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天還沒亮，金燦的手機就震動了一下。她打開一看，那是一張以她照片為基礎的深度偽造（Deepfake）色情圖片。她還沒反應過來這是怎么回事，對方通過社交平臺Telegram發來一條消息：“你好，這很有趣吧？”

金燦震驚不已，手顫抖不止。她努力握緊手機，而手機不斷震動，一張又一張不堪入目的色情圖片和數條視頻傳過來。“快回復，回復我，我就告訴你我是誰。”

躺在床上的她，感覺自己墜入無底深淵。

“為什么受害者是我？”

那是2021年的夏天，28歲的金燦正準備去美國留學。突然而至的手機信息，將她的生活全部打亂。

在被恐怖的信息轟炸近兩個小時后，金燦顫抖著在網上輸入“Telegram”“合成照片”等關鍵詞。她發現，很多韓國女性已經遭遇過類似的情形。

金燦向搜索到的數字性犯罪受害者支持中心撥去電話，對方告訴她，如果施害者還在持續發送信息，建議撥打112報警。警方接線員則告訴她：“收集盡可能多的證據，并去最近的警察局報案。”

金燦坐立難安。母親開上車，陪她一起前往首爾西大門警察局。

“報警？就算你報警，也抓不到我！”手機里，又收到一條消息，就好像施害者在監看著這一切。坐在副駕駛座上，金燦四處摸索，尋找是否有隱藏的攝像頭。“我感覺自己被套在了絞索上，無法逃脫。”

“你跟誰有仇嗎？”接待的警員詢問金燦，她搖了搖頭。在警察局登記完信息，手機里的信息又來了。走出警察局，金燦感覺胸悶氣喘。她知道，這不僅僅是因為當天首爾的氣溫超過30度。

回到家中，金燦仔細回憶。對方所使用的照片，是她在社交媒體KakaoTalk上的兩年前就已經換掉的舊頭像。這可能意味著，施害者“在自己的通訊錄里已經超過兩年”。

一個月后，西大門警察局打來電話，要求金燦提供更詳細的陳述。這一次，父親陪同她一起去了警察局。他們詢問警員，這一個月有什么進展，對方沒有回答，而是問了金燦幾個問題。

“你知道合成圖片的照片來源嗎？”金燦回答說不知道，那只是社交媒體上的頭像。“還有其他線索可以識別施害者身份嗎？”金燦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對方的昵稱是“Kim T”。“你能提供的線索只有這么多了嗎？”金燦點了點頭。

金燦本希望警方能夠找到更多線索，查明施害人的身份。但她發現，一個月以來，他們什么也沒做。警方還重申了她原本聽過很多遍的說法：“涉及Telegram的調查很困難。”

Telegram是一款跨平臺的即時通信軟件，支持用戶相互交換加密與自毀消息，發送照片、影片等所有類型文件。該程序具有強大的隱私保護功能，可以防止任何人（包括執法機構）訪問存儲在服務器上或通過網絡傳輸的加密數據以及用戶信息。

2021年8月底，金燦回到美國繼續讀書。因為難以擺脫焦慮和恐懼，金燦被確診為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在當地接受治療。

同年12月，警方向金燦父母家發出“因缺乏線索，暫停調查”的通知。金燦早就預料到這樣的結果，但真正接到通知的那一刻，她還是感到既絕望又生氣。“如果連警察都無法處理，那我又該向誰求助？”

最開始的那一段時間，金燦還常常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這個人（受害者）是我？”她換掉用了15年的手機號，縮小了社交圈，強迫自己忘掉所遭遇的這一切。后來，她甚至刪除了證據照片和她用來向警方發送信息的電子郵件賬戶。“我不想在互聯網上留下任何關于我的合成照片的痕跡。”她以為這樣，世界就可以安靜了。

