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被誤解的“天演”，被銘記的“富強”

狂風起于漂萍之末，變革也常常潛伏在日常瑣細之中，即使是最敏感的人，也未必能洞察先機。1911年9月28日，中國歷史上并非至關重要的一天。對嚴復來說，也同樣如此。在這一天的日記中，他一如往常一樣簡單寫道：

“到禁衛軍公所，定國樂。”

國樂即是國歌。盡管國歌不過是19世紀的新發明，乃是民族國家用以制造國族共同體而創造的諸多政治符號之一，但到20世紀初，國歌儼然已經被世界列國公認為國家必不可少的象征之一。

遺憾的是，與德法等國節奏鏗鏘的國歌相比，中國卻從未頒布過正式的國歌。被當做國歌在外交儀式上使用的國調或是國樂，唯有曾紀澤在1883年創造的“圣天子，奄有神州，聲威震五洲”的《華祝歌》。這首國樂的旋律太過舒緩，以至于被一位外國公使在聽過之后，評論為“聲音啴喛，令人易倦”——這還是最好的狀況，有些大清外交官根本不知道《華祝歌》的存在，因此，在一次覲見荷蘭國王時，樂隊竟然演奏了一首描述女兒埋怨母親不給討丈夫的北京民間小調《媽媽好糊涂》。

直到1910年5月，國歌的制定才被正式提上朝廷日程，又過了14個月之后，禮、學兩部才會同軍咨處、陸軍部、海軍部奉旨擬定編制國樂辦法。其中，對國樂的旋律已經明確定性“竊以為我國朝會燕餐所用樂章典麗矞皇，允宜奉為楷則”——朝廷并不期望創新，只愿在沿襲舊日傳統的基礎上小修小補。因此，當這一任務加諸嚴復頭上時，他似乎也對此興趣缺缺。盡管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完全可以藉此榮膺中國國歌創始人之名。但嚴復最終提交的國歌歌詞佶屈聱牙，引經據典，字句之間彌漫著一股故紙堆特有的氣味：

“鞏金甌，承天幬，民物欣鳧藻，喜同袍，清時幸遭。真熙皞，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如果不加以解說，相信大清帝國的絕大多數臣民即使一字一句地聽完全部歌詞，也不會明了個中含義。他們不會知道自己在這首國歌里被比喻為一群在水藻中嬉戲的鴨子，對趕上如此清平盛世感恩戴德，載歌載舞。一如他們不會知道，就在嚴復制定歌詞的同時，在距離京師一千公里外的武昌，一群年輕的革命黨人也在制定計劃，而這個計劃的目的，恰恰是要徹底傾覆嚴復在歌詞中極盡頌揚的那個承天庇佑、金甌永固的大清帝國。

12天后，10月10日，嚴復在日記中寫下了四個大字：

“武昌失守”。

這一年，嚴復已屆耳順之年。回顧過去五十九個歲月，他已看遍時世變相。1853年，嚴復出生那年，太平天國的戰火縱橫東南半壁江山，他的家鄉閩省福州，雖然僥幸未遭戰禍，但烽煙波及，官府趁機聚斂，依然引起市面騷動。他或許也對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皇帝北逃的劇變有所感知，在之后的成長歲月中，他會意識到發生在童年時代的這場戰爭，對這個國家造成了怎樣的沖擊。

正是英法聯軍自海上入侵，讓朝廷中的有識之士意識到海防的重要性。福州作為最早被開辟為通商口岸的城市，自然首當其沖。嚴復14歲時以第一名被馬江船政學堂錄取，由此踏上西學之路，因此游歷英倫歐陸。32歲時，中法福州海戰爆發，嚴復雖然身在天津，卻得悉家鄉慘烈戰況。42歲時，甲午戰爭爆發，清廷一敗涂地。三年后，戊戌政變，六名年輕的維新黨人在菜市口被梟首示眾。1900年的庚子國變，嚴復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戰火迫在眉睫，在天津陷落前夕倉皇出逃。

雖然經歷如此多危殆時刻，外敵憑陵、內亂叢生，這個衰朽的老大帝國一次次搖搖欲傾，卻又在狂風巨浪的震蕩后奇跡般地一次次脫困幸存。恍若真如嚴復在歌詞中所描述的那樣“真熙皞，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因此，嚴復似乎沒有理由不相信，他作為國民所生活、熟悉，作為臣子所供職、侍奉的大清帝國依然能挺過這次危機。

