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莎娜·康布隆

1957年出生，1979年加入美國共產黨，現任美國共產黨聯合主席。

“同志，你好啊！”

羅莎娜·康布隆在接受采訪時說出的“開場白”，讓《環球人物》記者心中不由得一暖。她戴著一副簡樸的塑料框眼鏡，目光慈祥，聲音溫和而有力，看著就像一位閑暇時與家人視頻聊天的祖母。

作為一位加入美國共產黨40余年的老黨員，康布隆于2019年當選美國共產黨聯合主席。而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社會活動家，她的“斗爭故事”，要從一盒葡萄說起。

提起媽媽就落淚

對出身工人家庭的康布隆來講，加州的葡萄是她童年難忘的甜。

“我們一家人都很愛吃葡萄。每隔一段時間，媽媽就會讓我們去買一盒解饞。有一次，我和哥哥在去買葡萄的路上，聽到有人在談論，為了爭取人道待遇，加州的葡萄種植工人建立了工會，并宣布罷工。”在與家人討論后，大家一致決定：在工人罷工取得勝利前，一家人不會再吃葡萄。

“那時我還沒有讀過馬克思的著作，對很多社會議題也不了解，但我的第一反應是：罷工工人們的訴求是正當的，他們應該獲得與其付出相匹配的薪水！”康布隆說。

康布隆的性格，與她的母親密不可分：“我的媽媽是個非常獨特的人，她是墨西哥裔，幼年時父母雙亡，長年借住在親戚家。21歲時，她與我父親結婚。”

在外人看來，康布隆的媽媽美麗動人，爸爸帥氣英俊，兩人可謂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但事實并非如此：“我父親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他有8個姐姐，從小就被慣壞了，根本沒有責任心的概念。母親與他結婚后，經常被他拳打腳踢。有一次，母親的肋骨被他打斷了。那次家暴，讓母親身心俱傷，也促使她最終決定帶著孩子們離開這個家。”

帶著孩子們離開丈夫后，康布隆的母親搬到洛杉磯居住，靠做裁縫養活康布隆兄妹四人。那時，社會上對單身母親有偏頗的看法：“總有人認為我們兄妹四人之后肯定要走‘歪路’，因為他們認為單靠母親一人是沒法帶好孩子的。但媽媽最終證明是他們錯了！”

講到這里，康布隆不由得流下眼淚。隨后，她禮貌地解釋道：“不好意思，我一談到媽媽的經歷，就抑制不住感情。因為我真的非常以她為傲。我們當時年齡很小，大哥還患有唐氏綜合征。在那么艱難的情況下，媽媽都能堅持下來。你可以想象她有多厲害。”

擦干眼淚，康布隆接著說：“媽媽從來不把自己當成一個要靠別人養活的人。她一面含辛茹苦地把我們兄妹四人帶大，一面自學完成高中學業，并成了一名職業咨詢師，幫助許多像她一樣的女人適應新的生活。”

康布隆說，媽媽的言傳身教，使她在生活中自尊自強，是非分明：“我從小就不喜歡裙子，而是喜歡工裝褲。我小時候和媽媽上街買東西時，總有游手好閑的人在我媽媽背后吹口哨，我就會轉過身怒目而視，那幫人就會消停一會兒。我的想法很簡單：你們怎么敢不尊重我媽媽？怎么敢對她這么粗魯？你們這么做是錯的！”

隨著康布隆一天天長大，她對社會的思考也不再局限于簡單的對錯，而是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根源：“為什么媽媽生活得這么辛苦？為什么有人會在大街上流浪？為什么拉丁裔美國人這么窮困？為什么這個世界上有窮人？”一顆渴望社會平等的種子，就此在她心中種下。而馬克思主義，是讓這顆種子生根發芽的甘泉。

斗爭艱難，前途光明

康布隆上高中時，美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本來就熱心社會事務的康布隆經常參加各類學生活動，為社會正義奔走吶喊。一次偶然的機會，她從一位朋友那里得知，美國共產黨正在組織一個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學習班。她對此很感興趣，便報名參加了。

這一決定，改變了她的后半生。

在第一節課上，老師便解答了世界上為什么會有窮人的原因：“我記得他拿鞋舉例子：鞋的原材料并不昂貴，為什么商店里的鞋賣那么貴？因為這雙鞋凝聚了工人的勞動價值。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勞動價值的絕大多數都沒能返到工人手中，而是成為了資本家的利潤。我立刻意識到，自己多年來百思不得其解的很多問題就此有了答案。”