2022年6月，金燦返回首爾。在一家咖啡館，她見到了首爾大學另一位女性校友，得知3名首爾大學校友也遇到了類似的“麻煩”。

金燦試圖忘記的一幕幕又出現在腦海里，她們的臉部被疊加到沒穿衣服的女人身上、尷尬的笑容、看起來像是被輪奸的混亂場景……通過比對照片的形式以及對方說話的語氣，她們推測：這可能是同一人所為，而且極有可能是她們共同認識的人。

包括金燦在內，4名受害者決定繼續向警察局報案。她們分頭行動，向西大門警察局、江南警察局、世宗警察局、冠岳警察局報案。她們以為，受害者人數已經達到4個人，警察局也許可以發起聯合調查，但那依舊沒有發生。

從“N號房”到“熟人羞辱房”

2022年的夏天依舊燥熱，完成了一整天的工作之后，元恩地照例打開了郵箱，一封舉報郵件讓她一整晚不能入睡。

郵件的內容，正是金燦等4名女性遭遇網絡性侵害的資料。看完郵件，元恩地渾身冰冷，“那種既憤怒又崩潰的情緒再次襲來”。

2020年，韓國爆發“N號房”事件，一時嘩然。但很少有人知道，最初發現“N號房”并最終推動“N號房”曝光的，是兩個當時還在讀大學的女生。元恩地，就是兩人中的一位。當時，她化名為“火”，和化名“丹”的樸智賢，共同組成“火花追蹤團”，每天在“N號房”臥底5個小時，為警方收集了關鍵的證據和罪犯信息。

2021年，韓國“N號房”主犯趙某（中）獲刑42年。

在這個過程中，元恩地已經注意到深度偽造技術被濫用的風險。她發現，相較于“N號房”事件，深度偽造數字性犯罪似乎更加可怕。在“N號房”事件中，施害者有一個虐待和恐嚇的過程，他們給受害者拍照或者錄像，存在身體暴力行為。但在深度偽造性犯罪中，物理界限消失了，那些受害者往往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時候，以及如何成為的受害者。

“就連日常生活，都可能成為別人的犯罪目標。”元恩地表示。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信息學院副院長兼網絡安全中心顧問法里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深度偽造本身就具有潛在的危險性，部分原因在于它們為所謂的‘騙子紅利’鋪平了道路。在這個一切都可以偽造的世界里，沒有什么一定是真實的。任何東西都可以造假：新聞報道、圖片、音頻、視頻……”

但在當時，很少有人對這種數字性犯罪加以重視。元恩地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2020年當她作為“N號房”事件證人發言時，在場一些人甚至不理解她說出的“深度偽造”和“數字性犯罪”的概念。同年，韓國通信委員會發起了一項數字性犯罪認知的調查，29％的成年人和5.7％的未成年人表示他們遇到過數字性犯罪，但在這些人中，認為數字性犯罪根本不是問題的成年人占9％，未成年人占16％。

在討論修訂關于《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的會議上，甚至有國會議員將深度偽造他人影像，形容為自己在日記中的私密想象，并公開質問，如果連想象都處罰，我們男人還能做什么？元恩地深感無奈：“這就是當時某些國會議員的可憐認知。”

當“N號房”事件的影響越來越大，韓國政府也作出了一些應對。時任韓國總統文在寅要求韓國警方和檢察機關要徹底調查此案，不僅要嚴懲直接參與犯罪的人，還要追究所有間接參與或幫助傳播的人。韓國國會也通過了《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修正案，規定對制作或散布深度偽造色情影片的犯罪者，處以最高5年監禁或5000萬韓元罰金。而以營利為目的的，最高可判處7年監禁。

不過，元恩地發現，在現實中，因為修正案中明確規定了“傳播目的”。如果找不到傳播照片和視頻的證據，單靠“簡單制作”很難受到懲罰。此外，要起訴僅僅進入此類聊天室觀看的用戶，更是一項挑戰，因為很難收集到足夠的證據。