然而，這一次，事態的發展卻出乎他的意料。他不會想到自己所編制的這首國歌，會成為歷史上最短命的國歌。他所謳歌的金甌永固、承天幬護的大清帝國竟會就此傾覆，他自己也將面對分成兩半的命運。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6月17日專題《分成兩半的嚴復》的B02-B03版。

變革：山雨欲來

“華風之敝，八字盡之：始于作偽，終于無恥！”

這般激憤之辭的作者，應該不會想到，16年后，自己會將身處的這個時代描述為“民物欣鳧藻，喜同袍，清時幸遭”。1895年5月1日，當43歲的嚴復在《直報》上刊發長論《救亡決論》時，心中想必認為斯時斯地，已經處于亡國邊緣。13天前，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割地賠款，一系列恥辱如皮鞭般抽打在心頭，而這般國恥，在嚴復看來，早在數月前的戰時，就已注定這般慘痛的結局。

1894年9月，在北洋水師與日軍艦隊尚在黃海鏖戰之時，身為北洋水師學堂總辦的嚴復，就在給丁憂在家同鄉官員陳寶琛的信中慨嘆道“近者時局滋不可問”，在分析了北洋水師一系列致命謬誤之后，他描述當下時局“千古荒亡，如一丘之貉；外則政以賄成，各立門戶，羌無一人為四千年中國之所，以為中國道地者。仆燕巢幕上，正不知何以自謀。滄海橫流一萍梗，只能聽其飄蕩而已。”

環顧朝堂之上，情勢更是一片紛亂，在11月8日寫給長子嚴璩的信中，嚴復談及甲午戰況，憂心忡忡。然而他并非僅止慨嘆，而是搜獲導致如此境地的罪魁禍首，而且他認為自己已經找到禍源所在：

“中國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學問之非，與士大夫心術之壞。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管、葛復生，亦無能為力也。”

當1895年到來時，嚴復似乎對周遭一切心灰意冷。早在五年前赴天津就任北洋水師學堂總辦時，他就抱怨自己與北方官場格格不入，御寒衣物家私皆支絀不堪。在寫給柏兄嚴觀濤的信中，他表示自己“擬二三年后，堂功告成，便當瀝求上憲，許我還鄉”。而這一年的年初，辭官還鄉的念頭再次浮出腦海，自己供職的北洋艦隊的潰敗，更給了自己告退的理由。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此時的嚴復都像是一個郁郁不得志的憤懣士子，如果再加上之前連續四次科舉不第，更讓他心灰意冷，萌生退意。如果嚴復按照信中所述，就此南歸，甚至徹底歸鄉，那么他就會像千千萬萬赍志以歿的人一樣，成為近代史上的失蹤者。但是，僅僅在他那封心灰意冷的信發出的20天后。1895年2月4日天津《直報》刊出了他撰寫的《論世變之亟》，將他猛然推上了歷史的前臺。

“嗚呼，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圣人無所為力，蓋圣人亦運會中之一物。既為其中之一物，謂能取運會而轉移之，無是理也。”

開篇讀來，確實縱橫捭闔，頗具氣象。熟悉明清八股策論的文士，在看過這段之后，或許會捻須哂笑：此種大談世變、運會、圣人的文辭，與考場上用以吸引考官注意而故作張揚的八股破題幾乎別無二致。但這篇文章真正的刀鋒隱藏在第二部分，對中西異同的比較：

“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

嚴復幾乎毫無顧忌地將中西之間的區別全然對立起來。而在后文中，嚴復更對中國所尊奉的古代圣人加以批判，他先是故作理解圣人之心，推想古賢先圣是因為擔心“物不足則必爭，而爭者人道之大患也”，所以刻意用“止足為教”，教導百姓安分守己，避免競爭。但圣人敉平競爭之用意，最終導致的結果卻是“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與外國爭一旦之命”。

嚴復這番話幾乎相當于將圣人之術直呼為愚民之術。盡管他在文中將中西文明進行比較時，尚且半遮半掩地寫道“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絀也”。然而只要參考中西對戰的勝敗現實，那么就可以明了，在前面列舉的中西方種種不同之處，嚴復道破了中西競爭一敗一勝的原因所在：

“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于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于為學也，中國夸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

嚴復最后開出了他的藥方，“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強之效者，無目者也。謂不講富強，而中國自可以安；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謂用西洋之術，無俟于通達時務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喪心之人不為此”。

