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圖林根州議會在選舉后的第一次會議上吵得不可開交時，柏林發生了又一場“政壇地震”：在前后兩天的時間里，一眾綠黨高層集體引退，名單很長，并且沒有提前公布，讓外界驚愕。

領頭的是兩位黨魁麗卡達·朗和歐米德·努里普爾。9月下旬，他們共同宣布辭職，同時代表本屆綠黨聯邦主席團宣布，將不會在今年11月于威斯巴登舉行的全國黨代會上參與競選。

綠黨，隨即出現了“權力真空”。

9月25日，德國柏林，綠黨黨魁麗卡達·朗(右)和歐米德·努里普爾宣布辭職。

黨內的爭論焦點

自2022年接管綠黨以來，朗和努里普爾分管內外。2021年聯邦大選，綠黨創下歷史最佳成績，黨魁貝爾伯克和哈貝克雙雙進入政府內閣。在代際更替的需求下，綠黨推出了社會政策派的代表朗和外交政策專家努里普爾的組合。

2015年，年僅19歲的朗就已成為綠黨青年團“綠色青年”的中堅力量。2017年，朗成為“綠色青年”發言人，這份時長為2年的經歷，為她后來順利在綠黨聯邦政治中站穩腳跟做了鋪墊。2022年成為黨魁時，朗年僅28歲。在這個位置上，她的工作重心是用社會政策改善氣候變化、女權及性少數群體的平權運動，以及移民及難民的融入。

努里普爾出生于伊朗首都德黑蘭，13歲跟隨父母來到德國，定居法蘭克福。帶有伊朗裔背景的他，原本就是綠黨所主張的開放移民政策的極佳代言人。因此，進入政治界僅10年后，努里普爾就以前外長約什卡·費舍爾“接班人”的形象進入聯邦議院。他和費舍爾一樣，是“現實主義”陣營的代表，專注于外交、國防和安全政策。一直以來，在有關聯邦國防軍執行海外任務的討論中總可以聽到他的聲音。努里普爾不僅長期積極參與推進德國軍隊在阿富汗和馬里的部署，同時也提出了務實的批評，認為在兩地的國際行動不應該是純粹軍事化的，而應充分關注民用解決方案和結構性發展。

朗和努里普爾都有“綠色青年”的成長背景。“綠色青年”作為綠黨的官方青年組織，是綠黨培養新生代力量的人才儲備庫，但與綠黨并非簡單的上下級關系。“綠色青年”的成員參與綠黨決策，在人事和黨的方向上往往對母黨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在實質立場和策略方針上，兩者間存在經常性的差異。

緊隨朗和努里普爾之后，以斯文婭·阿普恩和卡塔琳娜·施多拉為代表的“綠色青年”領導層也集體辭職。更進一步的是，他們退黨了。阿普恩和施多拉在聲明中表示，青年團與綠黨在很多政治問題上分歧太大，例如聯邦國防軍的特別基金、收緊庇護法以及因煤礦開采疏散呂策拉特，因此她們正在計劃成立一個獨立的青年協會。在給綠黨的一封信中，她們寫道：“我們意識到，我們的政治理念，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戰略上，都越來越不一致。”

綠黨作為一個政黨常常偏重考慮議會工作和妥協，而“綠色青年”卻并不回避發起挑釁。“綠色青年”的定位是年輕的“原教旨主義者”，本次“綠色青年”領導層采用集體退黨這樣決絕的方式，正是因為他們往往比綠黨走得更遠。一段時間以來，由于綠黨在聯合執政中做出許多妥協，“綠色青年”的不滿情緒一直在發酵。而在黨內，也有人對“綠色青年”指指點點。是否采用更激進的行動主義，正是黨內派別的爭論焦點。

1998年10月，約什卡·費舍爾 (中) 陪同德國總理在美國訪問。

“原教旨主義”vs “現實主義”

綠黨內，兩個最大派別已分別有了約定俗成的稱呼：“原教旨主義”(Fundis)和“現實主義”(Realos)。這兩個陣營的分歧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北約在歐洲部署新核武器的設想，成了當時尚且堅定支持和平運動的綠黨分裂的導火索。“原教旨主義”派堅決拒絕并要求立刻撤軍，“現實主義”派則主張采用尋求與其他政黨和政府對話的方式，通過談判實現裁軍。1985年，兩種派系在黑森州的首個紅綠聯盟里實現了第一次交鋒。“現實主義”陣營的代表約什卡·費舍爾當選環境部長，綠黨首次進入州級政府。當時，費舍爾批準延長比布利斯核電站運行時間的決定引起了“原教旨主義”陣營的尖銳批評，被認為是對綠黨原則的破壞。

1998年是綠黨歷史上的一塊里程碑。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任命費舍爾為外交部長，綠黨首次在聯邦政治層面從幕后走到臺前。這一時間段內，綠黨主導推進了退核、引入環保稅等幾個大項目，同時也開始學著與其他政治伙伴合作，做出權衡與妥協。“現實主義”陣營和“原教旨主義”陣營間最大的沖突就爆發在北約向科索沃派駐軍隊的討論中。1999年，在北約授權的框架下，費舍爾力主支持德國聯邦國防軍進入科索沃，這也是二戰以來德國國防軍首次在海外執行戰斗任務。

