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英，1977年生，意大利語文學翻譯家，四川外國語大學意大利語專業(yè)教授。暢銷書“那不勒斯四部曲”譯者，另譯有《微型世界》《一個人消失在世上》《威尼斯是一條魚》《鞋帶》《虛擲的夏日》等。
意大利語翻譯陳英住在重慶歌樂山腳下，這里是著名的紅色旅游勝地，周邊有白公館、渣滓洞等圍繞，一到假期就人山人海。每當此時，她便躲在自己的房間里，讀書、看電影、寫專欄，或者翻譯，翻譯巴里科、薄伽丘、金茲伯格，還有近年在世界范圍內刮起“那不勒斯旋風”的女作家埃萊娜·費蘭特。
根據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改編的電視劇《我的天才女友》最終季即將收官，兩個女主角步入中老年，在混亂的那不勒斯繼續(xù)掙扎和前行。作為該書的中文譯者，陳英看劇時偶爾會覺得“挺受折磨的”。“我對文本有過強烈的體驗，再去看圖像的呈現，差異感是很強的。”她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
“那不勒斯四部曲”講述了兩個女孩間復雜纏繞的關系及命運。自2011年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面市起，在全球多個國家掀起閱讀熱潮，千萬讀者被書中對女性友誼極度真實、尖銳、毫不粉飾的描述打動。但它又不只寫女性友誼。小說里，各種人物融入時代流變，各種歷史事件穿插其中，因此它被認為“是女性小說，也是意大利歷史小說”。有評論家形容：“如果你還沒讀過費蘭特，就好比你在1856年還沒讀過《包法利夫人》。”
譯者陳英是突然被拉進這股潮流中的。她一頭扎進了上世紀中葉的那不勒斯，“翻譯的那段時光，不管是在重慶歌樂山，還是在廣外圖書館，抑或是在法國巴黎的某個旅館，都像是在那不勒斯，像在那座遙遠的城市度過了好幾年。”陳英回憶說。而隨著書的火爆，她的名字也和費蘭特綁在了一起，卷入熱潮。
兩個女孩，闖出一條生路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故事開端于兩個女孩生命中的第一次出走，她們逃課去看海，但最終折返。之后的半個多世紀里，她們在不同人生階段對天賦、愛欲、友誼、故鄉(xiāng)、階層、知識、寫作、婚姻、社會運動等做出不同處置，命運也產生巨大分野。競爭和比較，模仿和反抗，扶助和嫉妒，貫穿了她們的一生。
2013年，陳英遇到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初讀，她就被兩個女孩之間的關系迷住。“兩人之間那種特殊的吸引力持續(xù)了一輩子，充滿思想、力量、激情。她們不總是相互幫助，也相互洗劫，相互盜取能量和智慧。”之后，她查找資料，研究費蘭特的經歷、作品和風格等。
費蘭特的作品與她之前翻譯的作品完全不同。早期，她翻譯意大利著名作家巴里科（代表作《海上鋼琴師》）的作品，如《憤怒的城堡》，“純精神性的，詩意的、抽象的、夢境般的，文字帶著一種失重的眩暈，飄在云端”。而《我的天才女友》是現實主義作品，“費蘭特講究情節(jié)，寫女性從出生到老去的遭遇，親密、控制、背叛、嫉妒與占有，能量巨大。它不是一本書，是一把刀，劃開了那不勒斯，也劃開了我”。
費蘭特筆下的那不勒斯女孩，和陳英現實中遇到的一樣。她的朋友莉迪亞，就是一個身上有著“小說般熾烈混亂的激情”的女人。2009年夏天，莉迪亞帶她到那不勒斯，“街道很破敗，年輕女孩走在街上，有一種怒放的感覺，和城市形成強烈反差”。她還見到了莉迪亞的母親，也是一個很有沖擊力的女性，傷心時大哭，憤怒時會跳，可以講幾個小時的話，一點也不重復。
電視劇《我的天才女友》第一季劇照（左）和第四季劇照，兩個女孩相互糾葛，一路相伴。 翻譯“四部曲”的日子，陳英常常想起莉迪亞和她的母親，還有那不勒斯城，甚至能感受到街頭的風。剛譯第一部還比較生澀，第二部就感覺仿佛整個夏天都在戀愛，到第四部最得心應手。那是2018年，她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做研究，每天騎一輛破單車，尋到白云山下的圖書館，埋頭翻譯，一坐一整天。翻譯到最后一句——真實的生活和小說不一樣，過去的生活沒有凸現出來，而是陷于黑暗，“有點想哭，又覺得突如其來，難以置信”。但很快又有一種強烈的滿足感，故事終結，一場漫長的翻譯終于結束了。
“那不勒斯四部曲”為何在世界范圍內贏得這么多讀者？“一是費蘭特筆下的現實很有沖擊力；二是第一人稱寫作，讓虛構故事更逼真，讀者容易代入；三是全球近些年興起了對女性處境的關注，小說中的女性故事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生存模板或者成長范例。”陳英說。在她看來，費蘭特不停地去反思和挖掘，女性如何思考自己的欲望、自己的需求、自己的處境，“看看她們是如何闖出一條生路的，這讓當下讀者特別是女性讀者共情和共鳴”。
陳英的譯作“那不勒斯四部曲”和《頁邊和聽寫》《一個人消失在世上》《虛擲的夏日》。
“好的譯本是消滅自己”
確定第一部書名時，陳英頗費了一番功夫。
“一開始翻譯的是《我的天才朋友》，但存在一個語義對應的問題，意大利語有陰陽性，男的就是陽性，女的就是陰性，比較忠實的翻譯就是‘我的天才女性的朋友’。后來在編輯過程中，就變成了《我的天才女友》。”陳英說。沒想到，這個書名流傳甚廣，漸漸還延伸出新的涵義——讀者們用它指代自己生命中那些有過深刻羈絆的伙伴。
