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洗馬尼拉：日軍在絕望中的報復，10萬菲律賓平民慘遭屠戮

2024年8月29日，中國駐菲律賓使館發言人就日本駐菲大使有關南海的錯誤言論做出嚴正回應：

“難道忘了日本侵略菲律賓，將馬尼拉夷為平地并造成超過10萬名平民死亡的馬尼拉大慘案嗎？忘了巴丹死亡行軍途中和圣地亞哥堡地窖下慘死于日本軍人刀下的那些數以萬計的冤魂嗎？”

這一質問，讓人們的記憶再次回到那個被血與火籠罩的年代。戰爭的硝煙早已散去，但日軍的戰爭罪行卻不應被遺忘。

二戰末期，日本在太平洋戰場的局勢急轉直下。1945年2月3日至3月3日，盟軍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發動了一場決定性的戰役，試圖攻下這座被日本占領多年的城市。在這一個月的戰斗中，日軍在絕望中做出了令人發指的暴行：在馬尼拉全城對平民發動大屠殺，燒殺搶掠，血洗了這座曾經的“東方珍珠”。

“最后堡壘”

愚蠢而邪惡的負隅頑抗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拉開帷幕。對于日本而言，菲律賓是無法忽視的戰略要地——它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宛如太平洋上的一座天然堡壘，是東南亞至澳大利亞航線上的要沖，既是西方殖民勢力在西太平洋的大本營之一，也是日本“南進政策”的重要一環。控制了菲律賓，就意味著掌握了通往太平洋的重要門戶，并能進一步鞏固對整個東南亞的統治。

珍珠港事件后，戰爭的陰云迅速籠罩菲律賓。1941年12月8日，日軍發動了對菲律賓的猛烈攻擊。盡管美國與菲律賓的聯軍在麥克阿瑟的指揮下竭力防守，但仍沒能阻擋住日軍的迅猛攻勢。

1944年底，勝利的天平逐漸向盟軍傾斜，隨著太平洋戰場的局勢迎來轉折，馬尼拉也再次成為焦點——作為菲律賓的首都，馬尼拉不僅是日軍在東南亞占領統治的最后堡壘之一，更被視作日本東南亞防線的最后屏障。

1945年1月9日，美軍成功在菲律賓呂宋島林加延灣登陸，隨后迅速向馬尼拉推進。此時，日軍內部產生了嚴重分歧：一派主張放棄這座注定不保的城市，集中防守山區要地；另一派，尤其是控制著港口和基地的日本海軍，卻主張死守馬尼拉，誓死不讓這座城市落入盟軍之手。

這種內部的矛盾和猶疑導致了日軍決策上的混亂。以海軍少將巖淵三次為首的海軍陸戰隊拒絕服從撤離馬尼拉的命令；此外，陸軍的3個大隊也拒絕撤出馬尼拉。最終，有14300名日本陸海軍官兵在馬尼拉市內頑抗，在裝備不足、士兵訓練不充分的情況下，這支由戰艦沉沒后幸存的水兵、從當地征召的日本平民以及其他雜牌部隊拼湊而成的防守部隊，必然無法與裝備精良、士氣高昂的盟軍抗衡。

刀火之城

馬尼拉大屠殺的血腥記憶

1945年2月，馬尼拉戰役爆發，面對步步逼近的盟軍，困守城中的日軍已是窮途末路，他們在絕望中變得瘋狂，認為城中那70萬來不及撤出的菲律賓平民都是“親美”的敵人、都可能是潛伏的游擊隊員，于是開始精心策劃屠殺行動，企圖用恐怖來壓制這座城市。

日軍何以迅速陷入瘋狂？

57歲的胡安·何塞·P·羅查親眼目睹了11位親人被日本人殺害，他說 ：

“這完全是仇恨和野蠻。你無法解釋。”

有證據表明，日軍系統地實施了一項恐怖政策。一份在審判山下奉文中作為證據被提交給法庭的日本海軍陸戰隊文件中寫道：“當菲律賓人被殺時，必須將他們聚集到一個地方，并考慮到彈藥和人力不能過度使用而進行處理。因為處理尸體是一項麻煩的任務，所以應該將他們聚集到計劃被焚燒或拆除的房屋中。”另一份被盟軍獲得的文件則記錄下了一個日軍上校對他部下說的話：“射殺游擊隊員。殺死所有反對天皇的人，包括婦女和兒童。”

