南的戰爭升級和欺騙政策抱著固守態度，大批美軍仍然滯留在越南戰場。
受上世紀60年代末和平主義運動啟發，埃爾斯伯格決定挺身而出，爆出戰爭內幕，不惜付出坐牢的代價。“因為缺乏監督和約束，美國政府正在疲勞駕駛，如果不加以制止，美國會陷入更大悲劇中。”
埃爾斯伯格開始違反保密協定，秘密復印“五角大樓文件”。他先是私下把文件提供給幾位國會議員，但沒人同意舉行聽證會。于是，埃爾斯伯格以個人名義寫信給《紐約時報》，呼吁美國在一年之內單方面撤軍。
埃爾斯伯格把“五角大樓文件”的復印版轉發給《紐約時報》，揭開了美國政府關于越戰泥沼的彌天大謊。他希望通過媒體向大眾公開這些秘密資料，停止美國人在越南繼續流血，結束政府的戰爭冒險。
1971年6月12日，《紐約時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美國政府關于越戰的謊言，位置就緊挨在尼克松女兒成婚的新聞旁。這些內容并沒有涉及尼克松政府的事情，但華盛頓還是炸開了鍋。當局擔心，埃爾斯伯格會把核武器等其他秘密文件也抖出來。基辛格甚至把他稱作是“美國最危險的人”。于是，美國政府依據間諜法，以盜竊罪和陰謀罪等罪名起訴埃爾斯伯格，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被判入獄115年。
在此之前，美國司法部已迅速拿到臨時法庭禁令，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紐約時報》在案件審理期間繼續刊登五角大樓絕密文件。
盡管如此，埃爾斯伯格沒有退縮，隨即又將這些復印件轉發給其他報社。當《紐約時報》面臨司法挑戰時，《華盛頓郵報》接過接力棒，繼續報道。尼克松政府又把《華盛頓郵報》也告上地方法院。此后《波士頓郵報》繼續刊載。所有收到機密文件的報社，均置政府禁令于不顧，將文件公之于眾。
一場博弈開始了。一方是認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出版自由的新聞媒體，一方則是認為國家安全高于言論自由的美國政府。
“為知情權而戰”
為美國媒體辯護的律師稱：“五角大樓文件列為絕密是政治理由，不是國家安全的理由。文件的披露只對政府不利，但不屬于泄露軍事秘密。”最高法院認可了這一論述。1971年6月30日，最高法院以6：3作出判決，裁定美國司法部的限制令違背了美國憲法，同時授權報紙在不受政府禁止的情況下刊登《五角大樓報告》。當時的判詞還寫道：“只有一個自由開放的新聞界才能有效揭露政府的欺騙行為。”“報紙有權公布歷史記錄，不管它有沒有絕密字樣。”
針對埃爾斯伯格的正式審判，已經是兩年后的1973年。在此期間，白宮竊聽了埃爾斯伯格的電話，試圖在通話信息中發現泄密行動是出于獲得名利的證據，還非法闖入并搜查埃爾斯伯格的精神醫生的辦公室，尋找埃爾斯伯格的病歷，試圖找到證明泄密者存在精神問題的證據，以證明其泄密行動是出于“瘋狂”，以消除公眾對他的關注和信任。
相關罪行指控被撤銷后，埃爾斯伯格和妻子笑逐顏開。 在美國全社會的反戰情緒和尼克松“水門事件”的大背景下，法院以白宮實施了一系列非法特工手段為由，駁回了司法部對埃爾斯伯格的指控。也是在同一年，美國國防軍開始陸續撤出越南，戰爭最終以無果收場。
在“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泄露案”中，美國報界和政府的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媒體作為“第四權”的角色愈發凸顯。為此，埃爾斯伯格登上了1971年7月的《時代》雜志封面，標題即是《為了知情權而戰》。《紐約時報》也獲得了普利策公共服務貢獻獎。
2010年，埃爾斯伯格赴紐約參加放映會，觀看關于自己生平的紀錄片《美國最危險的人》。 然而，這并不代表美國新聞界取得了絕對勝利。由于現實情況復雜多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并未對“國家安全”涵義進行明確界定。前不久，美國總統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博爾頓因新書《生事之屋：白宮回憶錄》被告上法庭，法院判決認定“博爾頓可能損害了國家安全，并將承擔因此產生的法律后果”。由此可見，“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泄露案”引發的美國新聞媒體權限的討論，還將長期持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