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確立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遠景目標。今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人民網文娛推出“兩會‘藝’起聊·文化強國十問”，邀請文化領域的代表委員，圍繞文學、藝術、影視、考古等主題，為建設文化強國建言獻策。
任何一個時代的文藝，只有同國家和民族緊緊維系、休戚與共，才能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本期我們邀請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協副主席閻晶明，講述當代文學如何記錄蓬勃向上的中國風貌、描繪時代發展的萬千氣象，真正做到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
關注新文學群體權益 提升歸屬感
人民網：今年兩會，您準備了哪些提案建議？
閻晶明：我準備的第一個提案與影視作品編劇的著作權有關。這幾年，編劇的各項權益屢受影響。結合近期一些案例，我準備在會上提出這一提案。
另外我還準備提交關于新文學群體生存現狀的提案。一些年輕作家在成長過程中會遇到一些困難，因此我希望能出臺更多措施能更好地保護他們的權益，讓他們更有成長感和歸屬感。
人民網：您一直關心網絡文學等新興文學門類的發展。在您看來，網絡文學在當代文壇有著怎樣的地位？
閻晶明：最近二十多年來，網絡文學涌現出許多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比如電視劇《大江大河》，這些作品大大改變了人們對網絡文學的看法。過去，我們認為網絡文學只是通俗文學。如今，網絡文學和傳統意義上的“紙質文學”形成了合流的趨勢，可以說在繁榮當代文壇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是不可小視的一股力量。當然，網絡文學歷史很短，形成有秩序的發展模式需要時間。我們應該在鼓勵的前提下多加引導，使網絡文學能夠更好地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發揮正能量。
細節添彩主旋律作品 增強感染力
人民網：您曾說，“2020年在長篇小說創作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年。”去年長篇小說創作呈現出怎樣的特點？
閻晶明：2020年，中國文學在長篇小說創作方面收獲頗豐，有許多值得稱道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有兩個特點值得重視。一是作家在小說中著意去描寫世俗的煙火氣，表現普通人的生活，突出地域色彩，而且能夠自覺地反映社會與時代的發展變化。其次，許多作家有意將藝術氣質在小說里面表達出來。比如遲子建的《煙火漫卷》就以她生活了30年的哈爾濱為主體，用文字刻畫了煙火氣息中豐富的生活圖景。同時，她還在小說中向讀者介紹了哈爾濱的建筑文化和音樂文化。
其實，每個時代的作家都有一定的共同性，也有時代賦予的特殊追求。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每個時期都有非常優秀的作品，生動、真實地反映了不同的時代特質。今天的文學作品如何去反映新時代、新生活，把人們對美好生活追求生動形象地在作品中表達出來，是當代作家的責任。目前，文壇缺乏更有力、更全方位的表現這個偉大時代的作品，我們也希望這樣的作品能早日出現。
人民網：作家該如何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地體現在文藝創作之中，做到既“放飛想象的翅膀”、又“腳踩堅實的大地”？
閻晶明：我們過去把作品分成兩類，一種是“為藝術而藝術”，另一種就是反映時代的“主旋律”作品。其實，“主旋律”并不是一種題材類別。作家要通過豐富飽滿的細節、生動形象的刻畫讓大家自主自覺地感受時代的變遷，而不是空洞的說教，這樣才能增強主旋律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做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作家既要有藝術追求，同時更要有時代責任。將二者巧妙結合是每個時代的作家都面臨的課題。處理得好的就是優秀作家，他們的作品也將成為經典。我覺得大家要對當代文學有耐心，相信我們的作家能奉獻出更多佳作。
人民網：您認為中國當代文學該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
閻晶明：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作家要把當代的中國描繪好，反映中國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這樣才能引起各國讀者的興趣。
中國作協也在不斷嘗試“走出去”的新方式，比如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國際漢學家大會。在會上不同國家的漢學家能自主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作品，并回到本國翻譯出版，以更好地適應當地讀者的閱讀需求，讓我國優秀的文學作品真正地走到當地讀者中去。
當代文學影視化改編 突出故事性
人民網：近年來，中國當代小說與影視結合的成功范例不勝枚舉。這對于文學創作有何影響？
閻晶明：近年來，影視化改編對文學的最大影響在于加強了作品的故事性。三四十年前作者更講究文學的獨立性，如今為了適應讀者的需求，作者講故事的方式變得更加從容，更容易被人接受。此外，作品的地域文化色彩也越來越強，有種虛實結合的味道。《裝臺》就是一個最新的例證，里面的人物群體其實比較窄小，但發生的故事反映著時代發展中人性向善的一面，又展現出地道而濃郁的西安地域特色，就使得作品非常吸引人。
人民網：今年是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魯迅身上的哪些品質值得當代作家學習？
閻晶明：我覺得當代作家要向魯迅學習的地方有很多。首先是魯迅的藝術表達，《野草》就很好地結合了藝術特色和思想深度，他的很多雜文也有較高的美學價值；又如他在批判現實時，往往站在國家和民族的高度，體現著他對民族復興的追求，這也使得他的作品在現在讀來仍不覺過時。
而且，魯迅有時候為了呼應時代的要求，不惜犧牲一些作品的藝術性。他懂得小說如何寫會更好，但有時候為了讓某種理想信念能夠在讀者當中產生廣泛的影響，他寧愿損傷一點藝術性也要這么寫。比如《故鄉》的最后一句，“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句話與小說并無關系，且說理性很強。魯迅之所以要在結尾如此表達希望和路的關系，是因為盡管閏土的變化和現狀讓魯迅覺得非常悲哀，但他相信未來會變得更好。這就是時代精神在作品當中的一種體現和反映，也是魯迅作為一個作家的責任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