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進程中，各國積累了豐富多樣的文化遺產，它們承載著民族的記憶與智慧，更蘊含著跨越時代的普遍價值與深刻啟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重視文明傳承與創新尤為重要。同時，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不同文明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成為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實現和諧共生的基石。

美國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柯馬丁(Martin Kern)就是被中國文化所吸引，繼而在中國古代詩歌中尋找到共鳴，并探究其發展、演變過程，梳理古代中國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之形成。

近日，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柯馬丁講述了他與中國、與中國文化的邂逅，以及如何通過比較性思考和研究理解文學乃至文化。

20世紀80年代，柯馬丁在德國科隆大學學習漢學和東亞研究。此前，他曾做過4年記者。當他決定開始做研究時，最先選擇的方向便是中國。

在科隆大學學習兩年后，柯馬丁獲得德國政府獎學金，作為留學生到北京大學深造。1987年到1989年在北大學習期間，柯馬丁對中國文學的前期作品產生了更濃厚的興趣。他當年的北大老師、著名古典詩歌學者袁行霈教授如今已年逾八十，仍與柯馬丁保持著聯系。

1992年，柯馬丁完成關于六朝詩歌的碩士論文；4年后又撰寫了關于漢代詩歌的博士論文，并從此踏上專業研究之路。完成博士論文后，柯馬丁前往美國，至今已在美執教二十六載，研究范圍也從西漢文學擴展到戰國、春秋和西周時期，其中文學術文集《表演與闡釋：早期中國詩學研究》即收錄了諸如探討在國家祭祀中使用的政治性詩歌等16篇研究周、秦、漢代詩歌的文章。

柯馬丁感興趣的不僅是詩歌作為藝術或美好事物的一面，還包括詩歌的目的和背景，即早期詩歌的意義、作用及社會背景等。

追溯中國古代文學，柯馬丁認為，早期的中國文本文化是一種綜合性傳統，其中包含著不同的哲學、詩歌、文字和故事傳統。這些傳統相互匯聚，其中不同部分又相互融合。漢朝時期，文本文化具有更高的流動性，書籍多通過對先前資料的整理、編排而成新篇，并賦予每篇及整體作品以篇名或書名。在柯馬丁看來，在早期中國，歷史故事融合了來自不同來源的元素，基本都是合成文本。

比如屈原，作為其近年眾多研究項目之一，柯馬丁發現，所有關于屈原的資料都來源于漢朝。西漢政治家、文學家賈誼作《吊屈原賦》，被視為漢朝最早提到屈原的作品；司馬遷寫《屈原賈生列傳》，被認為最早將屈原描述為詩人；西漢淮南王劉安則被視為最先將《楚辭》與屈原聯系起來的人。

柯馬丁認為，漢代的屈原形象并不僅僅指向一個具體的歷史人物，更非指向所謂“他的”作品的作者，而是一種合成文本的形構，其間銘刻著漢代“文化記憶”充滿變遷的理念。柯馬丁將分布于多種文獻中的屈原故事視作一種“屈原史詩”，認為屈原不是一位詩人，而是一個“文化記憶”的象征。

柯馬丁強調，文化記憶不是歷史研究，重點不在于準確記住過去發生的事情，而在于以一種方式記住過去，并讓其能夠成為當下的基石，能夠回答“我們是誰？”“我們來自哪里？”這些關乎身份認同的問題。

在他看來，屈原是先秦文化、先秦貴族、先秦君臣關系等的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他被視為忠臣、有德之人，后來又被視為愛國者——這是非常現代的觀點。“為什么兩千年來人們總是緬懷屈原，原因就在于他代表了這些特質，而這些特質是中國知識分子身份的核心，更廣泛地說，也是中國文化的核心。這就是我們紀念屈原的原因，他是所有這些美德的象征。”

柯馬丁表示，屈原這一形象也會在其他文化中引起共鳴，主要關乎其所代表的觀念——品德高尚、受過教育、忠于君王又遭受苦難等等。在其他文化中，也有類似的人物、同樣精彩的故事。屈原所代表和象征的內涵，在其他文化中同樣有意義。

從19世紀末起，《離騷》陸續有了德文版等多種歐洲語言譯本。2018年，柯馬丁與柯睿教授(Paul Kroll)、宇文所安教授(Stephen Owen)舉辦專題研討會，并將會上相關論文集結出版；去年，柯馬丁和宇文所安出版了關于屈原和《楚辭》新研究方法的著作，在這一研究領域邁出新步伐。

柯馬丁對早期中國文學的研究一方面基于中國的考古，另一方面基于比較性研究，從對世界文學的理解所形成的視角來看待中國文化。他不只關注中國文學，還接受其他文學傳統的訓練，因此非常重視在人文學領域運用國際性和比較性的研究。他表示，未來關于屈原的進一步研究就會以比較的、國際化的方式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