上完學習班后，康布隆就加入了美國共產黨：“我們學習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我認為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社會發展提供了科學的解釋。它不僅讓我看到人類社會進步的線索與動力，也讓我對人類社會的未來充滿希望。我相信我們能夠建立一個沒有貧困，每個人的才智都能充分發揮的新社會。”

康布隆沒有讓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停留在理論層面，而是將自己學到的知識付諸實踐。她很快發現，在當時美國的社會環境下，她選擇的是一條高尚但充滿艱難險阻的道路。

美國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左翼刊物《工人日報》。

康布隆和記者提到早年組織的一場工人運動：她曾經在一個為殘障人士提供復健服務的機構工作。有一天，公司決定大幅削減員工的醫療保險，并宣布保險不會再涵蓋婦科醫療項目。“這一決定激起大家的普遍憤慨，此前公司已經制定了許多反勞工的政策，我們都忍下來了。但這件事徹底越過紅線，因為公司里的絕大多數員工都是女性。我們決定組織工會，發起罷工。”

對康布隆來講，這是一場振奮人心的運動：“我讀過的所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這一刻都變得鮮活。我在工會會議上提出許多有價值的建議，大家因此推舉我擔任工會的領導人。我的同事中有一些保守主義者，他們從沒讀過馬克思，也可能一輩子都沒想過自己會參加罷工。但在那個時候，我們所有人都團結起來，爭取我們的權益。”

但可惜的是，這場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我們的雇主花大價錢，請了當時加州最著名的‘反罷工律師’。這多荒謬啊：他不肯把錢花在保障員工的基本待遇上，卻愿意花更多的錢鎮壓我們的罷工。這個律師對我們展開了輿論攻擊，稱我們貪得無厭，只想從雇主身上多撈油水。”罷工者們努力與律師對抗，但由于對方掌控的社會資源實在太多，罷工以失敗告終，康布隆也因組織罷工而被公司開除。

這樣的失敗，在康布隆幾十年的斗爭生涯中并不是孤例，但康布隆沒有氣餒：“對于我們來講，失敗是常事。通過這些失敗的運動，我們對工人階級的生存現狀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讓更多的工人意識到他們應當為自己的權利而奮斗。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我們的運動既有高潮，也有低潮。斗爭的道路是艱難的，但我們始終保持樂觀，因為我們斗爭的方向是正確的。”

康布隆的樂觀，也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密不可分。

“中國的發展給予我希望”

2019年3月，康布隆在美國左翼網站“人民世界”上發布了一篇題為《社會化醫療是什么樣？》的文章，講述了她在訪華期間，對中國公共醫療系統的體驗。

康布隆說，醫療改革一直是美國共產黨關注的重要議題：“我一直希望美國能建立起一個把患者置于利潤之上的醫療系統，而中國的經驗證明這種系統是可行的。”

訪華期間，康布隆突發腎結石，在中國醫院接受了治療：“進入急診室后，醫生很快給我做了初步檢查，然后囑咐我去做CT檢查。我排了差不多半個多小時的隊后做上了CT。醫生看了片子后，發現我體內有一塊差不多5毫米的結石。他給我開了一份止痛藥，并提醒我未來兩周要多喝水，結石就可以自然排出。從進急診室到出院，整個看病過程用了差不多4個小時，花了我大約75美元（約合545元人民幣）。如果在美國，同樣的治療至少要花9個小時，很多檢查還需要單獨預約，我可能要花費數千美元。”

“在我眼里，這就是社會主義醫療系統與資本主義醫療系統的區別。為什么中國在公共醫療上能做得更好？就是因為中國的醫療系統把患者置于利潤之上。美國的保險公司經常告訴我們，這種公共醫療系統是不可能實現的，但中國證明這是可以實現的！”

康布隆告訴記者，自己到訪過中國4次：“我去過中國的城市和農村，參觀過當地的學校，了解到中國是如何實現消除絕對貧困的歷史性成就。對我來講，造訪中國最大的意義在于，中國的發展給予我希望，這證明社會主義是成功的。”

“想要在美國實現社會主義，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幸運的是，美國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正在接受社會主義的理念。100多年來，美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克服一個又一個挑戰，正是因為我們始終和社區與普通人保持著緊密聯系。我總是和一些青年同志說，不要被困難嚇倒，要相信我們能夠‘積小勝為大勝’。我們都是通向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一塊磚，只要我們堅定地‘鋪路’，美國社會終將迎來真正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