從1945年初開始，日軍在馬尼拉的各個地點有計劃地展開屠殺行動，目標是菲律賓平民。這些屠殺并非隨機，而是有步驟地實施。從1月到2月17日，馬尼拉的菲律賓總醫院 （Philippine General Hospital） 被炮火無情摧毀，成百上千的患者和在此尋求庇護的平民死于炮火。在這 段時間里，日軍將平民集中于各處建筑中，無論是醫院還是教堂，都成了屠殺和轟炸的目標。一份日軍命令中寫道：

“戰場上除了日本軍人、日本平民和特殊建設單位外，所有人都將被處死（或摧毀）。”

菲律賓平民維基·基里諾在和家人跑向其祖母家以躲避盟軍攻城的炮火時，一處日本機槍陣地向他們開了火，他的母親和姐姐被如雨點的子彈射 殺，2歲的妹妹在母親的保護下躲過一劫，但很快，一名日本士兵走過來，把他的妹妹拋向空中，用刺刀殺害。

2月3日，在唐多區 （Tondo） 的達伊-帕克木材場 （Dy-Pac Lumberyard） ，日軍殺害了男女老少共計116名馬尼拉平民；在埃爾米塔 （Ermita） 和蒙廷盧帕 （Muntinlupa） 的舊比立必監獄 （Old Bilibid Prison） 和新比立必監獄 （New Bilibid Prison） 內，成百上千的囚犯在沒有任何審判甚至沒有罪名的情況下被無情屠殺。

一名日本士兵在1945年2月的日記中，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了大屠殺的殘忍：

“我所有的日子都花在征服土著和敵兵上。我已經殺了超過100人”

“現在我成了一個殘忍的殺手，我的刺刀總是沾滿鮮血。”

2月9日，日軍的屠殺之手伸向圣保羅學院。在馬尼拉戰役打響之初，日軍就有計劃地將菲律賓民眾送往圣保羅學院，美其名曰“保護”，然而在這一過程中，菲律賓民眾先是遭到一輪劫掠，所有的貴重物品都被沒收；隨后，每100人被關在一間狹小的屋子內，據幸存者卡宴 （Cayenne） 回憶，正當大家又累又渴的時候，突然有人從外面將手榴彈和炸藥扔到屋頂上，將屋頂炸塌，大家立即四散向外逃命，但是在外面等待他們的是日軍的機關槍，卡宴和他的女兒目睹了一名日軍士兵從一位母親懷里奪走一名男嬰，將其像踢足球一樣踢給另一名日軍士兵，后者立即用刺刀將男嬰刺死，在母親恐懼的尖叫聲中，日軍士兵竟大笑起來。卡宴回憶說，這對日軍而言仿佛是一個游戲、一個笑話。最終，機關槍的子彈如雨點般掃射在人群中，血水浸透了大地，600多名無辜的生命在這一刻如草芥般被收割。

次日下午，日本海軍陸戰隊突襲了紅十字會總部，對逐個房間開槍，刺殺了超過50名平民，其中還包括兩個嬰兒。科拉松·諾布爾 （Corazon Noble） 在戰爭前是一位菲律賓電影明星，她在試圖保護自己10個月大的女兒時，被射中右肘，然后被刺刀刺了9次。盡管諾布爾盡了全力，刺刀還是3次刺穿嬰兒的身體。“他們離開后，我試著把她的腸子放回她的肚子里，”諾布爾說，她的女兒在那天下午去世，“我不知道該怎么辦。”

在圣地亞哥堡，屠殺達到了新高潮。這個城市防御要塞變成了死亡集中營。2月10日至23日，約4000名被羈押的菲律賓人在饑餓與酷刑的折磨下走向死亡。2月10日，日軍在塔夫脫大道 （Taft Avenue） 和帕德雷福拉街 （Padre Faura Street） 對包括菲律賓最高法院法官阿納克萊托·迪亞茲 （Anacleto Diaz） 在內的300多人進行機槍掃射；在帕科 （Paco） ，超過300名平民被屠殺。2月19日至20日，在馬尼拉的麥金利堡 （Fort McKinley） ，大約100名神父、平民被屠殺。每一起事件都是馬尼拉大屠殺這一血腥歷史的一部分，日軍施加的是系統性和全覆蓋的暴行。

在馬尼拉戰役的尾聲中，日軍的暴行達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一位名叫維爾吉尼奧·蘇亞雷斯（Virginio Suarez）的幸存者回憶稱，日軍將一所房子改造成了“恐怖之家”，他們在二樓的地板上打了一個洞，然后不分老幼，給所有青少年到老年男性蒙上眼睛，全部帶進屋內，并強迫他們跪下。緊接著，一名日本海軍陸戰隊員冷酷地用劍逐一割斷每個男人的喉嚨，然后將尸體無情地從洞中踢下去。這種屠殺導致200人喪生，僅有9人生還。這些幸存者目睹了一具具尸體跌入洞中，高高疊在一起。，幸存者維爾吉尼奧·蘇亞雷斯回憶道：“我用手摸向地面，能感覺到幾英寸深的血。”