唯有直面西方列國富強的現實，去學習西洋富強之術，來拯救行將“亡國滅種，四分五裂”的中國沉疴。

世變

《論世變之亟》只是嚴復送上的一杯開胃酒，但行文之中那種對中國古圣先賢近乎劍拔弩張的冒犯，足以引人矚目。而他在一個月后刊發的《原強》才是真正的饕餮大餐。《原強》文中對達爾文的進化論與斯賓塞的社會學進行了大張旗鼓地闡發與推崇。

盡管早在十五年前，西洋來華傳教士們，就在諸如《萬國公報》《佐治芻言》之類的刊物和譯作中涉及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但真正將其推廣遍及閭巷的宣傳大師，仍然非嚴復莫屬。嚴復的本領在于他特別善于從浩繁的學術論著和觀點中，提煉出自己需要的觀點，鍛造成格言警句，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灌輸給渴求新知的讀者。達爾文的進化論被嚴復簡化了兩個關鍵篇章《爭自存》與《遺宜種》：

“所謂爭自存者，謂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與接為構，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及其成群成國，則群與群爭，國與國爭。而弱者當為強肉，愚者當為智役焉。”

嚴復將達爾文的進化論提煉為一種萬物間為了生存無休止的爭斗，弱肉強食乃是進化的公理。而此一公理，“微禽獸為然，草木亦猶是也；微動植二物為然，而人民亦猶是也”——進化論弱肉強食的公理不僅自然界如此，同樣也施之于人類社會，“人民者，固動物之一類也”。

至于斯賓塞（嚴復在《原強》中譯為“錫彭塞”），嚴復則以“群學”來命名其學說，如此他便可以托以荀子“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能群也”進行適應中國傳統觀念的闡發。嚴復將斯賓塞的學說與傳統四書中的《大學》“誠正修齊治平之事”相提并論，而“第《大學》引而未發，語而不詳。至錫彭塞之書，則精深微妙，繁富奧衍”——在嚴復心中，斯賓塞的學說幾乎被視為超越中國傳統經典的存在。

但嚴復對群學的歸納，卻不像對達爾文進化論的歸納一般精辟概要，而是用諸如“天下沿流溯源，執因求果之事，惟于群學為最難。有國家者，施一政，著一令，其旨本以坊民也”之類的言辭，一再揄揚斯賓塞的學說：

“嗚呼！美矣！備矣！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懿也。雖文、周生今，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

為何會如此呢？從某種意義上說，或許是因為嚴復對斯賓塞的學說太過了解，以至于他意識到這一體系龐雜的學說難以像進化論一樣籠統概括。而另一方面，他真正想要從中提取的精髓，只在于兩點：一是人民作為組成社會（群）的有機體，唯有提高人民整體的素質，才能達成社會的總體進步。所謂“至于其本，則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開，民力日奮，民德日和，則上雖不治其標，而標將自立”。

另一方面，群學之所以謂之“群”，乃是與進化論相輔相成，在這個弱肉強食為公理的世界上，個體的消滅在所難免，但是作為群的種族-國家卻可以在競爭中得以長存。因此，作為個體，在為了群體利益而提升自我素質的同時，也要時刻做好舍己為群的準備。

在《原強》刊發的十天后，嚴復發表的《辟韓》可以被視為對《原強》的進一步闡發。但這一次，他徑直將中國世代尊奉的君臣之道掀翻在地，嚴復指出民眾本能自己相生相養，卻被君主欺奪患害。因此，“君臣之倫，蓋出于不得已也”。中國之所以現而今不能棄君臣之倫的原因，只是“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因此一旦人民足以自治，君主自然要被消滅。而中國的情勢，雖然因為民缺乏自治能力，不得已有君主。

但“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于王侯將相；而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產子也”——暴橫的主子驅使一群順從的奴隸與西洋各國的公民競爭戰斗，“彼其民為公產公利自為斗也，而中國則奴為其主斗耳。夫驅奴虜以斗貴人，固何所往而不敗?”

