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圖源：光明日報 “高郵咸蛋的特點是質細而油多。蛋白柔嫩......筷子頭一扎下去，吱——紅油就冒出來了......”這段曾被選入初中語文課本的文字，刺激了不知多少人的味蕾。
文字來自一篇散文，名喚《端午的鴨蛋》。而它的作者汪曾祺，筆下的風味卻不只這一種。從種種家鄉特產到云南的汽鍋雞、米線，再到自己的拿手好菜干貝燒小蘿卜，汪曾祺的食事文字已成為許多讀者的心頭好，甚至有人直言“汪曾祺寫什么，我就饞什么”。
其實，有別于此類小品文透出的閑適、自在，汪曾祺的小說所展現的底色更為豐富，其晚年寫作的13篇“聊齋新義”系列小說便是例子。
“聊齋新義”，顧名思義，即是闡發《聊齋》的新意義。那么，這“新”指的是什么呢？用汪曾祺自己的話來說，“我想做一點試驗,改寫《聊齋》故事，使它具有現代意識。”——現代意識，就是汪曾祺要的“新”。
一直以來，汪曾祺的作品在許多讀者的眼中是更加偏向古典、傳統的。諸如“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之類的稱號，似乎將他完全劃歸為傳統一派，但其實并不盡然。汪曾祺其實一直是個對現代意識有所追求的作者。
在西南聯大讀書時的汪曾祺，就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展露過興趣，還曾用意識流手法寫作小說。盡管后來他遠離了這種創作方式，但當時的閱讀經歷也一直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我喜歡西班牙的阿索林”，他對一些具有現代意識的作家的喜歡，是直截了當的。
如此，回到“聊齋新義”，汪曾祺又是如何為其增加現代意識的呢？
汪曾祺形容自己的改編，是“小改而大動”，即是通過小幅度的刪改，達到對文本意蘊的改變。
很典型的數《蛐蛐》（聊齋原文《促織》）一篇，在原本的結尾中，蒲松齡讓變成蛐蛐的孩子復活，留下一個大團圓式的結局。而汪曾祺則刪去這筆，使其成為了一出徹底的悲劇，著意通過情感基調的改變，加深批判性。
而在《陸判》的改寫中，汪曾祺做的又不是加深的工作，他在主題上做了個“大動作”。
“我也不知道我是誰。是我，還是不是我。”這張挺好看的面孔上的挺好看的眼睛看著朱爾旦，下面一雙挺粗挺黑的手比比劃劃，問朱爾旦：“我是我？還是她？”（《陸判》）
蒲松齡《陸判》原文中，陸判為朱爾旦的妻子換頭僅是為突出兩人友情寫就的一件小事。汪曾祺的改寫則選擇將其放大，并截斷后文，使故事停留于自我身份認同的思考，出人意料而又引人深思。
然而，盡管汪曾祺著意在這一系列小說中注入現代意識，但“聊齋新義”所呈現出來的感覺也并非完全是現代主義的。如《雙燈》中這一段，他以一貫的溫潤文字與蕭散簡遠的風格，保留下了《聊齋》本身文言小說的韻味。
“南山暗藍暗藍的，沒有一星燈火。南山很深，除了打柴的、采藥的，不大有人進去。天邊的余光腿盡了，南山的影子模糊了，星星一個一個地出齊了，村里有幾聲狗叫，二小睡了，連燈都不點。”（《雙燈》）
其實，不論是從小跟隨父親學畫，還是昆明讀書時師從沈從文學文，傳統文化的色彩始終浸潤在汪曾祺的生活與創作中。因而，即便是在著意增添“新意”的這些篇章中，汪曾祺的改寫也是趨于傳統的。
對于汪曾祺這樣的“小改而大動”，后人有著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這樣的改寫提升了原文意境，散發出時代新義。但也有聲音不滿于此，認為其顛覆了原文所傳達的內涵，不如不改。
然而，正如汪曾祺在《聊齋新義后記》中所言“參以己意，使成新篇”，讀這些篇文字時，與其去執著比較二者的優劣，不如就將其作為一套“新篇”，讀讀屬于汪曾祺版的聊齋故事，或許也能有些不同感受。
部分資料來源：澎湃新聞、封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