“翻譯和寫作的基礎，都是對語言的理解，要有個性色彩。而對文字的感悟是一種漫長的熏陶過程。”陳英說。她少時就對文學感興趣，讀文學雜志，也讀外國經典，“迷戀那種文字傳遞的信息和美感”。后來考大學，第一志愿是法語，被調劑到意大利語，也算沒有離開文學。
大三那年，陳英用意大利語給意大利文學研究和翻譯界的奠基人呂同六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她說自己想做意大利文學翻譯，求教應該如何做。不久之后，呂老師回了信，說翻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鼓勵她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建議她不光要學好意大利語，也要學好漢語。“這件事不是突如其來的，我很早就做過這樣的夢。走了這么多年，中間有過岔路，但還是回到這條路上。”陳英說。大學畢業(yè)后，她先在旅行社工作，后來到華為做技術翻譯，領著高工資，但一直覺得不是自己理想的職業(yè)，便毅然辭職，考取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研究生。
那是2002年，意大利語只招了兩人，導師沈萼梅是著名意大利語翻譯家，埃科的《玫瑰的名字》、鄧南遮的《無辜者》等都譯自她手。講文學翻譯時，她強調語言的敏感度，“跳舞（ballare）和翩翩起舞（danzare）是不一樣的”。她還拉開抽屜，說：“要學會進入事物的細節(jié)中，比如抽屜每個零件的名字。要會描述很具體的動作，無論漢語還是意大利語，都要知道怎么說。”
后來陳英到意大利讀博士，還記著老師的話。她一邊讀書、體驗生活，一邊教當地人漢語，還給國內報紙寫專欄，“都是對語言、文字的訓練”。畢業(yè)后回國，她到四川外國語大學任教。一天，同事介紹她翻譯巴里科的作品《一個人消失在世上》，由此走上翻譯之路。后來遇上“我的天才女友”，被更多人知曉。
近些年，陳英又先后翻譯了費蘭特的《碎片》《被遺棄的日子》等，有小說有散文，最新翻譯的《頁邊和聽寫》是一部演講集，幾乎成了“中文世界里最了解費蘭特的人”。但費蘭特本人一直選擇隱身，連演講都由別人代讀——她認為作品一旦完成，就不再需要作者了。多年來，沒人知道費蘭特是誰，長什么樣子，甚至不知道是男人還是女人。
“其實譯者也一樣，要懂得隱身和節(jié)制，抽離個人的激情和情緒。好的譯本是消滅自己，激起讀者讀原作的一種渴望。”陳英尊重和理解費蘭特的“隱身”，從未與其聯(lián)系過。但也想象過她的樣子：一個普通的老太太，看起來有些悶，但對人生的一切都很篤定，學習古典文學，喜歡在很隱秘的角落寫信……
投入生活，介入時代
如今回頭看，陳英發(fā)現“那不勒斯四部曲”之于她是一個轉向——從語言轉向實踐。“既是翻譯經驗的積累，也讓我跟現實問題對接。費蘭特把我拉進現實中，從譯作出發(fā)，介入時代。”
近些年，陳英經常受邀參加講座，主題多圍繞譯作、費蘭特、女性寫作。參加得越多，她愈發(fā)覺得，成長中的參照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不來自現實，也可以來自文學。“女孩子成長到一定階段，很需要一個成熟的女性作為參照。”
2023年，費蘭特作品《被遺棄的日子》分享會上陳英（中）和張悅然（右）等探討女性寫作。 不只是女性，還有男性讀者。陳英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活動中，有名男讀者說，看完這套書，才意識到自己母親處在一種完全失去自我的生活狀態(tài)，一切都犧牲了。小時候，作為母親，為家庭奉獻所有，到他有孩子時，她就變成了一位奶奶，繼續(xù)帶孩子。他覺察到，大部分男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事業(yè)、朋友圈子，而在自己母親身上，自我卻消失了。他問陳英：怎樣讓她擺脫這種失去自我的處境？
那一刻，陳英感到欣慰，“更多人意識到女性的這種處境，對于女性，就是一種很大的幫助”。
“而通過翻譯、持續(xù)的討論，也引導我自己開始系統(tǒng)地思考一些女性問題，如女性與歷史，女性未來的處境等。”陳英說。如今，她正在慢慢和“我的天才女友”告別，也開始關注其他女性作家，正在翻譯意大利女作家金茲伯格的作品。每天除了上課，就是寫作、翻譯，閑暇時爬山、騎行，到公園散步。
“人還是要去實踐，尤其是年輕人。投入到生活中，去經歷，去探索，去生長，這樣的人生才是生機勃勃的，有力量的。”她說。
說到有力量的人生，她提起不久前的一次經歷。今年8月，她曾去意大利托斯卡納小鎮(zhèn)拜訪一位作家，聊了一個晚上，從人生經歷、寫作聊到老年生活，從那不勒斯聊到意大利文壇。“他雖然已經年過八旬，但依然沒有停步的意思，市面新出的書都有關注，一點暮氣也沒有，而是一直在探索新的技藝。”
那天和作家告別，走出房門，陳英想起了在老作家露臺上看到的漫天夕陽，在日落之后，地平線上依然留下火紅的云彩，心里默念了一句：愿生命里有足夠的云彩，來裝點一個美麗的黃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