如此看來，嚴復儼然是一位民治主義者，相信唯有提高民智、培育民德、抒發民力，依靠民眾自治才能真正達到進化之境，在進化論宰制下弱肉強食的競爭大戰中取得勝利。

這固然是一個美好的理想，然而，我們卻不得不提出這樣的問題：誰來培育擁有自治能力高素質的民眾呢？當這群各具才智德行的民眾意見出現分歧時，又該最終聽誰的意見呢？

嚴復無法想象一個個體擁有了聰明才智和美好的德行，卻如同一盤散沙一樣，不愿為國效力，參與到弱肉強食的競爭中去。或許，在他看來，進化的結果就是人類走向和諧統一的大群——盡管后者可能也是他所意想未到的，因為那畢竟太過遙遠，而眼前最重要的目標是富強。

《論世變之亟》《原強》與《辟韓》可以說是嚴復開出的富強良方。這三篇論說已然讓其名聲大噪。但最終將嚴復的名字牢牢釘在近代史的萬神殿中的那根金釘，乃是他在次年翻譯完成的《天演論》。

天演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天演論》將這八字格言銘刻在幾代中國人的腦海中。以至于提及這本書，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這八個字。在某種程度上，嚴復期望通過此書表達的理念，幾乎已經在他發表的三篇論說《論世變之亟》《原強》與《辟韓》中闡發殆盡，特別是《原強》，幾乎可以作為《天演論》的縮略版來閱讀。

對今天的讀者來說，因為這本書的譯筆太過古奧典雅，以至于除了專門的研究者外，幾乎無人真正完整地閱讀過這本書。然而唯有精讀，才能發現嚴復在這本譯作中埋下的玄機。

作為一名譯者，首先要求的應該是信實，即使文筆不逮，也應盡量做到符合原意。如果按照此一標尺進行量度，就會發現嚴復的《天演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不合格的譯作。為了遷就自己的觀點，他不惜篡改原著者赫胥黎的本意。赫胥黎是達爾文最忠實的傳揚者，對達爾文進化論在世界范圍內的推廣居功厥偉。但也正因為赫胥黎對達爾文的學說理解深刻，因此，他才不會同意同時代的人將達爾文對自然界的進化理論的研究，推而廣之，放諸人類社會，他更不會認可動物界的弱肉強食可以作為人類社會恃強凌弱的公理。

在原著的第七章中，赫胥黎寫道：

“最強者和自我求生力最強者，總是趨于蹂躪弱者。”

然而這句話卻被嚴復改譯為：

“故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滅于鄰，此真無可如何之勢也。”

仿佛赫胥黎認為人類社會結成群體的目的就是為了在無法避免的弱肉強食中競爭求存。

在原著的第五章中，赫胥黎寫道：

“不幸的是，這個形容詞（人類的純粹理性）的意義經歷了這么多的改變，以至于把它應用到為了共同的善而命令人犧牲自己的理性上去，現在聽起來幾乎是有點可笑了。”

但對嚴復來說，赫胥黎的這一觀點毫無疑問會讓自己這個舍己為群的主張者感到不適，因此，他完全扭曲了這句話的意思，變成了：

“蓋惟一群之中，人人以損己益群，為性分中最重要之一事，夫而后其群有以合而不散，而日以強大也。”

赫胥黎的本意就這樣被嚴復通過錯譯的方式被完全扭曲，嚴復也樂于在書中的按語里引出自己所欣賞的斯賓塞，并用他的觀點修正，甚至是反駁赫胥黎的觀點。在嚴復看來，斯賓塞的群學完美詮釋了群體利益與個體利益是合二為一的，只要能夠使群中個體相信自己是群中一員，那么他自然而然就會將群體利益視為自己的利益，并為了群去自我犧牲——尤其是在危急存亡之時，沒有了群體的庇護，個體又該如何生存呢？

嚴復的用意可以理解，他所身處的時代正是危急存亡之秋，在世界種群競爭之中，中國已經落于下風，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

這也就是他的系列論說的最后一篇題為《救亡決論》的原因所在。不過饒具意味的是，這篇闡發救亡圖存方法的文章，實際上卻是一枚扔向八股取士科舉制度的炸彈。嚴復在論說中抨擊八股“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這篇文章在1895年5月1日開始連載刊發的目的恐怕也沒有那么簡單，因為次日便是全國各省舉子齊聚北京參加會試的日子。而1895年的這場會試，注定會在近代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一千余名舉子痛于甲午戰敗之恥，聯名上書，要求變法。

身在北京側近天津的嚴復，自然不會不知道這起事先張揚的公車上書。他的《救亡決論》可以說正中這些科舉考生的下懷。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嚴復自己一出胸中憤懣。就在兩年前的那個寒冬，嚴復回到福州，參加鄉試。這是嚴復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參加鄉試。這一次，他依然鎩羽而歸。在寫給友人的詩作中，他自怨自艾道：