馬尼拉王城區（Intramuros）的慘劇更令人發指。為了逃避戰火，難民們常常聚集在一些富裕市民的大院子里，這些混凝土住宅可以擋住一些飛濺的彈片，花園還可以充當防火帶。然而，這也為日軍提供了方便的目標，日軍包圍了這些房屋，放火焚燒，并射殺任何試圖逃跑的人。“日本人想確保每個人都死去”，一位幸存者證實道。日軍在這片古老的城墻內外，展開了系統性的屠殺。婦女在逃亡中被追趕，無助的兒童被殘殺，2000多名男性菲律賓平民倒在了日軍的槍口下，50多名女性遭受了慘無人道的暴行。

戰斗結束后，馬尼拉的面貌已徹底改變，在日軍屠殺的刀火之下，變成人間煉獄。在當時共有70萬居民的馬尼拉，約有10萬名平民在這場大屠殺中喪生，更多的幸存者在痛苦的回憶和失去親人的悲傷中艱難度日。馬尼拉大屠殺，是日軍絕望中的瘋狂，是一場對人類尊嚴的極端踐踏。在日軍的策劃中，這是一場系統性的恐怖行動，是一場試圖用殺戮和暴行摧毀一個民族心靈的血腥屠殺。

罪行與記憶

日本與菲律賓對馬尼拉暴行的反應

馬尼拉戰役期間，盟軍當局對日軍的滔天罪行已有了解。作為西南太平洋地區的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命令收集證據，編寫了《馬尼拉毀滅與日軍暴行報告》，并于1945年3月提交給美國陸軍部。然而，日本國內卻對這些暴行幾乎一無所知。日本政府長期以來對這些歷史罪行諱莫如深，甚至在戰后仍試圖掩蓋真相。1945年8月30日，麥克阿瑟抵達日本，作為盟軍駐日統帥，執行對日占領任務。

為了揭露真相并讓日本民眾了解自己國家的罪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向日本當局提交了關于馬尼拉戰役暴行的報告，并要求在日本全國廣泛傳播，迫使日本媒體于1945年9月15日首次報道了日軍在馬尼拉的罪行。對于長期生活在信息封閉中的日本人來說，這些揭露日軍暴行的報道令他們震驚。

然而，盡管有了這些報道，日本公眾仍對日軍的戰爭罪行缺乏反省。一些日本人不僅沒有深刻反思本國在戰爭中的罪行，反而將真相視為盟軍的宣傳策略。戰后，日本民眾往往把自己看作戰爭的受害者，這種以自我中心的受害者意識阻礙了對自身滔天罪行的反省，成為日本“明知故犯、不知悔改”的典型表現。

在這種背景下，馬尼拉大屠殺的幸存者和因此失去親人的人們發現，菲日兩國在戰后的“友好”交往中，令人憤慨地無視了他們的痛苦經歷。直到1995年，馬尼拉戰役50周年紀念活動才成為喚醒這段歷史記憶的轉折點。大屠殺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屬成立的“紀念馬尼拉1945基金會”在馬尼拉王城區的圣伊莎貝爾廣場揭幕了一座紀念碑，銘記在戰役中喪生的十萬無辜生命。紀念活動期間，日方的沉默再次彰顯了他們對戰爭罪行的漠視與回避。直至2006年，日本駐菲律賓大使才首次出席馬尼拉大屠殺的紀念活動，并發表了輕飄飄的象征性道歉。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否認罪責就意味著重犯。 ” 菲日關系在經濟利益和某些政客外交需要的驅使下開始選擇性遺忘，甚至與日本展開防務合作，菲律賓官方和社會對日軍歷史罪行的忽視，實際上是一種對歷史的 不負責任，也是危險的。 菲律賓應當牢記歷史，在國際關系和國家戰略上做出明智的決策。

參 考文 獻：

Hitoshi Nagai, “Hiroshima and Manila: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of Loss in World War II”， Asian Journal of Peacebuilding Vol. 10 No. 1 (2022), 271-286.

 Randall Hansen , Achim Saupe , Andreas Wirsching und Daqing Yang, Authenticity and Victimhoo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21.

https://www.historynet.com/worldwar2-japanese-massacre-in-mani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