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本中的詩人白居易如何走出“江州”的？

作為唐代最有影響力的詩人之一，白居易享高壽75歲，傳世詩歌近4000首，在唐代詩人里居首。

今年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誕辰1250周年。他的一生充滿傳奇。唐憲宗元和十年（815年），43歲的白居易由于政敵構陷，被貶官到江州做了司馬，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挫折。

面對“哀猿瘴霧宿匡廬”的江州風土，白居易如何紓解了“晚落風波委世途”的困頓心境，并且完成了思想、詩歌創作的一次轉捩？

白居易為紀念在洛陽香山的“九老會”，曾請畫師繪下當時聚會情景。后世畫家常作《香山九老圖》，以表達對詩人風雅的思慕。

被貶江州

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置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跡，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

白居易之所以被貶江州（今江西九江），是因為做諫官時得罪了利益集團，《舊唐書》如上所記甚詳。

安史之亂后，藩鎮“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新唐書》）朝廷的權威大打折扣，割據之勢愈演愈烈。元和十年，武元衡拜相之后，主張強勢對抗藩鎮，被平盧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派刺客暗殺。這件事簡直是朝廷的奇恥大辱，白居易第一個上書為武元衡伸冤，要求調查真相嚴懲真兇。結果捅了馬蜂窩。

先是宰相韋貫之拒諫，理由是白居易擔任的左贊善大夫是太子屬官，不是諫官，白居易諫言屬于越權行事。緊接著，白居易當諫官時得罪的一眾宵小見縫下蛆，造謠說他一貫放浪無行——他母親因為看花掉井墜亡，白居易卻寫了《賞花》《新井》兩首詩，“甚傷名教”。韋貫之一看正中下懷，請旨貶白居易到江東地區做刺史。任命剛下，中書舍人王涯又捅了一刀——白居易越權行事證明他“不宜治郡”，不能勝任地方長官。圣旨說改就改，白居易成了江州司馬。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現今流傳的白居易詩集中，并無《賞花》《新井》為題的詩。按學者莫礪鋒考證，白居易母親于元和六年去世，白居易當年所作詩歌中，并沒有吟詠相關事物的。儒學正統出身的白居易，不至于做出如此出格的事。歸根結底，白居易在擔任左拾遺期間，勇于任事，頻頻彈劾官員和宦官的不法之舉，所作詩歌言辭冷峻，或嘲諷時局或抨擊權貴，得罪小人難免引火燒身。

白居易小時候被譽為神童，“十歲能解書，十五能屬文”，29歲中進士，“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此后六七年間“三登科第”，從盩厔（今陜西周至）縣尉到左拾遺，仕途順風順水。科場之外，16歲時就憑“離離原上草”名動京城，后作《秦中吟》《新樂府》《長恨歌》……文名廣布天下。半生順遂的白居易，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之后，發出了“始得名于文章，終得罪于文章”的慨嘆。

白居易懷著苦悶的心情，輾轉數月到江州上任。這種苦悶在《題四皓廟》表露無遺：“臥逃秦亂起安劉，舒卷如云得自由。若有精靈應笑我，不成一事謫江州。”

貶官這件事是心頭的一根刺，時不時地會扎一下。“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為郡吏。逢時棄置從不才，未老衰羸為何事。”（《謫居》）以致他在第二年所作的《琵琶行》中仍不忘抱怨一下，“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

白居易對江州心存芥蒂。在他筆下，江州的自然環境惡劣，“煙塵三川上，炎瘴九江邊。”（《憶洛下故園》）“九江地卑濕，四月天炎燠。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孟夏思渭村舊居寄舍弟》）光讀詩的話，會以為他被流放到了一個不毛之地。

江州果真如此嗎？

發現江州

查閱史料就會發現，詩人只是在發牢騷。南北朝開始，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南移，中唐時期，江淮地區已是天下的經濟、文化重心了。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明確指出：“唐代自安史之亂后，長安政權之所以得以繼續維持，除文化勢力外，僅恃東南八道財賦之供給。”也就是說“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新唐書》）

江州所屬的江西地區物產豐富且商品化程度非常高。當地所產的稻米、茶葉、瓷器、木材，通過水路源源不斷地運往長安和各地。南宋李正民曾記述其盛況：“江西諸郡，昔號富饒，廬陵小邦，尤稱沃衍。一千里之壤地，粳稻連云；四十萬之輸，將舳蔽水。朝廷倚為根本，民物賴以繁昌。”

白居易《琵琶行》中提到“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側面展現了江州當地茶業貿易的興起。唐中期以后，吃茶之風日盛，茶葉需求量大增。江西就是茶葉的主產地之一，距離江州三四百里的浮梁（今江西景德鎮）不但出產茶葉，“斯邑產茶，賦無他物”。還是當時的茶業交易中心之一。浮梁茶甚至遠銷到了國外，敦煌文獻《茶酒論》說浮梁、歙州（今江西婺源）茶“萬國來求”。唐德宗年間開始征收茶稅，按《元和郡縣志》，浮梁一地的茶稅占到全國的近40%。