“四十不官擁皋比，男兒懷抱誰人知？藥草聊同伯休賣，款段欲陪少游騎。

君來渤海從去春，黃塵埃垓愁殺人。末流豈肯重儒術，可憐論語供燒薪。”

1895年成為了嚴復命運的轉折點，科場失意被水漲船高的社會名望所彌補，四篇論說的刊布以及《天演論》的譯成，讓他名聲大著。他因此結交了諸如梁啟超、張元濟、汪康年等一眾革新人物。從這一意義上說，如果將19世紀末的中國比作一個競技場，那么嚴復依靠自己過人的天資與敏銳的洞察力在這場救亡圖存的競技中一路披荊斬棘，拔得頭籌。身為一個福州貧寒之家的醫生之子，他的每一步幾乎都是靠自身努力才能走到如今地步。

或許在嚴復自己看來，他就是天演進化之道施于人類社會最好的例證。不過，另一件小事似乎卻證明了退讓不爭同樣也是社會運行的規則——盡管這一規則在嚴復身上多少有些惺惺作態。1896年，就在嚴復因為他的論說和《天演論》的譯作聲名鵲起之時，他給四弟嚴觀瀾的信中，再度牢騷滿腹地抱怨自己想要退隱歸鄉：

“眼前世界如此，外間幾無一事可做，官場風氣日下，鬼蜮如林，茍能拂衣歸里，息影蔽廬，真清福也。”

退化

過去的十六年間，嚴復成功地將自己和“天演”“進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些新式名詞和概念捆綁在一起。也讓他成為了那個時代最時髦的人物之一。近代報人包天笑曾在1905年為嚴復舉辦了一場“名學演講會”。他細致入微地描述了嚴復登場時的情景：

“本來約定是下午兩點鐘的，但到了三點鐘后，嚴先生方才來了。原來他是有煙霞癖的，起身也遲了一點，飯罷還需吸煙，因此便遲了，他留著一抹濃黑的小胡子，穿了藍袍黑褂（那時候沒有穿西裝的人，因為大家都拖著一條辮子），戴上一架細邊金絲眼鏡，而金絲眼鏡一腳斷了，他用黑絲線縛住了它。他雖然是福建人，卻說的一口地道的京話。他雖是一個高級官僚，卻有一種落拓名士派頭。嚴先生講得很安詳，他有一本小冊子，大概是摘要吧，隨看隨講，很有次序。”

但包天笑也發現，坐在臺下的那些聽眾，“不是聽講，只是來看看嚴又陵，隨眾附和趨于時髦而已。”

《天演論》雖然是嚴復最膾炙人口的譯著，但恐怕就像這場演講會一樣，絕大多數人對此只是一知半解地附和趨時而已。他們未必理解嚴復在翻譯時苦心孤詣暗藏的那些機鋒，那些他試圖傳達給讀者的深刻意旨，包括被他刻意偷換的觀點和概念。就像一本書在出版之后，作者就部分地失去了解讀它的權利——唯有讀者才有權聲稱自己從書中究竟讀到了些什么。哪怕只是人云亦云道聽途說的觀點。

因此，即使將天演-進化這些概念取回中土的嚴復本人，也無法把握它們在中國的發展方向。當革命黨人將天演、進化與革命捆綁在一起推出時，他似乎也找不到合適的反駁理由。

“革命者，天演之公理也。”

鄒容在《革命軍》的這句話，以一種不言自明的奇特方式，將進化論與革命結合起來。革命被革命黨人視為進化的手段，用以批駁反革命的觀點。《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章太炎更引用嚴復早年闡發的民智論，與進化論競爭之說一起打包裝進革命的口袋里：“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后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

革命作為進化的必要手段，不僅不容置疑，更可以突駕躍進。當康梁指出“各國皆由野蠻而專制，由專制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斷難躥等”時，孫文只用一句：“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價也”便輕輕駁倒了。

甚至嚴復本人，也無法反駁這一由他親手構建起來的進化大廈。錢基博記錄了一件嚴復與孫文之間會面的軼事，那是在1905年，嚴復因事赴倫敦，孫文聞聽嚴復到來，于是特意前去造訪這位“天演哲學宗師”。當嚴復向他痛陳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急需從教育下手改善時，孫文這位篤定的革命家只是回答說：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思想家，我乃實行家也。”

