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紅色朋友圈”

魯迅曾把中國共產黨人稱頌為“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雖然他不是共產黨人，卻把很多共產黨人與進步青年視作“大戰斗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的同道者。據不完全統計，魯迅結交的共產黨人有60余人，他們的交往與異曲同工的文化選擇，成為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難忘的紅色記憶。

與李大釗、陳獨秀：

為了文學的革命

1918年1月，魯迅加入《新青年》編委會，并于同年在《新青年》上發表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以“魯迅”這一筆名登上文壇。魯迅與李大釗、陳獨秀的相知，就與共同參與《新青年》雜志編委會的工作有關。

魯迅對李大釗的道德文章均十分推崇，現存的魯迅藏書中，還保存著李大釗編的三期《政治生活》雜志。在這幾本雜志中，有李大釗用“守常”“獵夫”等名發表的文章，其中一期刊載的《土地與農民》一文，曾被毛澤東編入《農民問題叢刊》，作為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的學習材料。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魯迅，多次提到他的文章是“聽將令”的，為的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在李大釗所編《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上，魯迅發表的小說《藥》和四篇《隨感錄》，無疑是用文學的語言回應了“將令”。李大釗也曾高度評價當時魯迅新發表的小說《長明燈》，說這篇小說是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喊了“救救孩子”之后，緊緊接上去的戰斗號角。李大釗被害后，魯迅不顧危難，為昔日戰友的葬儀捐款，并為其遺作《守常全集》撰寫了題記。在題記中，魯迅深情地說：

在《新青年》時代，我雖以他為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伙伴，卻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騎兵不必注意于造橋，炮兵無須分神于馭馬，那時自以為尚非錯誤。所以現在所能說的，也不過：一，是他的理論，在現在看起來，當然未必精當的；二，是雖然如此，他的遺文卻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

在《新青年》編輯部，陳獨秀與魯迅交往較多，還是最早敦促魯迅將小說結集出版的人。1920年9月，陳獨秀在致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寫道：“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后來，魯迅提到自己的小說創作時，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談道：“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對于陳獨秀的性格，魯迅在《憶劉半農君》一文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

與左翼翻譯：

志同道合的“竊火者”

翻譯與寫作，是兩種不同的勞作。在魯迅看來，翻譯是輸進新精神的重要途徑，他一生共翻譯了14個國家近百位作家約300萬字的著作，和他自己創作的字數接近，或可證明其對翻譯的熱情不亞于創作。在魯迅的譯作中，有很多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著作和蘇俄革命文學。在魯迅的“紅色朋友圈”中，也不乏這樣的“同道者”。

早在1920年，也就是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誕生的這一年，這個小組的成員之一陳望道就把他剛剛翻譯完成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寄贈魯迅。周作人晚年回憶：魯迅在接到書后當天就翻閱了一遍，并稱贊說：“這個工作做得很好，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么‘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要緊的工作。”1928年下半年，陳望道主持的大江書鋪正式開業，在魯迅等的支持下，這個機構以出版進步書刊、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科學的文藝理論為特點活躍在上海書界，成為推動左翼文藝運動的一個重要據點。應陳望道的約請，魯迅“極其慎重、認真和精心”地翻譯了盧那察爾斯基的美學論著《藝術論》。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魯迅把何瓦琴的集句書贈瞿秋白，傾注了對志同道合的瞿秋白親如手足的情誼。

1931年，瞿秋白來到上海從事革命文化工作。魯迅從馮雪峰處聽說瞿秋白精通俄文，急切地說：“我們抓住他，要他從原文多翻譯這類作品，他的俄文和中文確是最適宜的了。”魯迅在一封致瞿秋白的信中，親切地稱瞿秋白為“敬愛的J.K.同志”，在現存的1700多封魯迅信札中，稱對方為“同志”的，僅此一封。在這一時期兩人的交談中，瞿秋白經常把自己構思的腹稿講出，征求魯迅的意見，經修改補充，由他執筆，以魯迅的名義發表。兩位好友的觀點相近，風格近似，有時候連魯迅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誰寫的文稿。

那時候，瞿秋白夫婦從事革命工作，以魯迅為代表的一些朋友，不僅無私關懷他們，而且冒著生命危險掩護他們。1932年到1933年間，魯迅先后四次接納瞿秋白夫婦在自己的寓所避難。

與青年木刻家：

用藝術投入抗戰

魯迅認定，版畫藝術“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是正合于現代中國的一種藝術”。1931年8月，他在上海主辦“木刻講習會”，從此中國新興木刻運動拉開帷幕。魯迅逝世后，木刻青年們有的留在國統區，從事抗戰版畫創作和抗日宣傳，江豐、沃渣、胡一川、力群、劉峴、陳鐵耕、黃山定、葉洛等則陸續奔赴延安?？箲鸢娈嫷呐畈l展，充分體現了魯迅的戰略眼光。

作家蕭軍曾說：“在30年代，魯迅先生的兩只手，一只手是培育了若干青年文藝作家，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另一只手是培育了若干青年木刻家——劉峴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紀30年代初，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的劉峴，沉迷于木刻版畫，“一天到晚都在木刻，平均每天一幅，刻好就印”。從《魯迅日記》記載的情況看，1933年1月到1936年3月，劉峴與魯迅之間信件來往達51次。劉峴不停地把自己的習作拓印出來，送給魯迅請求批評、指教，魯迅“總是談得那么熱情、從容，并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劉峴毅然終止在日本的學業，歸國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動中，用版畫藝術宣傳抗戰。1938年春，劉峴參加新四軍，1939年到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任教。在延安，他把民間的窗花、年畫的創作技法引入版畫創作中，創作了更多富有民族特色、群眾喜聞樂見的版畫。

（摘編自2月1日《光明日報》 劉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