不僅如此，后來選擇進入政壇的樸智賢，在擔任韓國民主黨緊急對策委員會共同委員長時還注意到，施害者常常利用“初犯”和“悔罪”兩種工具來減輕刑罰。就連在“N號房”事件378名被判有罪的參與者中，也只有12.4％被判入獄，緩刑率高達69.1％。

到了2022年，以男性選民為基本盤的尹錫悅就任總統后，打擊性犯罪的執法變得更加不再緊迫。當“N號房”事件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在網絡上，基于深度偽造技術的“熟人凌辱房”成為新的邪惡溫床。

使用Telegram聊天室程序生成深度偽造資料，提交最少一張清晰的面部照片，最快5秒，就能生成合成照片，費用約為2650韓元（約合2美元），不到一杯咖啡的價錢。不到25分鐘，就能獲得一條60秒的影片，費用約為13260韓元（約合10美元）。

使用該軟件的主題功能，用戶還能看到一個菜單，可以找到“教師房”“護士房”“妹妹房”等不同類別的聊天室。在這些特殊的“羞辱房”中，一些用戶被要求，除了提供合成照片或者視頻外，還要共享這些女性的姓名、年齡、出生日期、個人信息，甚至居住地。

元恩地發現，聊天室成員上傳熟人的深度偽造影像，甚至就是他們自己的同學、妹妹、妻子……她感到難以置信，那是一種自己所知的世界正在崩塌的感覺。

當2022年夏天接到舉報郵件的那一刻，元恩地知道，“首爾大學女生”成為新的“羞辱房”主角。

追捕“真兇”

施害者的作案路徑，逐步清晰。首先，受害女性都是大約十年前就讀于首爾大學的女校友。此外，她們被拿去制作深度偽造色情影像的照片，都來自KakaoTalk里的個人資料。

掌握這兩點線索后，金燦和其他受害者開始重點留意大學時期的男性同學、學長或者學弟，但她們發現，鎖定施害者依然困難重重。她們的通訊錄里有不止一位共同的“首爾大學KakaoTalk好友”。不僅如此，施害者的人數也很難確定。

那段時間，金燦感到極為痛苦，她不得不懷疑每一個人，從很久沒有聯系過的人，到最近兩年才接觸的人。

不斷的比對沒有進展，調查一次又一次中斷。就在這時，一位受害女性的學長在Telegram上收到匿名男性的聯絡，并發來包含多位首爾大學校友的深度偽造合成圖像，邀請“一起羞辱她們”。對方還發來了多個聊天室鏈接。

元恩地接收到受害人轉發過來的信息，決定偽裝成學長的朋友，臥底到聊天室中。她虛擬了一個30多歲、有著首爾大學畢業的美麗妻子、喜歡觀看網絡色情影像的男性身份，向“Kim T”發去了消息。在聊天過程中，對方十分謹慎，起初甚至時不時威脅。

“如果你玩我，我會追你到地獄的盡頭，然后殺了你。”

為了取得“Kim T”信任，元恩地每天晚上11點上線。在交流中，“Kim T”對元恩地虛擬的“首爾大學美麗妻子”十分感興趣。他不斷向其詢問“首爾大學美麗妻子”的職業、興趣、公司以及常去的咖啡廳，以此來幻想和編造各種色情故事。

過去臥底“N號房”時，元恩地創建了一些對方點進去就能獲得定位信息的鏈接，但這一次，對方非常謹慎，始終避免提及自己的身份，也完全不會去點擊任何鏈接。

為了抓到施害者，金燦也開始尋找不同的出路。“我研究了性犯罪受害者可以采取的支持措施，并給所有可能的地方打電話。就這樣，我聯系到了韓國性暴力危機中心的趙允熙律師。”她們一起向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和首爾高等檢察廳提出上訴，但都遭到駁回。

2023年12月，首爾地方警察廳重啟調查，并建議元恩地保持與施害者的聯系，因為如果不能鎖定嫌疑人，警方沒有辦法進行實地搜查。在一次次令人厭惡、不愉快的談話中，元恩地和受害者們感覺到，這可能是抓獲施害者的唯一途徑。