從此二人不再相見。

“依我愚見，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如果革命黨人輕舉妄動并且所做過激的話，中國從此將進入一個糟糕的時期，并成為全世界的亂源。直截了當地說，按目前狀況，中國是不適宜于有一個像美利堅那樣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共和政府的。中國民眾的氣質和環境將需要至少三十年的變異同化，才能使他們適合建立共和國。共和國曾被幾個輕率的革命者，如孫文和其他人竭力倡導過，但為任何稍有常識者所不取。因此，根據文明進化論的規律，最好的情況是建立一個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適當的憲法約束。”

武昌起義爆發的一個月后，1911年11月7日，嚴復給《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寫下了一封長信。在信中，他再一次駁斥孫文這位實行家的革命觀，并且援引了他最嫻熟的進化論作為論據。他懇請莫理循發揮他的影響力，說服列強采取一致行動，“為了人道和世界公益起見，提出友好的建議，讓雙方適可而止，進行和解”，因為對立如果持續下去，那些搖擺不定的邊疆地區，很可能會淪入附近某個強國之手。

“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分裂中國的老問題就來了。愿蒼天保佑我們免受浩劫！當最壞的事情發生時，任何自詡文明開化的人民都負有責任，因為他們具有阻止浩劫發生的能力。”

就在寫下這封信的同一天，江浙宣告獨立，深受震動的北京官員開始紛紛攜家逃難。嚴復眼看著新成立不久的橡皮圖章的民意機關資政院里的議員們，紛紛作“鳥獸散”。

盡管嚴復被革命黨人視為思想家，但他依然想用自己的思想去踐行他在信中所說的“讓雙方適可而止，進行和解”。12月11日，嚴復作為南北和談代表趕赴革命中心漢口。在那里，他發現民眾對清軍攻打武漢時的焚燒行徑大為不滿，“民心大抵皆向革軍”。而更讓他啼笑皆非的是，本來這趟和談不僅花錢甚多，而且路過戰區，一派蕭索，原先委派代表也不過二十余人，但嚴復發現，“京官爭鉆同來，乃至五十余人之多，隨從倍之”——難道這些人還想再借機鉆營一番，“豈事成尚望保舉耶？”

即使果真如此，這也是這些人最后一次鉆營了。一個月后，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詔退位。孫文在得悉清帝退位的消息后，兌現承諾，主動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讓位給袁世凱。后者為了穩固在北京的軍隊和統治地位，暗中在京津兩地策動兵變，被鼓動起來的士兵四下劫掠焚燒。

新生的民國即以這種暴戾而荒誕的方式開場。身處北京的嚴復，悲哀地發現自己所有悲觀的預言正在成為最慘淡的現實：英國人對西藏垂涎三尺，俄國人對外蒙古和新疆虎視眈眈，而17年前在甲午海戰中一戰稱雄東亞的日本，則迫不及待地將魔爪伸向東北白山黑水之間的萬里沃野。而在他的眼前，則是各種政治勢力競逐的北京，為了在競爭中獲得勝利，無所不用其極——嚴復眼中，這場革命的唯一成果，就是將這個國家變成了一個貨真價實的弱肉強食的競爭場，一個最粗暴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試驗場。

1912年3月16日，嚴復在北京寫給德萊格博士一封信，這位英國學者很好奇究竟誰是中國第一首國歌的作者：“歌詞確系出自愚下之手，譜曲者名義上是溥侗——溥倫之弟。這件事的過程是這樣的：他們從當初康熙和乾隆帝所譜的皇室頌歌中選了幾個調子，要我根據調子填寫歌詞。樂曲自然現成的，他們所做的唯一事情是把中文的音符改寫成新式樂譜的點和線。”

“這個首都看起來仍然非常殘破凄涼，最令人作嘔的景象，就是你幾乎每天沿街見到那些身首異處的不幸之人的尸體。袁世凱答應給予那些遭到大兵搶劫的人以補償，可是他如何兌現諾言！其目的是安撫那些人，然而我擔心他只能使那些人更加憤懣。這樣快地失去民心，的確是所能設想的最危險的事。”

在信的最末，附上了這首短命國歌的歌詞：

“鞏金甌，承天幬，民物欣鳧藻，喜同袍，清時幸遭。真熙皞，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撰文/李陽