“原教旨主義”陣營認為，這是對綠黨最初的和平主義綱領的巨大背叛，應該堅決反對任何軍事部署，并稱費舍爾為“綠黨叛徒”。費舍爾在議院發表講話為該決定正名時，被本黨“原教旨主義”陣營扔出的一包顏料擊中頭部，不得不接受治療。隨后，黨內發起了反對動議提案，近千人參與投票，“現實主義”陣營以不大的優勢獲得主導權，導致幾千人退黨。黨內裂痕貫穿了綠黨參與施羅德政府執政的整整七年，影響波及內政外交的方方面面：“現實主義”派在與社民黨和能源公司談判后，推動了到2022年逐步淘汰核能的計劃，而“原教旨主義”派則要求毫不妥協立刻退出。

“術”的不同總是很容易上升到“道”的不同。自從20世紀80年代綠黨進駐聯邦議院開始，分歧就產生了。“原教旨主義”陣營認為，綠黨應當堅守其議會外反對派的“發家”立場。該黨主要是從外部對政治體系施加壓力，因此對議會和政黨政治“過多”的關注持懷疑態度，對組閣和參與執政則強烈抗拒。而“現實主義”陣營則視參與議會政治為通過務實的政治實踐帶來具體變革的機會，并主張深刻融入已有的政治體系。“原教旨主義”派支持延續綠黨早年間定下的“輪換原則”，即議員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內連任以防權力集中;而“現實主義”派則批評這種“草根民主”的做派過于煩瑣低效，因為這往往導致經驗豐富的政治從業者短時間后即被替換，既無法延續經驗，又會提高議會工作的成本。

對有關具體議題立場的爭議背后，是雙方對于綠黨本身定位以及現行議會政治理解的根本性差異。兩個派別之間的沖突常常圍繞著這樣的問題：綠黨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做出務實的妥協來獲得影響力?抑或只應該堅持激進立場、用保持反對的方式來“不忘初心”?由于這樣的根本性差異難以彌合，黨內分裂與兩派間此消彼長的態勢，從來就是綠黨執政背后的陰影。

生死線邊緣的“重啟機會”

2024年，在歐洲議會大選和德國幾個聯邦州選舉中，綠黨的得票率接連遭遇斷崖式下跌，甚至在5%的“生死線”邊緣掙扎。對朗和努里普爾在此危急時刻的“臨陣逃脫”，綠黨現在實際上的“一號人物”羅伯特·哈貝克不僅沒有批評，反而大加褒揚：朗和努里普爾“給了我們(綠黨)一個重啟的機會”，并特別補充“我不會忘記”。據黨內消息人士稱，現在被綠黨寄予希望的哈貝克在幕后推動了人事重組，以便用全新的姿態和無后顧之憂的團隊參選總理。

2021年春天，距離聯邦大選僅四五個月，綠黨推出了黨內的首位女性聯邦總理候選人：不到40歲的安娜列娜·貝爾伯克。是年，此前從未有過任何從政經驗、只是在黨內活動的貝爾伯克，如同空降，支持率一度遙遙領先，被媒體視作明日之星。但很快，貝爾伯克的一舉一動被放到了最嚴苛的監督下，而她沒有經受住考驗。無論是她為了競選而推出的著作《現在，如何煥新我們的國家》所面臨的代寫以及抄襲指控，還是她關于在聯邦議院所獲收入的錯誤上報，都嚴重影響了其可信度。大選結束后，位列第三的綠黨一度在組閣談判時近乎“雪藏”了貝爾伯克，之后才為她爭取到外交部長這個重要的位置。但在這個角色里，她也犯了不少低級錯誤，有些甚至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在這種情況下，黨內不得不考慮“再平衡”。

哈貝克和貝爾伯克曾是一對雙子星。2021年大選的綠黨總理候選人提名就在這兩人中產生，官宣貝爾伯克后，哈貝克立刻表示贊成。盡管對外統一口徑是“最可信賴和最親密的隊友”，但兩人成長軌跡和風格的鮮明差異仍可自絲絲縷縷中浮現。哈貝克更務實，更偏向“現實主義”陣營，而貝爾伯克則更注重價值觀，更偏向“原教旨主義”陣營。兩人曾一起任綠黨雙黨魁，之后交棒給朗和努里普爾。大選結束后，兩人又一起進入聯邦政府，分別占據了兩個核心位置：哈貝克是副總理兼經濟和氣候部長，貝爾伯克是外交部長。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后，能源危機緊隨而來，國家大事樁樁件件都“落在兩人分內”。照理說，這是大展身手的時機給兩人送上門來了。誰知他們參與執政到第三個年頭，綠黨的支持率在三個執政黨里掉得最狠。兩人從風頭蓋過包括總理在內的其他所有內閣成員到被逼“內卷”，通過使自己顯得比對方更有“個性”的方式來爭奪下一屆聯邦總理首席候選人的提名。