“進行這些對話讓人筋疲力盡。有好多次，我必須走進風景不錯的咖啡館，打開筆記本，發幾句話。看著美麗的風景，又發幾句話，再抬頭看窗外。”元恩地時常抑制不住內心的惡心。

直到今年春天，“Kim T”向元恩地詢問，是否可以給他看一張“美麗妻子”的內衣照，當元恩地發過去一張照片后，對方進一步提出：“可以把內衣送給我嗎？”

元恩地意識到，將嫌疑人從線上引到線下的機會來了。這時警方也告訴她，如果能夠借此機會逮捕嫌疑人，那么接下來的檢舉、搜查也都有了契機。

元恩地答應了嫌疑人的要求。考慮到“羞辱房”針對的就是首爾大學的女校友，她還提議，不如就在首爾大學地鐵站附近的一棟大樓里進行交接。今年4月3日，當一名身著黑衣的男子取走裝有女性內衣的紙袋時，被警方包圍并逮捕。

元恩地給對方發去消息：“拿到了（內衣）嗎？”但再也沒有收到回復。

看到嫌疑人被捕消息的那一刻，元恩地突然感到一陣無所適從。“我很難相信，如此謹慎的犯罪嫌疑人，僅僅因為一件內衣，而不是尖端技術，就被抓到了。”

根據警方的初步統計，自2021年7月至2024年4月的34個月時間，主犯樸某（40歲）和其他4名施害者，利用深度偽造技術換臉合成色情照片和視頻，在社交媒體Telegram上建立了近200個深度偽造聊天室，參與制作、傳播超過1800份非法照片和視頻。受害者多達61人，其中包括金燦在內的12名首爾大學校友。

當深度偽造技術不再是門檻時，如何約束和打擊數字性犯罪成為了人們要面對的難題。

“那個人真的是真兇嗎？”

“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人，性格似乎并不奇怪。”直到樸某真正被逮捕，金燦才想起來這人到底是誰。這位學長也曾是首爾大學的學生，要比她們大10級左右。但他們的交集僅限于此，沒有一起上過課，也沒有一起吃過飯。

金燦怎么也想不明白，他為什么這么做。經過了幾天的沉默后，金燦詢問元恩地：“那個人真的是真兇嗎？”

6月3日，是樸某第一次出席庭審的日子。元恩地一直在等待這一天的到來。讓她沒想到的是，庭審過程中，對方一直哭泣、抖動著肩膀，當檢方宣讀起訴書時，他痛苦地捂著臉。

“我已經注意到他在Telegram上講話時非常謹慎，不想被抓住，但我不知道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Kim T’會在人們面前如此顫抖。這讓我覺得，那個躲在聊天室和匿名賬號后，囂張又大膽的罪犯似乎死在了Telegram上。”元恩地說。

在現場，樸某承認了大部分的罪行。在最后的聲明中，他表示，自己從未真正試圖憎恨受害者、羞辱受害者。“我想向受害者道歉。”

直到在離開庭審席時，樸某嘴里還一直嘟囔著對不起。這讓元恩地感到困惑：“現場并沒有受害人出席，我不知道他在向誰道歉。”

“首爾大學N號房”事件曝光后，韓國越來越多基于深度偽造技術的色情聊天室被曝出。初步調查顯示，這些聊天室中人數最多的，高達22萬名成員。而受害者中，80％為女性，包括大學生、教師、軍人等，甚至有不少初高中生等未成年人。

基于深度偽造技術的性犯罪事件，也被稱為“N號房2.0版”。感到危險無處不在的韓國女性，在全球各大社交媒體上求助。數十個女性權利組織則從8月開始舉行不同規模的抗議集會，要求韓國政府嚴厲打擊此類犯罪。

