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懸一線！鄒韜奮、茅盾、胡繩等人化裝成難民撤離香港

1941年的12月25日，被香港人稱為“黑色圣誕節”。就在這一天，香港總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了。

12月28日，日軍第23集團軍司令官酒井隆登陸香港島，舉行“入城式”。香港淪陷后，日軍封鎖交通、全城大搜捕，妄圖清洗在港的抗日中國文化人。但是數百名中國文化人卻奇跡般的集體失蹤了，這些文化人去了哪里？

01

為了躲避日軍的搜捕，大批中國文化精英四下逃難 ，藏進了香港的深街陋巷。這打亂了原來的營救部署，營救任務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先要找到四散隱蔽起來的文化人。

廖承志將尋找文化人的艱巨任務交給了在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機要部門工作的潘柱。

潘柱記述道：在茫茫人海中，怎樣將他們找到呢，我吃不下飯睡不著覺，苦苦思索著，忽然眼前一亮，想起兩個人，一個是在《華商報》工作的張友漁，一個是在《生活書店》工作的徐伯昕。

潘柱找到《華商報》的總主筆張友漁，請張友漁將文化人的住址告訴他，然后趕緊先行撤離。張友漁卻說，我留下來幫你找到他們，我再走。

張友漁冒著被日軍逮捕的危險，在淪陷后的香港四處奔走，尋找文化人，張友漁曾記述道：我記得找胡繩時，好不容易打聽到他的住址，但敲了半天門，出來開門的，卻是一個不相識的女人，她說了聲，沒有這個人，就把門“啪”地關上了，我悻然地走到了樓底，剛要離開，忽聽到背后有人叫我，回頭一看正是胡繩，當時情況很復雜，確實不能不這樣謹慎。

后來，張友漁又在街上碰上了戈寶權，在銅鑼灣燈籠街找到了鄒韜奮，層層串聯，四散隱蔽起來的文化人才又重新聚攏起來。

02

日軍占領香港后，實行歸鄉政策，大量香港市民被迫返回內地。在港黨組織決定將文化人化裝成難民，在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護送下，從香港島北上，穿越九龍、新界，撤離香港，轉移到位于廣東省境內寶安游擊區的白石龍村。

撤離香港的時候，每位文化人都需要起假名字，編好假身份，換上相應的服裝。交通員還叮囑他們，不要帶鋼筆書籍，不要用北方口音說話，如遇到盤問，由帶路的人負責應付。

香港淪陷后的第15天，1月9日晚上，鄒韜奮、茅盾、胡繩等人化裝成難民，在銅鑼灣的一條大船上緊張等待著出發的時機。

香港島和九龍半島隔海相望，但是此刻卻是咫尺天涯，維多利亞灣成為了阻隔文化人撤離香港的第一關。

九龍的各個路口都布滿了崗哨，嚴格盤查來往行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決定獨辟蹊徑，帶領文化人翻越方圓百里的山區，繞開日軍的封鎖。但是這條路要穿過香港最高的山峰——大帽山，此地山高林密，土匪猖獗，十分兇險。

大帽山常年大霧彌漫，因此也被稱作大霧山，山上盤踞著眾多土匪，最大的土匪有兩股，人數都在百人以上。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政委尹林平立刻部署盡快打通從荃灣到元朗十八鄉一線，這一任務由誰來執行呢？

他叫曾鴻文，青年時期加入過洪門會，曾經是當地有名的帶頭大哥。

曾鴻文之子曾強：

那兩伙土匪過去都很怕我父親的。我父親接到任務就商量，讓鐘清上山找黃慕容，還有這些土匪頭頭，就說曾大哥叫我來的，讓你們讓開這個地方。

茅盾在《脫險雜記》中寫道：現在我們這一行，約有五、六十人，我們的“向導”和“江大哥”派的兩人，走在最前，兩支長槍，一支開路一支殿后，行李挑子則在隊伍中段，我們走不快的幾個也在中段，這場面多么威風。

03

深圳河，香港與廣東省之間的界河，這是文化人撤離香港的最后一關。日軍占領香港后，收繳了香港沿岸的船只。沒有船只，他們該如何過河呢？

水圍村，隔著一條深圳河毗鄰香港，水圍村的村民們以打魚為生，每天都有二十幾條船下海捕魚蝦，他們經常來往香港，賣海鮮、農產品等等，所以對這一帶環境最為熟悉。

1942年1月10日，水圍村的村民們趁夜幕降臨，劃著平日出海的蝦艇，躲入了岸邊密密麻麻的蘆葦叢中。等對岸出現了長長短短的電筒暗號，村民們駕起小舟，抵達深圳河南岸，數十位文化人快速登上小舟，小舟飛速穿越深圳河……

香港淪陷后的第20天，1月13日傍晚，鄒韜奮、茅盾、胡繩等人順利抵達了此行的目的地——位于廣東寶安游擊區的白石龍村。

走陸路撤離的文化人在白石龍游擊區勝利聚首的時候，走水路撤離香港的文化人卻險象環生，何香凝失蹤，司徒慧敏、蔡楚生被日軍通緝，影星王瑩被日軍盤查，夏衍遇害……各種真真假假的消息紛至沓來，周恩來調動中共隱蔽戰線的力量，全力保障工作。水路為何如此兇險，文化人又是如何化險為夷的呢？

編審：王海濤 趙 斌 主編：陳 曦 崔 明

本集導演：趙震緋 海報制作：田 丁 編輯：馬愛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