2024年7月，貝爾伯克在出訪華盛頓時表明退出總理首席候選人的角逐，理由是“為了更好地專注于外交事業”。除了她上一次競選時暴露出的脆弱以外，哈貝克更高的知名度和政治手腕也是決定性因素。通過貝爾伯克的辭選，黨內完成了權力重心的轉移。盡管尚未官宣，但黨內已經開始為哈貝克造勢了。現任黨領導層的解散，更為哈貝克放開手搭建自己的團隊掃清了障礙。

選戰的大幕已被扯下

距離下一次聯邦大選還有11個月。按照時間線，在兩個月之后的綠黨聯邦黨代會上，總理候選人就應該浮出水面了。綠黨還想有所作為的話，已經刻不容緩，因為之后的所有精力，都需要用來圍繞候選人布局。

在宣布辭職決定時，努里普爾也提到了“重啟”：“是時候把黨的命運交給新的人手了，我們需要新的面孔來把綠黨帶出危機。”他同時表示，希望新的人事架構成為綠黨戰術調整的基石。“應該做點什么了”“我們正在遭遇綠黨的最大危機”……不止一個地方的綠黨領導集體，意識到了需要調整。

在這樣的背景下，關于哈貝克新團隊人選的猜測就有了不一樣的意義：根據黨章，雙黨魁必須由一男一女擔任。很被看好的有哈貝克十分信任的弗朗齊絲卡·布蘭特納，能兼顧黨內所有派別，也被視為務實派。不過，她在黨內上位的代價是辭去現任的國務秘書一職。這來源于綠黨的一份規定：不得同時兼任黨內與政府職務。但假如布蘭特納為了黨內職務而請辭公職，對于已危機重重的聯邦政府而言又意味著什么呢?

與此同時，其他人選還包括哈貝克從地方時期帶過來的親信康斯坦丁·馮·諾茨和揚·阿爾布萊希特。一系列人事布局表明，綠黨顯然希望加強自己在經濟和社會政策方面的形象，也不乏拉攏青年一代的考量，比如副手等重要人選中，靠前的有1992年出生的警官揚·武爾夫和1993年出生、由“綠色青年”進入綠黨的蒂姆·阿赫特梅耶。

繼綠黨聯邦主席團全體給新人“騰地兒”和“綠色青年”高層“出走”后，幾個地方綠黨主席團也跟進了。

哈貝克下手很快。這次綠黨高層出現的“權力真空”以及即將到來的大換血，是一個明確的信號。但光有新的人員還不夠，歸根結底，“內容”才是最重要的。除了要處理黨內在移民等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外，綠黨更需要在經濟和安全問題上提出能引起多數人共鳴的設想。然而迄今為止，人們看見的卻只有通過抱怨他人(執政伙伴、選擇黨、俄羅斯等)來淡化政治失敗。這已經被證實是行不通的。“(好像)錯的都是其他人，而我們只是在為目標努力。我不禁自問：你們能想到的就只有這些了嗎?……難道不該問問，綠黨的執政策略究竟是成功模式還是災難模式?”在黨內通信中，一位已有24年執政經驗的市長也指出，綠黨的自我反思和接受批評的能力過于不足。假如缺乏這些，即便有了新的領導層，也將繼續其前任的老路。

細細觀之，這不是建制內黨的第一次震動。同樣是在9月下旬，聯盟黨推出了該黨聯邦總理首席候選人。一開始，聯盟黨公布了兩位人選：基民盟黨魁梅爾茨和上一次就角逐過總理首席候選人的拜仁州現任州長索德爾。兩小時后，聯盟黨重新官宣梅爾茨為唯一總理候選人。除了“表示支持”這一句場面話之外，索德爾再未置一言。

而綠黨的這場“地震”，一時不會平息。代表總理的政府發言人對朗和努里普爾的辭職表示惋惜，接著又說了一句“有時，換換黨的領導層也屬于民主程序”，似意有所指。

對聯邦政府以及參與組閣的另外兩黨來說，這樣的“地震”又會帶來什么呢?自民黨黨魁、聯邦政府財長林德納憂心忡忡地形容眼下是一個“決定之秋”。在野黨基民盟的總秘書長林內曼則直截了當：“綠黨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政策。綠黨在移民政策上的封鎖立場和哈貝克在經濟事務部的意識形態微觀管理，正在損害我們的國家。”在“地震”當天，梅爾茨和索德爾都接受了采訪，大談“為什么綠黨對德國不利”。這是否暗示著聯盟黨提前一年就想排除“黑綠聯盟”(聯盟黨)的選項呢?那么，剩下的選項還有哪些呢?

德國聯邦層面的選戰，實際上已經提前開始了。各黨早已摩拳擦掌，但考慮到踩政治游戲的時間點，沒有放到臺面上來。在這個多事之秋，受到最多“懲罰”的綠黨卻有些著急，搶先扯下了舞臺上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