這幾個月以來，在韓國女性中，恐懼不斷蔓延。海美是居住在慶尚北道魚尾市的一位母親，她最近刪除了自己在社交媒體上的所有照片，并讓讀初中的女兒再也不要發布任何照片。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每個學校都在滋生深度偽造聊天室，我們已經喪失了正常生活的權利。”

在海美撤掉了社交媒體上自己和女兒的照片后，她發現越來越多家長也選擇同樣的做法。8月末，一份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深度偽造受害者地圖上，受影響的學校多達600所，遍布全韓國。

首爾市教育廳廳長鄭晉權曾是一所中學的校長。他注意到，曾任職的中學已經在討論是否不再把學生照片放入學校年刊的問題，甚至一些老師已經明確拒絕將自己的照片放入學校年刊，而是用畫像代替。

元恩地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這就是韓國的現狀，女性明明沒有犯錯，但不得不承擔這一切。

本輪深度偽造網絡性犯罪大規模被曝出之際，總統尹錫悅要求當局采取更多措施，“根除”該國的數字性犯罪。10月10日，韓國國會修改了法律，將觀看或持有深度偽造色情內容定為非法。

根據新的《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修正案，持有、購入、保存或收看深度偽造色情影片的犯罪者，原本最高5年監禁上調至7年。以營利為目的，從最高7年監禁，修改為最低3年至無期徒刑。

但元恩地注意到，實際判決中，施害者總有辦法爭取到從輕處理。8月28日，“首爾大學N號房”另一位同犯樸某（28歲），被指控從2020年7月至今年4月制作約400個虛假視頻并傳播約1700個虛假視頻，判處5年徒刑。

判決公布后，部分受害者的代理律師金敏兒感到不滿：“這比檢方建議的10年有期徒刑要低5年。”在金敏兒和元恩地看來，“只有更嚴厲處罰，才能根除犯罪”。

“他們總是以為自己不會被抓住，就算抓住也會想方設法減少罪刑。”目前，元恩地和金燦等受害人正在發起請愿。“如果罪犯不能被繩之以法，他們很可能還在某些地方過著雙重生活，犯下類似的罪行。盡管罪犯在法律面前，用各種說辭表達悔罪之意，但其背后的用意仍然是淡化罪行。”元恩地在請愿書中寫道。

她還指出，鑒于韓國深度偽造數字性犯罪的嚴重情況，且該案的審判結果可能會影響未來此類案件的裁決，懇請對犯罪者進行更嚴厲的處罰。針對主犯樸某的量刑，預計在本月30日公布。

人權觀察組織婦女權利副主任希瑟·巴爾曾在韓國采訪了一些遭受數字性犯罪的女性。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這些受害人長期承受著壓力，出現焦慮、飲食失調等癥狀，許多人不得不更改了姓名和地址。她采訪的一位受害人甚至做了整容手術，并表示“如果我無法刪除視頻，那我就去‘刪除’自己”。

3年過去了，金燦仍然需要接受心理治療。她說，每當和男性交流就會很有壓力，因為她擔心“看起來正常的人，也會在背地里干那種事”。每次使用智能手機，也會勾起她對那些影像的噩夢般的記憶。

盡管韓國政府數次對相關法令進行修改，但希瑟·巴爾認為，“韓國政府的回應遠遠不夠”。韓國的性別平等狀況堪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韓國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管理層中的女性比重僅為16.3％，在36個調查對象成員國中排名倒數第二。

“韓國的法官、檢察官、警察和立法者，絕大多數都是男性，當這些關鍵職位都被男性所掌控時，針對女性的數字性犯罪不可能引起足夠的重視。”但希瑟·巴爾也注意到韓國女性的行動，并認為這是積極的信號。

談到為什么堅持反抗性剝削時，元恩地表示，當女性長期處于這樣的環境中，憤怒是一種本能。“也許我們有生之年都不會看到性犯罪在韓國被徹底根除，但女性不能放棄吶喊與反抗。”

（因受訪者要求，文中金燦、海美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