白居易邂逅的琵琶女，因為安史之亂流落到江州，嫁給茶商，其實算是亂世中的不錯際遇。只不過江州繁華不比國都，嫁為人婦的生活不及紙醉金迷的往昔。琵琶女的這段姻緣，讓白居易照見了自己的命運，有了強烈的共鳴，因此“座中泣下，司馬最多”。

白居易的長詩代表作，非《長恨歌》和《琵琶行》莫屬，前者作于初仕的盩厔，后者寫于被貶的江州。對比二詩，筆者認為后者更勝一籌。“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不光作者的藝術創作功力不一樣，在思想感情上后者也表達得更復雜、豐富。白居易在寫給元稹的信中說得很清楚：“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相信，作者本人也能同意此論的。

經濟繁榮，帶來文化繁盛。安史之亂后，北方士人大量南移，乃至江淮地區人才輩出，正如顧況所述“天寶末，安祿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吳為人海”。江州亦如是，尤其是廬山地區，鐘靈毓秀的山景水色和清凈莊嚴的佛寺道觀，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名士流連于此。“元規樓迥清風滿，匡俗山春畫障開”，江州雖比不上揚州的“流金淌銀聲色犬馬”，也足以為文人雅士們提供一方樂土。

這些情況，后人能夠通過史料獲取到，生活在當時的白居易當然也能感受到。白居易在穩定了失落的心神之后，開始接受并享受江州生活了。

到江州之后，白居易在給元稹的信中說：“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白居易知道司馬不過是一個閑差，“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江州司馬廳記》）

他要在江州追求“端然無所作，身意閑有馀”的舒適了。

游歷江州

白居易的前半生就是讀書、科舉、做官，仿佛一個生活優渥的世家子。缺少游歷，這是白居易迥異于李杜之處。江州任上，為他提供了宦游的時間和空間，詩人正好可以補上這一課。

白居易逐漸發現了廬山的秀美，“左匡廬，右江湖，士高氣清，富有佳境。”（《江州司馬廳記》）于是在廬山修了一座草堂。葛立方在《韻語陽秋》中說：“白樂天所至處必筑居，在渭上有蔡渡之居，在江州有草堂之居……皆有詩以紀勝。”

廬山是佛教圣地，東晉時期的慧遠大師在此建東林寺，創設凈土宗。廬山又是道教名山，山名源于匡俗成仙事。《水經注》載：“廬山匡俗……生而神靈，屢逃征聘，廬于此山，時人敬事之。俗后仙化，空廬尚存。……世稱廬君，故山取號焉”。白居易在此結交了眾多化外之友，思想上多了幾分超脫，“終年牽物役，今日方一往。紛吾何屑屑，未能脫塵鞅。”

江州還是隱逸勝地。江州地理位置險要，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兩漢三國時期就留下不少戰事，如灌嬰追擊九江王英布、周瑜鄱陽湖操練水師等。白居易獨對大隱士陶淵明的遺跡情有獨鐘。陶淵明生于斯、隱于斯、葬于斯，留下了大量詩文、佳話，樹立了一個中國傳統文人的精神坐標。做官不得志、有志于獨善其身的白居易，自然對此心向往而力趨之。

白居易在江州致力于探訪、追尋陶淵明當年的遺跡，也寫了不少詩歌紀念陶淵明。“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閑……我無二人才，孰為來其間？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題潯陽樓》）“每讀五柳傳，目想心拳拳。昔常詠遺風，著為十六篇。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訪陶公舊宅》）見到姓陶的人，就莫名會增加一層好感。

文人離不開酒與友，白居易在江州亦如是。《新唐書》說他“既失志，能順適所遇，托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唐才子傳》補了一句：“居易累以忠鯁遭擯，乃放縱詩酒。”據統計，白居易一生的詩歌中涉及酒有九百首之多，幾乎占了他作品總數的三分之一。其中，涉及酒題的有上百首，《強酒》《對酒示行簡》《醉中對紅葉》《對酒》等，均創作于江州。有了酒，就離不開朋友，在親情、友情、佛道、酒精的多重作用下，詩人得以忘卻塵世的苦惱，在江州營造出自己的一方天地，“兩鬢千莖新似雪，十分一醆欲如泥。酒狂又引詩魔發，日午悲吟到日西。”當然，因為有了酒和友，才有了一場接一場的聚會，才因緣際會有了千古名篇《琵琶行》。

被貶江州，讓白居易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性格上少了棱角多了圓潤，在明哲保身的前提下，把握隱與仕的平衡。由此，白居易的后半生，相對能夠自如地出入于廟堂與江湖。

由于厭倦了朝廷的紛爭，白居易主動要求外放到杭州、蘇州，既遠離了朝堂上的是是非非，又能在地方上有所作為，還可以享受到幾分閑適，“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游？”

這個多面而復雜的狀態，直到去世，仍舊是白居易的人生態度。正所謂“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濟獨善難得并。不能救療生民病，即須先濯塵土纓”。他走出了江州，也仍舊生活在“江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